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实业，右手金融，这位爱国先贤堪称新中国“裸捐”第一人！

文│俞栋

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与实业救国成为当时中国最流行的两大思潮。在此影响下，国内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们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努力创办了各类企业，以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胡子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堪称爱国实业家之楷模。

坚持实业救国

胡子昂（ 1897—1991 ），原名鹤如，字子昂，四川巴县（今属重庆市）南坪镇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实业家、金融家； 1949 年 9 月，由香港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12 月随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回到重庆，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民建总会西南办事处主任、重庆市副市长、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 1978 年 2 月至 1991 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政协第二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民建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副主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至三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主任委员，第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

胡子昂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居七兄妹之长。其父胡斡丞系清末廪生，家学深厚，崇文尚学，使他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稍长进入新式学堂后，他尤其偏爱数理等自然科学。在巴县中学读书时，恰逢辛亥革命，他早早剪去辫子，积极参加游行活动。受五四运动影响，22岁的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由四川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国最早的农业高等学校之一）。在校四年，他参加并领导过多起学生运动，也是农专第一届学生会主席。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其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推动了“改大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农专改农大最为活跃：成立了由胡子昂担任主席的“大学促成会”，其代表农专师生到山东参加全国农业会议，争取对“改大”的支持；赴天津拜访教育家严修、张百苓，征询意见；请梁启超到校作关于发展中国农业问题的演讲；广发《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全体学生请改建本校为农业大学理由书》……从而使“改大”得到广泛支持并最终获得成功，于1922年底农专改名“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章士钊任校长。这也充分显示了胡子昂出众的智慧与领导力。农大毕业后他回到四川，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中学教员、校长、巴县农会会长、国民政府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很快成为蜀中教育界的名人。1926年，他转入军界，任刘文辉4为军长的24军政务委员会建设股主任，次年兼任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在其主持下，禁鸦片、轻赋税、建农场、开铜矿、办银行，一时间川康边界地区经济繁荣，政通人和。1932年他又重返教育界，赴赣任江西农业学院技师兼总务长。同年，他的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二人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并力邀其共同创业。

中国兴业公司的工人在铸造钢件

胡子昂经过反复思考，有感于国家贫穷落后，内忧外患，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33年他重返重庆，亲自抓重庆自来水的改扩建工程，并兼任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1935年冬，负责承建四川水泥厂，时常亲临施工现场指挥作业，1937年10月该厂正式投产，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年产量45屯的水泥厂。与此同时，华西兴业公司还在成都、重庆等地承建（改）建电厂、银行、学校、仓库、办公民用房等一系列工程，以及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25公里的筑路工程，从而在西南工商界声名大振。面对成功和赞誉，胡子昂并不满足，认为将华西公司建成一个大型企业是完全有可能的。鉴于建筑工程离不开钢铁、机械、砖瓦等，还逐步创办了华西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西协和火药厂、华西猪鬃厂、华一砖瓦厂及矿场。这些工矿企业之所以大多冠以“华”字，实寓有“振兴中华”之意。1938年5月，他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扩大钢铁企业，为抗战服务。不料，在孔祥熙的插手下，华西兴业公司变成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其中官股占八成以上，实质就是被官僚资本控制了。其间，胡子昂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厂，为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产品。1942年初，因受排挤，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后中兴公司因管理混乱，经营亏损，不得不重新起用胡子昂，但其上任不到半年，就因高层人事变更，使公司资金、业务、生产等均陷入困境，直至1945年未彻底倒闭。这使胡子昂异常苦闷、彷徨，但亦因此逐渐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可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走不通的。

