蒋寅：王夫之的诗歌评选与唐诗观

身为哲人和学者的王夫之（1619-1692），虽未将诗学作为毕生的事业，但他从十六岁就随叔父廷聘学诗，自称前后读古今人诗不下十万首，终因心思不在这方面，没有特别用功。明亡后潜心著书，二十八岁写成第一部著作《周易稗疏》四卷，以后兀兀穷年，著述不辍。年过不惑，王夫之重新留意诗学，并评选前代诗歌作品，编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宋元诗评选》和《明诗评选》[1]。康熙十年（1671）前后完成《诗广传》[2]，这是他最初的诗歌研究专著，但内容侧重于文化批评。后来他又着力研究《诗经》的文学表现，撰为《诗译》一卷，提出不少有创见的诗歌理论。他对明代流行的李攀龙《唐诗选》、王世贞《艺苑卮言》及唐汝询《唐诗解》等都很熟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明诗评选》引用钱谦益论汤显祖的文字看，他还读过《列朝诗集》[3]，并对程孟阳及其追随者钱谦益颇不以为然，故评明诗时常流露出对钱的不屑之意。广泛涉猎前代诗歌作品让他积累了不少诗歌史知识，对诗歌原理的理解和阐释因有相应的诗史知识支撑，而不至流于片面和主观武断。青木正儿说“他抨击拟古派，并轻蔑竟陵派，其激烈程度不下于钱谦益等人，但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大加挞伐，却丝毫不接触诗学上的理论问题”[4]，应该说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康熙二十七年(1688)七十岁时，王夫之开始整理自己的诗学研究成果，先将追忆平生往来友人之作，撰为《南窗漫记》一卷；两年后又将自己论诗和时文的心得，编为《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编，对毕生的文学批评业绩做了一个总结。同时还陆续为几种诗选润饰评语，这些评语凝聚了他晚年对诗歌的许多见解，也贯注了《读通鉴论》所显示的进化论史观，以及《宋论》体现的其历史哲学中“即用以观体”的现象学方法。这一工作估计直到去世也未完成，所以今存三种诗选都没有序跋，不像是打算授梓的稿子，或许只是讲学和指示后学的讲义罢。但这些著述已足以显示王夫之晚年颇用心于诗学，且以诗学为毕生学术的归结。历来对王夫之诗学的研究，一向注重美学和理论层面的问题，不太留意他的诗歌批评[5]，不免影响到对王夫之诗学成就的全面认识。

一、悟性与通识

王夫之的诗歌史研究肇基于《诗经》，他的诗歌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是萌生于《诗经》研究。他治《诗经》最大的特点，是将这部诗总集作为文学来研究。这在今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那个举世“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以帖括塾师之识说《诗》”的时代[6]，将《诗经》从十三经的神龛移到诗歌史的殿堂里来，还是需要很大胆识的。《诗译》首先指出《诗经》与后代诗歌有着同样的文学特征，认为：

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译以三唐。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7]

因而在《诗经》与后世诗歌之间，就绝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圣凡高下界限：“卫宣、陈灵下逮乎《溱沩》之士女、《葛屨》之公子，亦奚必贤于曹、刘、沈、谢乎？”而“《谷风》叙有无之求，《氓》蚩数复关之约，正自村妇鼻涕长一尺语。必谓汉人乐府不及《三百篇》，亦纸窗下眼孔耳”[8]。职是之故，诗歌批评有必要打通古今，后世作诗者应该遵循《诗经》的韵律法度，而《诗经》的解释者也不可不参照后代诗歌的艺术经验来理解《诗经》的艺术表现：

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9]

因为这段话是在《诗经》研究和解释的语境下说的，所以更强调《诗经》有别于群经的抒情文学特征，不可简单地用史学和小学训诂的方式来对待，必须参考后代诗歌艺术手法的变化来解读。在这一点上，《诗译》对《出车》的解释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唐人《少年行》云：“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猎长杨。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想见少妇遥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于取影者也。“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建旌旗，举矛戟，车马喧阗，凯乐竞奏之下，仓庚何能不惊飞，而尚闻其喈喈？六师在道，虽曰勿扰，采蘩之妇亦何事暴面于三军之侧邪？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10]

