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黑猫白猫，把为官之道展现得淋漓尽致的李贤

李贤河南邓州人， 宣德七年（22岁）获乡试解元，第二年就中进士。李贤不仅读书牛，在“官场钻营”上其实更牛。

殿试后不久，大学士、少师杨士奇因惜才想见他一面。为了能让自己更快的打响名号，从众同年中脱颖而出，李贤回应以无理由的不理会 -- “竟不往”（“欺负”杨士奇不会打击报复他）。“不附权贵”的声望有了，官运也随之而来，正统三年李贤就获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个重要职务。

注：李贤的气运也相当好，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李贤是为数不多能逃回京师的随征大臣之一。

景泰初年，已攒足资历的李贤却遭遇了职场天花板，眼瞅着空出来的吏部侍郎位置就是上不去。不是他没能力，也不是明代宗不喜欢他，而是让代宗言听计从的重臣于谦举荐了另一个人。

于谦举荐项文曜也不是故意针对李贤，而是考虑到当时的常例，不能“直升本部”（以防裙带、营私）。而且在任命项文曜为吏部侍郎的同时，也将李贤调升为户部侍郎。

虽然李贤心里“意难平”，但他并未表现出什么，而且此后在任上兢兢业业很受于谦、王文、代宗等的好评和重视。

到了景泰八年，李贤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一年发生的“夺门之变”，对于李贤来说可谓是“危机”和“机遇”并存。

“危机”，是因为李贤是被代宗、于谦提拔和重用的人，搞不好就要成为复辟的英宗清洗的对象。“机遇”，是因为复位的英宗势必要对朝堂进行大的调整，位置和机会自然不会少了。为此李贤又拿出他起家的手段“踩人上位”。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皇帝（代宗）易储靠行贿”的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原始出处是李贤。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从，先啖其左右，于阁下诸学士，各赐金五十两，银倍之，陈循辈惟知感惠，遂以太子为可易。
《古穰杂录》李贤

这个故事的最后，李贤还不忘强调一下“惟贤等侍郎四五人不与”。既嘲讽了代宗，又撇清并拔高了自己。这还不算完，李贤紧跟着又从“天地君亲”等各个方面来诋毁代宗，讨好英宗。

景泰淫荡载度，臣民失望，一闻上皇复位，无不欢忭鼓舞；景泰时不孝于亲，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至而朝廷之上怨恨忧郁之气充满，是以六七年间水旱灾伤遍天下。天变于上，气乖于下，一年甚一年 ……
《天顺日录》李贤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末代首辅魏藻德能坦然跪伏于李自成脚下，边阿谀奉承、边大骂崇祯，想必也是在向这位前辈学习和致敬。

不过光骂代宗最多只能让自己不被株连，而想成为英宗朝的重臣、宠臣还得拿出别的手段，因此李贤又瞄向了跟自己“有仇”的于谦。

李贤投“夺门一党”所好，主动并积极的揭发于谦、王直等人的“黑料”– “故除于谦等皆用徐有贞策，而贤阴助之”。很快李贤就“因功”被徐有贞推荐入阁，而于谦等人被杀后，李贤也没忘落井下石再污蔑、嘲讽一番。

言官劾其（项文曜）憸邪，赖于谦力保存之。已而，谦败，文曜卒见斥谪。当时以文曜为于谦妾，士林非笑之。
《天顺日录》李贤

在天顺朝堂站稳脚跟后，李贤又投英宗所好开始助其铲除“夺门功臣”。但是这跟什么忍辱负重、为于谦报仇根本就扯不上关系。纯粹就是为了争宠、争权。

英宗最初对“夺门党”还是有些下不去手的，毕竟这些人有恩于他。而且英宗也不高兴李贤未主动参与“夺门”，觉得李贤的忠心还是有些欠缺。李贤借着申辩的机会，给英宗弄出了一个整治夺门党的理由进而为自己开脱 – 他们不是在帮你，而是在利用你。

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辈何足惜，不审置陛下于何地！ … 臣彼时极知此举之非，亦有邀臣与其谋者，臣不从。
《天顺日录》李贤

按照李贤的说法，他当初就不是骑墙观望，而是怕连累英宗。看着很有道理，其实就是胡扯。

如果真怕祸害了英宗，知晓之后为何不阻止、不设法补救，也不联系告知英宗？是觉得自己不参与、不出声英宗就更安全，还是在自保、观望？

另外在夺门之变前，连中三元的商辂曾经上《复储疏》劝谏代宗将皇位还给英宗一系 -- “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夺门之变”后商辂因执意要在英宗的复位诏书里写上赦免于谦、王文等人的内容，得罪石亨、曹吉祥等人而被挤兑罢免。

李贤如果真的是忍辱负重、为于谦报仇，有什么道理不起用商辂？而事实却是李贤死前，商辂一直未能重返朝堂。是李贤忘记了，还是怕这个“牛人”还朝被重用？

最后为于谦鸣冤平反的功臣也不是李贤，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御史赵敔。他在成化元年上疏宪宗为于谦等人喊冤并请朝廷为他们平反，宪宗看到奏疏后当即予以首肯，李贤只是积极配合执行上意而已。只不过此时的李贤位高权重且门生遍天下，所以名声多归于他了。

但是也不能说李贤就是一个完全的佞臣，大权在握后他也没有忘记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掌朝的这几年，李贤从“军民官”几个方面推行自己的新政。

加强边务，裁撤军中老弱、清理空饷，在加强边墙防御的同时降低朝廷的军费压力。轻徭薄税、停罢江南织造、边臣进献、宦官采买等，与民休养生息。

在官制上取消了地方督抚空缺，由三品以上官员“会推”的制度，改为先考核评分再从中择优，不过这一条更多是源自纵贯明朝的“阁部之争”。

注：“阁部之争”是指明朝内阁和六部争夺朝堂控制权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是吏部在人事任免上的权限，尤其是涉及朝廷重要职务任命权的“会推”（吏部组织九卿商讨出备选名单后由皇帝从中选取）。

另外，李贤在劝谏英宗方面的成果也不错。例如惩治“夺门党”、劝阻英宗不要改立太子等等。也正是因为这些，为李贤赢得了“贤相”的美名。

除了上述这些，李贤对明朝最大的改变是首创了“秉笔制”。

正统朝正式确立“票拟批红”制度时，内阁的大学士均有票拟权。李贤以防止争执和混乱为由，设立了“秉笔制度”。政务如何处理可以由大学士们一起会商，但是执笔票拟的只能一人（也就是他自己），这实际上是将内阁的票拟（决策）权收归于一人。

注：正是因为李贤控制了“秉笔权”，所以商辂在多次被人奏请起复，英宗也不反对的情况下不能还朝。

严格来说内阁首辅制就是从李贤开始的（嘉靖朝正式开始使用首辅这一称谓），也是从李贤开始明朝的内阁第一人正式具备了“相”的地位和权力。

但是斗争是集权的孪生兄弟，原本和谐的内阁从此也开始了残酷内斗。而且这种内斗很快就突破内阁的圈子向外朝蔓延，它与“党争”结合的同时也助推着党争。严重点说李贤为个人私欲的集权，也助推着明朝的灭亡。

当然这并不是李贤的本意，只能说他把明朝官场给看透、玩明白了。无论想做什么，先保全自己并获取权力。此过程中的手段无所谓、日后的影响也无所谓。因为掌握权力之前，这些对他都没有意义。掌握权力之后，这些对他也没有意义，因为目的已经实现了，还需要在乎其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