胡子昂不仅是一位实业家，更是个风骨凛然的人，有很多不畏强权的壮举。1946年，他出任重庆参议会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其间，他坚决反对参议会开会悬挂国民党党旗；力排众议反对在抗战胜利纪念碑上突出蒋介石的个人作用；拒绝给坠机身亡的戴签吊丧；积极支持中共的和平建国方案；强烈要求罢免“较场口事件〞打人凶手刘野樵的“国大”代表资格。在重庆青年宫举行的李公仆、闻一多追悼会上，他大声疾呼：“我们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要和亚！”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解放区——济南，声讨国民党继续打内战；还拿出二十两黄金资助郭沫若等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各类进步书刊，开启民智，鼓舞民众……其实，早在1938年他就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过接触和交往，以后又多次往来，使其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并深受影响和感召，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金融反哺实业

胡子昂（右三）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当前，学界关于胡子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工商领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贡献，鲜有研究他在金融方面的成就，即使提及也较为粗略。事实上，“华西”有了自己的一系列工厂后，胡子昂深谙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认为要使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1941年，他自筹资金150万元，在渝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至此，“华西”系形成了一个以工矿事业为主体，包括金融、贸易在内的西南著名的企业集团。1944年，华康钱庄改为“华康银行”，除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推出了保险业务，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地开设分行，成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

据爱国民主人士冯克熙回忆：“我有一段时间寄住在华康银行楼上，亲自看到：银行人员不多，管理有序，经营有方，重效率，出效益；一批中青年人在子老亲自指导下团结拼搏，很富朝气。”时人评日：“华康的经营和官僚资本就是两码事。”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结束，民盟总部东迁，为继续办好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胡子昂给予了大力支持，相当部分经费来自其华康银行、怡益银号。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民盟决定自办印刷厂，主要资金也由胡子昂筹措。表面上，他似乎与报社没有关系；实际上，他是支持《民主报》的幕后主角之一。新中国成立，胡子昂毅然将华康银行和名下各企业的全部股票及在渝的多处房产，加上自己多年来珍藏的名人书画作品都无偿捐给了国家，全家老小三代人居住在公房里，靠工资生活了几十年，此等风范实在令人敬仰。

笔墨彰显情怀

民国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时期。那些出身名门或家教良好的工商业领袖大多受过系统教育，不仅有渊博的学识，开阔的眼界，而且工诗文、旧学、书法者也比比皆是，胡子昂亦不例外。

胡子昂出生于文人辈出的重庆，虽无法考证他几岁学书，仅从其后来能进入北京农专就可推断出启蒙教育一定极为扎实，也可推测写字必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此外，作为西南重镇的重庆，文化底蕴深厚，书法元素丰富，山山水水、亭台楼阁、庙宇庵祠、书院学堂，都留下了许多历代文人墨客的手迹……可以说，巴山蜀水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传统教育的共同作用，不仅给胡子昂带来了文化艺术上的熏陶，也激发了他对书法的无尽热爱。尤其是他早年当过中学、大学教员，直至重庆市教育局局长，这些职业都与书法息息相关。所以，尽管他后来又从军、从商、从政，一路走来，却都一直钟情书法，不曾搁笔。

其实，抗战重庆陪都八年的书法轨迹对中国现代书法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彼时，重庆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包括书法家在内的一大批杰出的文化人纷至沓来，如于右任、沈尹默、沈子善、张宗祥、谢无量、柳诒徵、马衡、胡小石、宗白华、顾颉刚、潘伯鹰、商承祚等，还有四川当地的郭沫若、谢无量、刘孟伉、许伯建等人。虽然，目前没有史料记载或涉及胡子昂与这些文人、书家的交游交流，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他们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即：包容合流，无分碑帖。更何况，张宗祥、潘伯鹰、许伯建等人本来就是金融圈内的人，不排除有过接触，推杯换盏，谈文论艺，相互影响，因为他们的书法里都透露着民国达人旧学的底子和特有的“腔调”——沉稳、倔傲、平和、自信、优雅。

