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具 | 从敦煌壁画看中国家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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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前秦至北凉，最晚到元代还有修窟，历时近千年。壁画也好，彩塑也好，从多层面、多元化反映了南北朝至元代人们生活和文化状况。 本文拟从敦煌壁画中家具的变化，论述这个时期人们起居习俗的演进。

坐姿演变

古代坐的姿式和现在不同，略如跪状。嘉峪关东汉墓画像石、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中的人物都取这种坐式。

最形象的要算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上的邢渠哺父图了。邢渠与其父皆两膝向前，屈足向后，臀部坐在小腿上。

随着高足坐具的逐渐普及，人们的坐姿也必然会逐渐向垂足而坐转化。在敦煌壁画中反映交脚坐和垂足坐的画面已很普遍。

如北凉275窟西壁、南壁、北壁上层、北魏254窟南壁上层、描绘的都是交脚人像。

北魏257窟、北周439、290窟296、297窟、438、439窟还有北凉275窟翘二郎腿坐姿的菩萨等。

在257窟南壁后部中层北魏壁画还绘有妇女坐在方凳上的场面。这时期，个别还有保留跪坐形式的，如285窟西魏坐胡床的禅僧，就取跪坐姿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这时虽已出现了垂足坐的形式，主要流行在上层僧侣和贵族阶层。至于平民百姓，其起居习惯仍以席地为主。

贵族阶层高坐垂足，是因为他们无需向下人行礼，而是要向下人显示尊贵，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和地位。

275窟北壁中层下部北凉壁画中有坐筌蒂者，257窟南壁后部中层有两个坐方杌的。其身前都有取跪坐姿势的供养人，这些供养人显然都是身份地位低下者。

进入唐五代时期，两膝向前的跪坐形式逐渐减少，而两腿向前盘曲的箕踞坐开始增多。

如敦煌23窟盛唐壁画描绘的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中有二人坐于床沿，一腿踞居床上一腿垂于床沿外，床的左侧和后面还有屏风围护。

148窟盛唐药师经变图、328窟盛唐时期的坐佛、晚唐时期的12窟供养人像、138窟维摩诘经变图、196窟西壁劳度叉斗圣变图，图中的法师都取踞居坐或跏跌坐形式。

晚唐时期还出现半跏坐式，如328窟的半跏菩萨和196窟的半跏菩萨。但地位低下的妇女仍保持着跪坐姿势。

45窟描绘的坐独坐席的妇女，论身份不应很低，有的身后还有站立的侍从。

到五代时期，跏跌坐和踞居坐更为普及，在敦煌五代61窟和98窟的四幅维摩诘经变图中，讲经的法师都取踞居坐，所坐床榻也明显较前代宽大。有的还在身边使用三足凭几。

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和室内空间的处理与运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席地起居和低型家具的前奏。

隋唐时期，是席地坐向垂足坐、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转化的高潮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各种形式的起居习惯都同时存在。

就发展趋势而言，一方面表现为各类家具的尺度在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的高型家具品种也在不断出现。

到五代时期，各类家具的高度已大体接近现代家具的高度，在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床、榻、屏风、桌、椅、绣墩等各式家具的使用情况。

