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将缴获的镀金手枪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一眼，直接扔到地上

历来战争，都以烽火、角声与刀光、剑影相伴而行。思想形态的积极性，虽然是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好的兵器，也在对决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干将、莫邪、龙泉剑，火龙、梅花、霸王枪。每样神兵之器，都以其精彩绝伦的故事，流传千古。

而我们伟大的主席毛泽东同志，却弃金枪于尘土、不屑一顾。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一切还要从党成立之初说起。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最初阶段，因其思想的先进性和人民性，而得以在当时的中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一个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当时全部放到了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来。这是由我们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是理所当然、毫无疑义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党曾经对一些热衷于搞枪杆子的人，提出了批评。

这样的想法，虽然有些极端，但也是那个时代环境下的合理选择。当时，一声炮响，十月革命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新的思想刚刚来到中国，难免有些“人生地不熟”。马克思主义中的很多内容，并没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并不像今天这样为大家所熟知。因此，如何让以农民为核心的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甚至认可马克思主义，这成为了当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拿着笔杆子做奋斗的早期中国共产党成员们，普遍认为宣传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没有阶级基础的情况下，就谈枪杆子，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无稽之谈了。以文字呼吁，用理论说服才是当下发动群众的最好方法。

秉持着这样的考虑，中共党组织在上海、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引导工作。想着以笔杆子发动革命的伟人们，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些城市处于军阀的直接统治之下。在枪杆子的压制下，思想解放的运动，恐怕无法如他们所愿的那样开展起来。

果然，党的活动只在小范围内引起波动，对当时的局势而言，无甚影响。

看着微弱的活动成果，中国共产党把目光放在了另外两个工人运动开展的比较突出的地方：是北京郊外的长辛店，和湘赣边界的安源。他们考虑实际情况，打着“平民教育”的旗号， 在两地开办平民小学和工人补习学校，并在这些学校中积极的宣传马列主、秘密发展和扩大党的组织。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进展，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所开展的这些宣传和组织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彼时中国的救亡图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至此为止，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 却还没有“枪杆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了，但介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来看，一个工农的政党，没有多少“枪杆子”也是情理之中的。

1924年6月16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正式成立。黄埔军校的建立，使得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的这帮军官学生，也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体会到，这支政治觉悟高和思想纪律积极的军队，是国共合作诞生的一支人民的新军。他们深知自己为何而战、怎样能战，旧军队的陋习在他们的身上没有半点痕迹。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考虑“枪杆子”的重要性了。

1924 年11 月，周恩来先生接到命令，赴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到职没多久，周恩来先生就开始挑选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各部门任职。并且先生还直接领导了黄埔军校内的中共党组织，以各种形式扩大了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

至此，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也拥有了一支革命武装，名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相继出现了军事委员会、军事部等部门，甚至拥有了第一部军事议案。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没有一支真正意义上强有力的武装部队。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弊端，才使得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毫无顾忌。

黑色的恐怖阴霾，突然席卷向了一个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政党。昔日的朋友，突然伸出双手，试图将这个正茁壮成长的幼苗连根拔起。局势骤然巨变，面对被捕被杀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看着仅剩不到百分之30的共产党成员。下一步我们该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了必须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局势之大变，将领导层的脚步打乱了。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却还有一些人没能认清现实。1927年4月27日至5月9 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何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样继续革命？”这是本次大会的核心问题。然而，大会得到的结论却差强人意：“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

这是大会记录在案的回答，但其却依旧对现状抱有过分积极的想法。

192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

大会对于现状的分析，有了初步的方向。他们认为工农运动势头旺盛，影响深远，使蒋介石感到不安，这动摇了国民党的合作之心。这固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原因，也算得上是蒋介石叛变的导火索，但时至此时，党内大部分声音，对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匮乏，仍旧没有清楚的认识，但这些人当中绝对没有毛泽东。

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就去湘潭县，实地考察了的当地的农民运动，包括开展情况、实际效果等。当他深入群众，脚踏实地与民族沟通后认为，这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本身也是“过火”的。