笔者无意从单纯、专业的角度去评论胡子昂的书法成就。因为中国书法的高度，既有法，又无法；既有形，又无迹；既有意，又无意，并且这种高度的综合性在那些纯粹的书家身上是很难见到的。但令人欣喜的是，恰恰在胡子昂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这种高度：其书法不仅仅透露出了丰富的书法信息，如篆隶之功、魏晋之韵、唐楷之法、明清之态等，更可贵的是能让观者强烈感受到字里行间所蕴藉的那种血性、骨气与精神，那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力量与底蕴。

艺术贵在原创。民国书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对书写之“法”的重视，即追求科举束缚下的“楷法遒美”，偏向实用性、美观性；二是走碑帖结合之路，即比较纯粹的艺术创作，偏向探索性、原创性。胡子昂当属后者。无论楷书还是行书，抑或是行楷，他都在学习前贤的基础上，一丝不苟，笔笔精到，下笔果断，意随笔行，笔顺意转，气象端严，朴厚端雅，大方磊落，亦碑亦站，耐人寻味。无论是大尺幅的题字，还是一尺见方的小字，均无所谓的形式设计和技巧炫耀，也从无大开大合、故作玄虚之笔，心平气和，“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章法上除了传统的竖式以外，还采用日常书写的横式，字与字左右呼应，此起彼伏，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正是在这种自我的书写过程中，不考虑浓淡干湿，不考虑布局节奏，不考虑文字以外的诸种效果，就那样自自然然地“写”来，却达到了自然书写的极致。恰恰是胡子昂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书法家，他笔下的作品才显示出平和的力量，形成了追求平稳谦和的独特韵味，比今日流行之“展览体”不知要耐看、耐品多少倍。

毋庸置疑，胡子昂肯定不会像专业书法家那样有大量时间去临帖练习，但其对书法的“感觉”和“悟性”却无疑是一流的。因为他写的几件隶书作品水平之高，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其隶书出手不凡，别具一格，大气而不失法度，稳重之中蕴含飘逸之姿，尤其是在章法安排上大胆打破了“字距宽绰、行距紧密”这一传统隶书的常规，追求整体效应，疏朗开阔，散淡不俗，让人过目难忘。很难说，胡子昂的隶书到底取法于哪一碑或哪一家。但其笔下的隶书掺入了行书的笔意，灵动飞舞，笔画舒展，将传统谱系中略显板滞的汉隶给写“活”了；结体也一改隶书横向取势之常态，顺势而为，或修长，或扁平，或紧结，随机生发，落落大方，无丝毫矫揉造作；部分点画通过相互粘连、依托，或落墨成形，或化繁为简，生动活泼，天真烂漫，给人亦隶亦楷亦行之感。细细品来，似与当代书法大家林散之的隶书有异曲同工之妙。环视当下书坛擅长隶书者，又有几人能达到如此水准？其实也正常。胡子昂那代人的书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以技巧为胜场，拼的是学养与阅历。他们自幼受传统文化影响，及长又接触西方现代教育乃至出国留学，一生辗转多个行业、多个岗位、多个阶层、多个国度，无论是学养还是阅历，都是常人难以比拟和企及的。

笔墨当随时代。笔者始终以为，任何艺术都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社会，故不能孤立地就艺术论艺术，就书法评书法。20世纪上半叶的那些文人、学者和工商、金融界领袖等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他们对于书法的偏好、挚爱，除了儿时训练、仕途所需、个人修为外，还潜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情结，与本土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取舍、与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时代背景密切关联。因此，在欣赏胡子昂书法的时候，除了探究笔墨以外，更重要的是理解民族文化的缺失和优长，看到笔墨线条背后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心。从某种角度讲，正是因为反帝运动、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才令这些仁人志士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民族的危机和命运，继而发出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自重、文化自救的呼声，推动了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各种民族艺术的发展。可以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书法创作除了艺术样式、艺术标准、艺术价值外，独有的不可或缺的艺术精神。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中外，无论远近，一群成功且有报国志向的企业家，往往决定了这个时代的高度。从胡子昂身上，人们看到的就是一幅激昂壮阔的实业救国、实业报国、实业兴国、实业强国之画卷。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