王夫之论证《出车》“春日迟迟”一章为征人凯旋于道的想象之辞，理由虽不无迂阔之处(如谓采蘩之妇不至暴面于三军之侧)之处，但举王昌龄《青楼曲》为参证[11]，说明此诗的表现手法，却极有见地。日本学者赤塚忠认为《出车》是男女对唱的剧诗，“春日迟迟”以下四句为女主角唱，“执讯获丑”以下四句为男主角唱，固也可成一家之言[12]，但“赫赫南仲”终不太像是自述口吻，不如王夫之解作征人想象中的“室家之欣幸”为佳。

王夫之论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有这种托基于历史感的悟性和通识，就像他自己说的，“看古人文字，须有通明眼力作一色参勘，胸中铢两乃定”[13]。他评先唐古诗往往以《诗经》《楚辞》为参照系，评唐诗再以古诗为参照系，而评明诗则又以唐诗为参照系。总之，都将具体的诗歌作品放到前后的诗史流程中去考量，于是古诗、唐诗、明诗的异同得失在他的“通明眼力”下洞若观火。

在古诗、唐诗、明诗三种评选中，他似乎对古诗用功最深，显然他是比较喜欢汉魏六朝这段诗歌的。最欣赏的诗人是谢灵运，对江淹也情有独钟，而曹植、陶渊明都没得到他太高的评价。至于唐代，在他眼中几乎没什么值得全盘肯定的诗家。要说他的趣味和所持标准，那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但他终究对诗歌史做过通盘的研究，眼界较常人开阔，故能明流变、识大体，作家批评的眼光颇为犀利。比如论庾肩吾、庾信父子，说肩吾在宫体诗人中“特疏俊出群，贤于诸刘远矣，其病乃在遽尽无余，可乍观而不耐长言”。同庾信相比较，“但子慎之所为遽尽者，情与度而已。子山承之，乃以使才使气，无乎不尽”。“子慎自近体之宗祊，子山乃古诗之螟子，两庾相因，升降所在”[14]。这段话既有眼力又有见识，将他父子的特点和诗史地位说得非常到位。又如他比较何逊和吴均，“顾仲言劲而密，叔庠劲而疏，两取方之，仲言之去古未远矣。唯其密也劲，在句而不在篇，字句自有余势。近不许叔庠入室，远不许子美升堂，正赖此尔”[15]。这也可以说见识很深，不光揭示两家诗风特点，尤其指出何逊诗歌艺术的要点所在，顺便对向来诗家常谈的杜甫学何逊作了一个翻案性的结论。

相比前代诗歌来，我认为他对明诗的批评更值得我们注意。《明诗评选》卷二评程嘉燧《走笔答赠胡京孺》云：“自与袁海叟联镳，必不寄时人篱下，其远祖则张谓、刘禹锡也。孟阳诗或从元白入，近体中如‘谷雨茶、清明酒’一种死对，又投胎许浑。钱受之亦尔。似此者不多得也。”[16]这已延伸到明末诗坛，程孟阳、钱谦益的创作，两人与明末和清初的诗坛都有极大的关系。卷六评李东阳《章恭毅公挽诗》又说：“语但平直，思实曲折；气不矜厉，神自凌忽。钱受之一流人那得到他津涘，‘似我者死’而已矣。”[17]李东阳是钱谦益《列朝诗集》中少有的给予好评的诗人之一，也是钱谦益人格和艺术上倾慕的楷模，但王夫之这里却彻底排除钱谦益与他的相似性，从根子上断绝了钱谦益入茶陵门下主客图的因缘。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一种与地域意识相关的判断，身为湖南诗人的王夫之决不能容忍倡导宋元诗风的钱谦益与湖南的格调派唐诗传统沾上边。