“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上面讲的那些事情，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势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 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说

他还补充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由此看来，毛泽东当时就达到了“透过表象看本质”的境界。他深知农民运动“过火”是民心所向，这种现象是当下环境中的必然结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且革命本身局是暴力的，革命是用暴力推翻暴力的，因此“枪杆子”就尤为重要了。毛泽东此番的积极言论，并未得到重视，因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放慢了“工农教育”的脚步。另一方面，还是没能补充上武装这一方面的短板。

时间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继续迷茫的机会。1927年7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保存武力事关成败，“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仅在他提出这一观点的十几天后，事变就再次发生了。

1927年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工"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说：“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这与三民主义相冲突......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闹成这个样子......共产国际居然还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动摇我们的军队”至此，汪精卫宣布“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结束。

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当前中国革命形势异常险峻而复杂，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已经将主要矛头对向了共产党。在这个残酷的现状面前，一些老革命家，还在试图从俄国的经验中，找寻出路。看着当前混乱的局势，毛泽东站了出来。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说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终于出现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当下的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实力就已经成为了当下的共识。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建立红军已成为的要务，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红军，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代表”。自此，由毛主席和朱德先生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就改称为“红四军”了。

1928年10月，红五军与平江、浏阳一带游击队合编为3个纵队。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第一、三纵队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改为红四军第五纵队；第二纵队由黄公略指挥，留驻湘鄂赣边坚持游击斗争。这一番整改与操作，使得蒋介石一方大为紧张。本就得民心的共产党，如果再拥有了军事实力，那对国民党来说，可以说是心腹大患了。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入江西、福建作战，彭德怀、滕代远率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方已经按耐不住忐忑的心情，开始采取行动了。他准备兵分五路，“会剿”井冈山。这是国民党妄图消灭红军的反动行动，他们妄想扼杀共产党的革命武装。这种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是非正义的，因此也必将走向失败。

但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了。一方面，是遭受“会剿”的军事打击，这种军事行动极为周密，可以说是一场恶战。另一方面，蒋介石还玩起了经济战，他们对井冈山地区发起了经济封锁，前后夹击。这一手牌，直接把红军逼上了绝境，一步走错就是灭顶之灾，这残酷的事实确实压得中国共产党喘不过气了。

几天之后，红军的联合会议在紧急的形势逼迫下进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打破现在的窘境，找出最佳解决方案。会议中，毛主席提出了克劳赛维茨的攻势防御思想，即将进攻和防御结合！“单纯的防御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在防御过程中，通过进攻，打乱对方的部署和节奏。这可以为我们赢得时间和空间。”

主席将之与现下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内外两线同步作战的方针，即一方面，以我方为中心，在多个方向上，面对敌人力量的离心作战态势。另一方面，我方在多个方向上，对中心的敌人形成的向心作战态势。

几经思量，会议最终敲定，一方留守根据地；另一方主动出击，调虎离山。这个决策，可以说是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军的作战计划，被国民党“会剿”总指挥何健发现了端倪。他即刻向上方汇报，并得到指示，对共产党的计谋随机应变“见招拆招”。

国民党偷偷分两路跟进，一门心思扎在其中的共产党却并不知道这些变故。国民党一方面进攻还在继续，另一方面“追剿”也没有停下脚步。而这边，红四军并没有及时收到情报，还处于整顿状态的红四军，遭到了突袭。

一场战争，突然打响。人民四散，军队仓促集合。刚刚以为转危为安的众人，直接被突如其来的战火，烧得找不到东西南北了。一边是计划周密，组织严谨的突袭；另一边是刚刚松懈，还在照顾群众的红军。这一战，结果可想而知。

毛主席和朱德先生，直接面对的就是计划的落空和面前的战争，这一次的失利带来的，也就是后续众多的麻烦与变故。下一步要怎么办？往哪里去？怎么获取物资？怎么做好补给？无数的面前摆在了他们二人脸上。转战其他地区、寒风凛冽、弹尽粮绝。红军前方的道路越来越昏暗，让希望的光芒显得更微弱了。

