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有五座国宝佛像，相貌非常特殊，因此解开鲜卑人的长相之谜

山西有五座国宝佛像，相貌非常特殊，因此解开鲜卑人的长相之谜

鲜卑，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从西晋到北朝，鲜卑人进入了中原，建立了多个王朝。最终，隋朝朝在鲜卑王朝——北周的基础下建立，并取代了继承汉晋法统的陈朝，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将近500年的分裂和战乱。

如今，绝大多数鲜卑人都已经被汉族同化，与普通汉人看不出区别。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时刻困扰着学者：“鲜卑人到底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

根据晋朝的记载，鲜卑人具有相当鲜明的白种人特征。《世说新语》第 27《假谲》曾记载载，东晋权臣王敦曾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而在《晋书》里，晋明帝也被称为“黄头鲜卑儿”。因此，黄须和黄发，应该是鲜卑人最主要的特征。

因此，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开篇即是: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

此外，鲜卑人不仅须发皆黄，而且还“白”。例如曾经先后建立多个“燕朝”的慕容鲜卑，就被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蔑称为“白虏”或“白贼”。例如前秦君主苻坚曾怒骂背叛自己的慕容冲：

“吾不用王景略（王猛）、阳平公（苻融）之言，使白虏敢至於此。”

那么，鲜卑人到底是不是白种人呢？对此学者们通过文献记载、考古文物以及分子人类学，进行了多方面套路。从鲜卑人遗骨的发掘来看，他们大体都是东北亚蒙古人种，也就是说，他们是黄种人。但是由于样本不足，实难断定。

然而山西云冈石窟的五座特殊佛像，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因为这些佛像，都是有原型的，他们分别是北魏王朝的五位皇帝。而北魏，正是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可以说，这五座佛像，简直就是1000多年前的“总统山”。

这五座佛像，乃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佛像，监工是著名高僧昙曜。按照现在的编号，自西向东依次为 20、19、18、17、16窟，各窟内雕刻三世佛，正壁主尊均为高达15～17米余的巨形佛像。

北朝时，中国佛像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并没有中国化。因此，在形象的塑造上，这些佛像显得高鼻深目，更像是胡人。但这五座佛像却不同，它们的面貌更像中国人。

那么，这五座佛像的形象为何会如此特殊呢？这就要从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说起了。

自东汉以降，佛教在中国传播很快，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北到南，到处都是佛寺。由于僧侣有免税的权利，因此许多贫苦百姓纷纷投充到寺庙。由此，寺庙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僧众越来越多。

佛教势力不断膨胀，很快便受到了朝廷和士人的高度警觉。在朝廷看来，寺庙与国家争夺人口和财赋，直接威胁到国家的财政稳定。此外，中国原始佛教秉承印度佛教只跪拜释迦牟尼，对父母、君王均不行跪拜之礼的原则。因此僧众拒绝向皇帝表示臣服和效忠。相比于印度，中国皇权要强大太多，因此原始佛教的这个原则是不服水土的。

其次，在士人看来，僧人遁入空门，不赡养父母，不养育儿女，是对伦理纲常的挑战，简直大逆不道。此外，佛本来就是外国神，堂堂华夏衣冠士族，为何要跪拜胡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佛教都处于高压之下，难以登堂入室。

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佛教终于遭受了一场浩劫——“灭佛运动”。在此期间，重新道教的太武帝大肆屠杀僧侣，焚烧寺院和经文，推倒佛像，搞得人心惶惶。

太武帝死后，他的儿子文成帝立即恢复了佛教的合法地位，僧人们这才从躲藏之处伸出头来。但是僧侣们总结经验，最终发现，若想要在华夏地区合法传教，就必须讨好上层，效忠皇帝，让原始佛教符合儒家的价值观。

因此，高僧昙曜推出了一个折中理论：

“吾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在昙曜的包装下，保护佛教的文成帝成了佛的化身。因此，僧人跪拜、效忠文成帝，并非背叛释迦摩尼，而是为了拜佛。

公元452年，善于开凿佛像的高僧师贤，在文成帝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佛像。而这个佛像的样貌，就是以文成帝为原型的。不仅如此，在这尊佛像脸上和足上，各有一块黑斑，与文成帝身体特征吻合。很显然，这绝非巧合，不过是师贤、昙曜在玩弄君权神授的把戏，讨好文成帝。

听说这件“祥瑞”之事后，文成帝龙心大悦，下令在山西大同大规模开凿石像。其中有五座佛像，分别以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恭宗景穆帝拓跋晃和文成帝本人为原型。

根据文献记载：

“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

很显然，为了讨好文成帝，昙曜等人可谓下足了血本。而他们的忠心最终也得到了回应，佛教取代太平道，成为北魏事实上国教。

佛教之所以能成为国教，除了僧人对皇权的效忠以外，也在于拓跋鲜卑的胡人属性。前文也提到，北魏曾经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国教。但是道教在崔浩“国史案”后，发展却急转直下。原来，太武帝的谋士崔浩在编修国史时，公然歧视胡人、侮辱太武帝的先人，招致鲜卑皇帝的不满。最终，崔浩在受尽侮辱后，被满门抄斩。

由于汉族士人的不配合，文成帝有意抬高了佛教的地位，试图用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冲淡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可以说，昙曜、师贤与文成帝是各取所需。

最后回到云冈石窟，根据山西文物工作者推测：

“这五所石窟，如果依据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一像来考虑，16、17窟是从西数的最后两窟。主像是单一释迦像的 16窟，相当于当时在位的文成帝。主像是交脚弥勒的 17窟，相当于没有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而 18、19、20窟，则应分别相当于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

从佛像的样貌看，这些佛像表现出鲜明的黄种人特征。由此可见，绝大多数鲜卑人理应都是黄种人。从民族构成来说，鲜卑本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民族共同体，既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但是黄种人要占据绝大多数。

而汉人之所以对鲜卑人“肤白黄头”特征，有如此强烈的印象，是因为近似于白种人的慕容鲜卑在五胡乱华时期，表现非常活跃。但实际上，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虽然都自号“鲜卑”，但人种却截然不同。毕竟连道武帝拓跋珪就曾骂慕容垂是“白虏”。如果拓跋鲜卑也是白种人，岂不是连自己也骂了。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可，鲜卑绝非单一人种，而是当时黄种、白种游牧者的总称。就像是中华民族，既包括黄种的汉族、满族、蒙古族，也包括白种的塔吉克族、俄罗斯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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