王夫之不仅对湖南的诗歌传统极为自负，对自己的审美判断力也极其自负。自信自己的趣味超出时流而必不为其所赞同，所以再三表示对此的不屑。《明诗评选》卷五评皇甫濂《咏梅花》说：“真净极之作，俗目必不谓净。”[18]评高叔嗣《三月二日交城大雪后》云：“密著，乃浅人必谓其疏远。”[19]评屠隆《彭城渡黄河》云：“疏甚，亦密甚，浅人不知其密。”[20]这种自负复自信的态度，使他勇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勇于坚持异于俗论的批评立场。

二、寓诗史研究于作品批评

王夫之诗评最大的特点，是将诗选作为诗歌批评来做。除了他推崇的先唐诗外，对于唐诗、明诗（相信失传的《宋诗评选》也差不多），都是在整体评价不高的前提下肯定个别作品的。大多数作品只是因为不犯什么病，不落什么套，或不失什么规矩而获得肯定评价，故而这些获得肯定的作品往往成为他借题发挥、批评诗史的对象，《明诗评选》尤其如此，凡文字较长的评语都是批评明诗的大段议论。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评王世贞《闺恨》：

弇州记问博，出纳敏，于寻常中自一才士，顾于诗未有所窥耳。古诗率野似文与可、梅圣俞，律诗较宽衍，而五言捉对排列，直犯许浑卑陋之格；七言斐然可观者，则又苏长公、陆务观之浅者耳。宗、谢、吴、徐皆为历下所误，唯弇州不然。弇州诗品自卑，亦未尝堕嚣豪咆哮臼中。弇州与沧溟尤密，余不知当日相对论文时作何商量？沧溟一种万里千山、大王天子语，是赚下根人推戴盟主铺面；弇州既不染指，即染指亦不倚之为命。而沧溟言唐无五言古诗，一句壁立万仞，唐且无之，宋抑可知已；弇州却胎乳宋，寝食宋，甚且滥入《兔园》《千家》纤鄙形似处。则王、李公标一宗，王已叛李，不知其又何以为宗也？弇州既浑身入宋，乃宋人所长者思致耳，弇州生平所最短者，莫如思致，一切差排，只是局面上架过。甚至赠王必粲，酬李即白，拈梅说玉，看柳言金，登高疑天，入都近日，一套劣应付，老明经换府县节下炭金腔料，为宋人所尤诋呵者，以身犯之而不恤。故余不知弇州之以自命者，果何等邪？故曰弇州于诗，未有所窥，倘有所窥，即卑即怪，亦自成一致也。大要为记问博，出纳敏，生我慢而不自惜，晨秦暮楚，即沧溟亦不能为之挽。然则虽曰王、李，其不相配偶者久矣。为存小诗一章，而论之如此。[21]

正如结语所说，这里存王世贞小诗一首，似乎只是为了做个借题发挥的张本。一大段议论简直就是全面分析王世贞诗才及与李攀龙言诗旨趣异同的一篇论文，其间既有诗体批评、风格批评，也有修辞评价和艺术渊源论，还包括李攀龙诗论，内容相当丰富，剖析更极细致，如此细致的作家批评，在近代文学批评论文出现之前，的确是很罕见的。卷五评王思任《薄雨》也是很典型的一例：

竟陵狂率，亦不自料遽移风化，而肤俗易亲，翕然于天下。谑庵视伯敬为前辈，天姿韶令亦十倍于伯敬，且下徙而从之，余可知已。其根柢极卑劣处，在哼着题目，讨滋味，发议论，如“稻肥增鹤秩，沙远讨凫盟”之类，皆是物也。除却比拟钻研，心中元无风雅，故埋头则有，迎眸则无，借说则有，正说则无。竟陵力诋历下，所恃以为攻具者，止“性灵”二字。究竟此种诗，何尝一字自性灵中来？靠古人成语，人间较量，东支西补而已，宋人最为诗蠹在此。彼且取精多而用物弘，犹无一语关涉性灵，况竟陵之鲜见寡闻哉？五六十年来，求一人硬道取性灵中一句，亦不可得。谑庵、鸿宝大节磊砢，皆豪杰之士，视钟谭相去河汉，而皆不能自拔，则沈雨若、张草臣、朱云子、周伯孔之沿竟陵门，持竟陵钵者，又不足论已。聊为三叹！[22]