国民党见势乘胜追击，根本不给共产党任何喘息的机会，他们想要一举击垮人民的军队。主席的脑力和体力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艰难的自然条件中求生，怎样在国民党的步步追击下突围，无数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前。

“奋力一搏”这是最后的希望！看着国民党的重围，视死如归的红军，尽力打出了最后一击，这一击拼尽全力！终于突破口真的出现了！这支血性十足的部队，以惊人的顽强意志力，突破了国民党的围攻。纵使两个领导人各自作战，失去了联系，但这一仗我们还是赢了，留下了红军不屈的精神，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

现在前方的路尚不明朗，面对国民党的“追剿”，重新会合的毛主席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了大柏山地区。后续要怎么办？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两位首领的指示。

几经商讨，中共红4军前委最终决定：“乘第15旅孤军冒进之机，利用大柏地以南两侧谷地的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将其歼灭。”回头反打？这是国民党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的他们，自认为将胜利牢牢握在手里了。正是这懈怠，给了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机会。

红军第28团、第31团和军特务营、独立营分别埋伏于麻子坳至前村两侧的树丛中。第28团派出了第2营，在隘前警戒并诱敌进入伏击区。一切部署得当，就等敌人上钩了。

1929年10日15时，国民党第15旅进到隘前时，遭红军警戒分队的阻击，战至黄昏，双方对峙不下，战况极为惨烈。11日晨，眼看红军警戒分队边战边撤，15旅认为已经到了最后的追捕时刻了。他们信心满满，扎进了麻子坳、前村这个事先设好的圈套里。

两侧的红军伏击已久，他们突然发起攻击，截断退路、占领高地、形成包围、发起总攻，步步为营，直接将第15旅两个团全部歼灭。这一仗，俘其800余人，缴获枪数百支（挺）。

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员宋裕和在《回忆大柏地战斗及前后的经过情况》一文中是这样评价这场战争的：“大柏地战斗的伟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尾追，为向赣南闽西进军打开了新的局面。”

这是走出井冈山以来的首次胜仗，红军众人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堪称“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

但更加鲜为人知的是，大柏地战斗是毛主席唯一一次持枪作战。打这一战之后，毛主席便再也不愿持枪了。

1929年5月毛主席回到了大柏地，他在偿还大柏地战时所借物品时，感慨地说，“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根据地搞好。”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红军连续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正式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随即定都瑞金。

1933年5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次来到大柏地，回想起那日的战争，看着这一片美丽动人的山河之景，主席发出了感叹。他大笔一挥，写下了一首《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字字句句，皆是憧憬。

而后，红军在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愈战愈勇，他们总结经验、正视问题，在中国的疆土上为人民浴血奋战，从不放弃。

有一日，林彪收到了一把独特的手枪，这是从征战中剿上的。这把手枪堪称华美，枪身镀金，雕纹细腻，虽然时间的风霜在它身上留有痕迹，但依然无法掩盖它的锋芒。

林彪一时间看得直了眼，他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他刚想带在身上时，忽然想起毛主席还没有配枪。这枪如此华贵，交给主席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林彪将枪擦了又擦，亲自给主席送了过去。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扰了主席。他抬头看着前方，轻声说了一句：“进来。”只见林彪面带喜色，冲向主席，把枪交到了主席手上。

“这枪是今天剿的！漂亮得很，您还没有配枪！这枪您拿着最合适”，林彪欣喜地说到。

没想到主席接过枪后，撇了一眼，随即一把扔到了地上。林彪大惊，看着主席，十分不解。主席对林彪说：“不用了，如果到了我都需要用枪的话，那我们革命就失败了。部队打没了，我有枪何用？”

这位伟人，一生提出过多少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他从不退缩，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部队打没了，我有枪何用？”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军事的真谛，那就是，只要部队在，革命就还有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