图中人物已完全脱离了席地起居的旧俗，家具的形态也基本定型。众多的资料证明，在五代时期，已基本进入了高坐垂足起居的新时代。

佛座演变

若论敦煌中反映的家具，无论壁画也好，彩塑也好，最突出和显要的应是佛座。

敦煌较早的彩塑是北凉，北凉佛座大多较简单，仅一个小形方台，身后的背光也较简便，一个横杆搭上一块三角形织物，按常理想象，横杆正中肯定还有两根竖向立柱承托。

如果是这样的话，毫无疑问就是椅子的后背，头部的头光可以直接安在背板上。

在北凉275窟的西壁、南壁、北壁的五尊交脚菩萨坐像中，其坐具的风格特点大体一致。

北魏佛座两尊，也是方形台座，无靠背，有背光。一交脚，一垂脚。与北京风格明显不同。

西魏285窟东壁左右两幅坐像，坐具为方形须弥式平台，座前垂绣帘。后有椭圆形背光，人物取伽跌坐式。

隋代佛座图9幅，三组彩塑六幅壁画，302窟北壁上部说法图、人物取踞居坐形式，坐在方形须弥座上，身后有背光。须弥座装饰华丽。

407窟东壁门上说法图，高僧踞居坐，所坐为多角花瓣形须弥座。244窟所绘的六角须弥座与407窟大体相同。

419窟西壁的彩塑、423窟西壁、304窟西壁彩塑的佛座基本都是方形的。

独具特色的是302窟东壁门上说法图、405窟北壁中央说法图和303窟北壁前部二佛并坐图及供养人。

302窟所绘壁画的佛座为方形，而须弥座后部及左右有屏风围护，是十分罕见的资料。因只此一例，暂理解为临时组合。

405窟北壁中央的说法图，佛座长方须弥式，四角有力士造型的支柱作装饰，前有须弥式踏凳，面上彩绘各色方格，后背竖有直形屏风，屏风上部两侧饰象头。

它与302窟屏风的不同之处是只有一扇立在坐后。也是前代未见的形象。

303窟北壁前部二佛并坐图及供养人，二佛所坐坐具活像一具大双人圈椅。两前腿高出坐面，坐面之下另安枨子及花牙，座落在两层平台上。

后部有椅圈，正中有双立柱支撑着椅圈，椅圈周围另有较宽的火焰纹雕饰圈边，装饰华丽，雍容大气，二高僧在这样的坐具上相对交谈，突显了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

唐代佛座较隋代在造型和艺术水平上要高得多，244窟东壁北侧说法图的佛座呈六角式，除下端饰有莲瓣外，其余无纹饰。还保留着隋代遗风。

244窟东壁北侧说法图的佛座呈六角式，除下端饰有莲瓣外，其余无纹饰。还保留着隋代遗风

217窟初唐北壁观无量寿经变和196窟晚唐西壁劳度叉斗圣变中的佛座都做成莲台式，结构复杂，装饰华丽，说明这种莲台从唐初到唐末一直盛行。

用造型较为简便的方凳当佛座也很流行，220窟东壁门上的说法图、322窟南壁中央说法图、332窟东壁北侧灵鹫山说法图中使用的佛座都属于简练形。

五代壁画中的佛座都是造宽大装饰华丽的大榻，有的在榻上装顶架，后有屏风围护，前面有三足凭几，榻前还放着供案。这种风格较唐代又高一筹。

最后是55窟宋代彩塑，正中神佛坐在方形台座上，后面有高过头顶的靠背。靠背上方两道横梁，顶端有如意式搭脑。左右两侧相对的高僧每人各坐一带束腰的壸门方凳。

唐代以前的坐卧具，绝大多数为四面平的壸门床榻，似此带束腰的壶门方凳，也是前代少见的品种。

床榻演变

“床”这个名称在唐代以前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使用范围更广，不仅卧具、坐具称床，其他用具也多有称床的，如梳洗床（脸盆架）、火炉床（火盆座）、居床、欹床、册床等。

只要有个平台，能放东西，无论大小，一律称为床。壶门式床榻在敦煌壁画中反映最多，大体从隋朝开始，直到宋元，从未间断。壶门床榻大体分为两种形式，带架式和不带架式。

带架式如314窟西壁南侧隋代维摩诘经变问疾品文殊和西壁北侧维摩诘，两人分坐在壸门式坐榻上，坐榻四角有立柱，上部安亭式顶盖，虽不与坐榻一体，也属于架床形式，而且只供一人坐用。这种坐具是专为身份地位较高的高僧而设的。

335窟初唐维摩诘经变图中的架床形式又有不同，该床坐面甚高，四角立柱，顶上施架并饰有帷幔。左右及后部有屏风围护，床前放有陈放供品的供案。

从周围所绘人物比例看，坐面高度几与人的肩膀高度相等。从其所表现的场面看，此床非日常使用之床，而是维摩诘向众僧讲经说法的讲台。

将坐面加高，目的是提高讲经人的地位，让讲经人居高临下，使声音传得更远，其作用尤如我们今天课堂上的讲台。

在103窟盛唐维摩诘经变图、159窟中唐维摩诘经变图、138窟晚唐维摩诘经变图、98窟和61窟五代维摩诘经变图都属于同一类形。

第二种是不带顶架的床，形体结构大体一致，只有大小之别。这种床从汉代一直沿用到宋元时期，甚至到明代还有使用者。

用途较广，形体较大者则根据不同用途而有不同名称。在居室用于卧，则称为床，在客厅用于坐，则称为榻。

大者可数人同坐，小者一两人同坐。坐榻不论大小，如果有老者或尊者坐，则别人不能与之同坐。如果客人较多，老者和尊者可另设一人坐的小榻独坐，以示对老人的尊敬。

两宋时期的床榻大体还保留着唐、五代时的遗风，变化不大，大多无围子，所以又有“四面床”的称呼。

如南宋《白描罗汉册》中第一幅所绘禅床；宋·李公麟《高会学琴图》和《维摩像》中的坐榻；《槐荫消夏图》、《宫沼纳凉图》以及宋人《白描大士图》中所绘的床榻，均无围栏。

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同处一个时代，然而辽、金的家具生产却比中原地区有所发展。从出土的实物和墓葬壁画看，家具的品种齐全。

单就床榻而言，就有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出土的辽代木床，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木床等。

这些家具，因是作为明器随葬入墓的，所以制作较为粗糙。但值得注意的是，上面都装有栏杆和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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