卷六评袁宏道《和萃芳馆主人鲁印山韵》以千余字的篇幅论袁宏道诗的安身立命之处，通过与王李、钟、谭比较，最终落实于用字一点：

诗莫贱于用字，自汉、魏至宋、元，以及成、弘，虽恶劣之尤，亦不屑此。王、李出而后用字之事兴，用字不可谓魔，只是亡赖偏方，下邑劣措大赖岁考捷径耳。王、李则有万里千山、雄风浩气、中原白雪、黄金紫气等字，钟、谭则有归怀遇觉、肃钦澹静、之乎其以、孤光太古等字，舍此则王、李、钟、谭更无言矣。钟、谭以其数十字之学，而诮王、李数十字之非，此婢妾争针线盐米之智，中郎不屑也。中郎深诋王、李，诋其用字，非诋其所用之字。竟陵不知，但用字之即可诋，而避中郎之所斥，窃师王、李用字之法而别用之，中郎不夭，视此等劣措大作何面孔邪？王、李用字，是王、李劣处；王、李犹不全恃用字以立宗，全恃用字者，王、李门下重儓也。钟、谭全恃用字，即自标以为宗，则钟、谭者，亦王、李之重儓，而不足为中郎之长鬣，审矣。[23]

模式化在创作的师法上是与门户习气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前文所言，入一家门户，便是求得一种活套，就可以按题目需要填砌，门户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捷径和熟套的代名词，也因此与饾饤、支借、桎梏等缺陷联系起来，而与风雅、独创性、才情等艺术的基本理念相对立，所谓“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24]，“立门庭者必饾饤，非饾饤不可以立门庭。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25]，都道尽门户之弊。王夫之因力拒模式化，凡是成为门户的前代作家都遭到他的贬斥。首当其冲的则是盛唐的李颀、杜甫和晚唐的许浑。

李颀在盛唐代诗人中成就并不算突出，但七律体格严整、声韵铿锵，夙为七子辈所师法，因而首遭殃及。《唐诗评选》评高适《同陈留崔司户早春宴蓬池》云：“盛唐之有李颀，犹制义之有袁黄，古文词之有李觏，朽木败鼓，区区以死律缚人。”[26]这里并没有直接评价李颀创作的得失，而仅以他成为广泛模仿的对象而痛加贬斥。《古诗评选》评鲍照《拟行路难九首》其五又说：“土木形骸，而龙章凤质固在。高适学此，早已郎当，况李颀之卤莽者乎？”[27]这里更进一步指出高适学李颀之失，而否定李颀的成就。《明诗评选》评林鸿《塞上逢故人》一首云：

子羽，闽派之祖也，于盛唐得李颀，于中唐得刘长卿，于晚唐得李中，奉之为主盟。庸劣者翕然而推之，亦与高廷礼互相推戴，诗成盈帙。要皆非无举，刺无刺，生立一套，而以不关情之景语，当行搭应之故事，填入为腹，率然以起，凑泊以结，曰吾大家也，吾正宗也，而诗之趣入于恶，人亦弗能问之矣。千秋以来作诗者，但向李颀坟上酹一滴酒，即终身洗拔不出，非独子羽、廷礼为然。子羽以平缓而得沓弱，何大复、孙一元、吴川楼、宗子相辈以壮激而得顽笨，钟伯敬饰之以尖侧，而仍其莽淡，钱受之游之以圆活，而用其疏梗，屡变旁出，要皆李颀一灯所染。他如傅汝舟、陈昂一流，依林、高之末焰，又不足言已。吾于唐诗深恶李颀，窃附孔子恶乡原之义，睹其末流，益思始祸，区区子羽者流，不足诛已。[28]

以上都是从学李颀之失出发来贬低李颀的，《明诗评选》还从肯定其之所成的角度来反证李颀的不足法。如卷二评王稚登《昔者行赠别姜祭酒先生》云：“有阑句，有痕句，要不失为清莲法嗣，不入李颀恶道。”[29]卷六评柳应芳《长干里看迎腊月春》云：“真唐人最上风味，不为李颀以下魔轮所转。”[30]同卷评朱曰藩《隋堤柳》还说：“此种非真有摩醯顶门正眼者不敢作。但试问无李颀、许浑恶诗以前无七言否？又且问潘、陆、颜、谢时有七言否？则知此是七言近体。”[31]在此他又将李颀与许浑相提并论，因为两人都以七律一体被明人奉为门户，而许浑在他眼里更是以恶诗成为门户的一个荒谬典型，“七言今体，二百八十年屡变不一，要之出许浑圈缋者无几”[32]。不过他对许浑的批评要比李颀细致具体得多。首先他认为许浑诗缺乏自然生动之趣，如《古诗评选》评庾信《咏画屏风》之四云：“取景，从人取之，自然生动。许浑唯不知此，是以费尽巧心，终得‘恶诗’之誉。”[33]其次是认为许浑专作死对，见于《明诗评选》评杨慎《感通寺》：“‘见闻’二字死对中有活路，许浑一流不知，揉玉为泥，何望及此？”[34]《明诗评选》卷六经常用许浑作为评价底线，以超越许浑来称赞明代诗人七律写作的成功。如称赞王逢年《虎山桥问渡入五湖》“命意求隽，以不落许浑为高，浑诗亦未尝不隽也”[35]。又评高启《丁校书见招晚酌》说：“高五言近体，神品也。七言每苦死拈，时有似许浑者。此诗傲岸萧森，不愧作家矣。”[36]同卷评刘基《越山亭晚望》也说：“犹在刘文房左右，未入许浑。”[37]或者说不是许浑所能到，如同卷称文徵明《月夜登阊门西虹桥》“潇洒成兴，许浑一派终无此标格”[38]。凡此都足以看出，王夫之的诗歌批评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不仅深中明代诗歌创作的弊端，更从艺术渊源上揭示造成这种弊端的病根，实质上仍贯穿着通识，是寓诗史意识于作家作品中的批评理念的体现。

三、对杜甫评价的改写

从对诗歌抒情本质的界定已可见，王夫之的诗歌观念很难包容杜甫那些批判现实的作品。两人的诗歌趣味差异更大：杜欲顿挫，王欲平易；杜欲沉郁，王欲轻灵；杜欲整炼，王欲疏畅；杜欲密致，王欲清空，几乎是针锋相对。不光如此，由于杜甫是明代诗坛最大的门户，就更招致王夫之的不满，平时论诗中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非议杜甫的机会。《唐诗评选》评《同谷七歌》云：

七歌不绍古响，然唐人亦无及此者。其位置行住如谢玄使人，屐履皆得其任。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为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馓子也。[39]

《同谷七歌》在老杜集中本非上品之作，一般都认为杜甫夔州以后诗才臻炉火纯青的境界，而王夫之却偏说：“杜本色极致，唯此《七歌》一类而已。此外如夔府诗，则尤入丑俗。”他那好恶特异于人的评价标准由此可见一斑。

在《唐诗评选》中，一般批评家普遍推崇的杜甫作品，王夫之大多没什么好评。而另外两种评选论及其他诗人的作品，却常拉杜甫作个垫背的，捎带着诋斥两句。如《古诗评选》评张华《荷诗》道：“古诗出百字以上，即难自料理矣。世眼务卖菜之益，故杜陵《奉先咏怀》《北征》诸作，以径尺落苏、齐眉赤苋为惠于窭人之腹。”[40]这是说古诗长篇最难，过百字就不易掌握，杜甫《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虽号为名篇，也只不过是世俗以长为贵而已。他不直接说杜诗有什么缺点，却说世俗之好没什么道理，便釜底抽薪地抹杀了杜诗的价值。《明诗评选》鉴于一代诗人皆以杜诗为不二法门，评语更通过批评学杜之失，间接地表达了对杜甫的否定性评价。其中既有基于自己的艺术观念而批评“诗史”及议论铺叙的例子，如评徐渭《沈叔子解番刀为赠》云：“学杜以为诗史者，乃脱脱《宋史》材耳。杜且不足学，奚况元、白。”[41]评汤显祖《南旺分泉》云：“指事发议诗一入唐、宋人铺序格中，则但一篇陈便宜文字。强令入韵，更不足以感人深念矣。此法至杜而裂，至学杜者而荡尽。”[42]也有像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这样，借后人学杜之弊揭示杜诗本身的平庸性的大段议论：

蒙古之末，杨廉夫始以唐体杜学，救宋诗之失。顾其自命曰铁，早已搏撠张拳，非廓清大器。然其所谓杜者，犹曲江以前、秦州以上之杜也。孟载依风附之，偏窃杜之垢腻以为芳泽，数行之间，鹅鸭充斥；三首之内，紫（疑应作柴）米喧阗。冲口市谈，满眉村皱。乃至云“丈夫遇知己，胜如得美官”，云“李白好痛饮，不闻目有痤；子夏与丘明，不闻饮酒过”，云“泪粉凝啼眼，珍珠压舞腰”（《雪中柳》），云“溪友裁巾帻，虚人作饭包”（《荷叶》），云“何曾费钱买，山果及溪鱼”，云“巴人与湘女，相逐买盐归”，云“清流曲几回，吃饭此山隈”，云“人情世故看烂熟，皎不如污恭胜傲”，云“他年大比登髦俊，应报新昌县里多”，云“先生种苎不种桑，布作衣裘布为裤”。如此之类，盈篇积牍，不可胜摘。呜呼，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乃栩栩然曰吾学杜，杜在是，诗在是矣。又何怪乎近者山左、两河之间，以烂枣糕、酸浆水之脾舌，自鸣风雅，若张、王、刘、彭之区区者哉？操觚者有耻之心焉，姑勿言杜可也。[43]

他认为明代虽举世学杜，但杜诗的真精神并未被揭示和认识，因而学者往往不得要领。就像他评杨慎《雨中梦安公石张习之二公情话移时觉而有述因寄》，称此诗“体兼韩杜。然为杜学者，必此乃有渊源。大骨粗皮、长鼻肥胫如老象者，不知取益于杜者也”[44]。为此他诫人不要轻言学杜，先弄清杜诗值得学的地方再说。 然而诗坛的现实如此，谈论明诗又怎么离得开杜甫呢？他要别人“姑勿言杜”，自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明诗批评与杜甫联系起来。或者不如说，明诗与杜甫的关系，就是他明诗批评的立足点。当然，正像李颀和许浑一样，杜甫也很少作为正面的参照系出现，王夫之在批评中主要是用他作反面教材。具体地说，凡是为他首肯的作品，总会强调不是学杜。如评高启《郊野杂赋四首》：“苦学杜人必不得杜，唯此夺杜胎舍，以不从夔府诗入手也。”[45]评贝琼《庚戌九日是日闻蝉》：“必不可谓此为仿杜，自有七言以来，正须如此。仿杜者比多一番削骨称雄、破喉取响之病。”[46]评郑善夫《送吾唯可还三吴》：“如此更不恶于学杜矣，可疏不可恶故也。”[47]评王逢元《对酒》：“濯洗自将，得之刘播州，固自胜他糨装杜甫。”[48]评刘基《感春》：“悲而不伤，雅人之悲故尔。古人胜人，定在此许，终不如杜子美愁贫怯死，双眉作层峦色像。”[49]评王稚登《天平道中看梅呈陆丈》：“苍凉甚，然终不似学杜人怪怒挥拳也。吾愿欲苍凉者无宁学此。”[50]评薛蕙《春夜过时济饮》：“将意将神，亭亭不匮。不意杜学横流之时，得此雅制。”[51]即使承认是学杜，也不是学李梦阳那个杜。他评文徵明《忆昔》就说：“局法真从杜得，非李献吉所知。”[52]而且他坚信学杜要学得好，首先得避开杜甫的毛病。他在评杨维桢《送贡尚书入闽》时特别强调：

宋元以来，矜尚巧凑，有成字而无成句。铁崖起以浑成，易之不避，粗不畏重，洵万里狂河，一山砥柱矣。观其自道，以杜为师，而善择有功，不问津于夔府之杜。“苑外江头”，“朝回日日”诸篇，真老铁之先驱，又岂非千古诗人之定则哉？杜云“老节渐于诗律细”，乃不知细之为病，累垂尖酸皆从此得。老铁唯不屑此一细字，遂夺得杜家斧子，进拟襄阳老祖，退偕樊川小孙，不似世之学杜者，但得起咋醋眉、数米舌也。[53]

这里再度拈出杜甫的琐细之弊，说杨维桢独不屑于家常琐屑之词，而能踵老杜豁达洒脱一体，终成其浑灏跌宕的“铁崖体”。他甚至持这样的看法：真正善学杜诗学得到家，最后就看不出杜甫的痕迹。比如杨维桢《富春夜泊寄张伯雨》一诗：

春江大汛潮水长，布帆一日上桐庐。客星门巷赤松底，野市江郊净雪初。柱宿鸡笼山顶鹤，斗量鮆网坝头鱼。来青小阁在林表，故人张灯修夜书。

评曰：“以此学杜，得墨外光，正不似杨孟载钝刀很斫也。”[54]这是说此诗学杜能得神味之似，而不是刻意模拟，强求合迹。他心目中成功的学杜大体如是。

经他这么一通褒贬，有明三百年的学杜就彻底显示为一个荒唐的结果：刻意学杜而似的无非是下驷，上乘之作全不是学杜所致；善于学杜的结果是不似杜，而学杜最高境界竟是不见杜诗痕迹。既然如此，诗家还有何必要学杜，而杜诗的典范性又何在？面对这样的疑问，别人或许还要犹豫、斟酌，而王夫之的回答绝对是直截了当的，杜诗就是没必要学。所以当他看到蔡羽尝“谓少陵不足法”时，就大喜终获知音。《明诗评选》卷四评其《早秋李抑之见过》“中庭绿荫徙”一句，称“妙句幽灵，觉杜陵‘花覆千官’之句，犹其孙子。当林屋时，学杜者如麻似粟，不知拄杖落此老手中”[55]，评《钱孔周席上话文衡山王履吉金元宾》又说：“但能不学杜，即可问道林屋，虽不得仙，足以豪矣。诗有生气，如性之有仁也。杜家只用一钝斧子死斫见血，便令仁戕生夭。先生解云杜不足法，故知满腹皆春。”[56]王夫之确确实实以他严厉的批判表暴了明代诗歌学杜的虚妄，同时也解构了杜甫的艺术价值和典范性，杜诗无尚崇高的评价在他的诗学中被改写，由此降落到历史的最低点[57]。幸而他的著作不传于世，否则二百年间诗坛不知要掀起多大的波澜。

综上所论，王夫之的诗歌批评可以说是得失参半，既有深刻过人的诗歌史见解，也有观念狭隘、偏颇武断的作家、作家评论，其不足之处我另有专文分析，这里只想指出，无论如何，王夫之的诗歌批评是非常有个性的，有独到见解的，对先唐诗歌的评论包含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对唐诗的批评也贯穿着自己的理论思考，对明诗的批评则倾注了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使他的批评随处流露出真知灼见，只要我们认真挖掘，披沙拣金，就能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经验。

原载《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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