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竞赛”火鸟大奖归属《阿波罗妮娅，阿波罗妮娅》｜ HKIFF47闭幕

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昨日假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本年度“火鸟大奖”竞赛颁奖典礼。《石门》成为最大赢家，勇夺“新秀电影竞赛（华语）”的火鸟大奖最佳电影、最佳女演员及“国际影评人联盟奖”。《图腾》(港译﹕女孩的成长图腾）于“新秀电影竞赛（世界）”脱颖而出，勇夺火鸟大奖最佳电影。

“纪录片竞赛”及“国际短片竞赛”的大奖得主，则分别为《阿波罗妮娅，阿波罗妮娅》(港译﹕她与她的自画像）及《熊》(港译﹕熊视眈眈）。

“纪录片竞赛”的火鸟大奖得主是《阿波罗妮娅，阿波罗妮娅》，丹麦导演莉雅格洛“将灵肉的欢愉、忧伤、怀疑、疼痛、坚守、反抗和成长，娓娓地、悠悠地、笃定地传唱着”，获评审团青睐。

波兰导演艾薇拉奈维拉、彼得罗索洛斯基合导的《哈姆雷特综合征》(港译﹕哈姆雷特症候群），因“创造了非同凡响的角度，展现深刻的人性及情感”，获颁发评审团奖。（来源：香港国际电影节官方公众号）

《阿波罗妮娅，阿波罗妮娅》，此前曾获得IDFA（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国际竞赛最佳影片奖，一下文章来自导演的自述，翻译钟绿。

IDFA首奖导演自述：她和她和她的十三年

文丨Vladan Petković

翻译 ｜ 钟绿

丹麦电影人Lea Glob的第三部作品，也是她第一次单独执导的电影《Apolonia, Apolonia》获得了IDFA国际竞赛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拍摄了13年，记录了主人公Apolonia人生轨迹，同时也记录了Glob自己的。

Glob在2009年通过一个朋友，通过Skype认识了纪录片主人公，年轻的具象画家Apolonia Sokol。那时，Glob还是哥本哈根国家电影学院的学生，正在为一个短片项目寻找主题。

"我看着视频通话屏幕上的这个女人，她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情，同时有许多人进出画面。整个叙事就已经开始了。我觉得我已经「迟到」了——电影已经在放了。"Glob在阿姆斯特丹ITA剧院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回忆道。

Glob在Skype上看到的是Apolonia在她的演员父母创办的地下剧院的生活——她把这里变成了志同道合的艺术家、诗人和活动家的中心。对Glob这位年轻的电影学生来说，Apolonia是一个理想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形象。Glob立刻就喜欢上了她的这种生活方式。

"那时候，我和母亲一起生活。我是独生女，爱听很多关于我们家族的故事，"Glob回忆说，"我和我的祖父也非常亲近——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父亲的原因。我的祖父是一个画家，但他从来没有在商业上取得过成功。他每年都会离开三个月去画画。我陷入了思考：一个人「抛弃」家庭生活而去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把绘画和画家的想法理想化了。"

这种理想化在Glob对Apolonia的关注中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在影片最终的形态中起了很大作用。

"我一直在寻找我被Apolonia吸引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把自己也作为一个角色放在这部电影里，"Glob解释说，"我试图向观众展示我这个沉闷无聊的乡村的年轻女孩来到巴黎地下剧院这个神话般的地方的经历。那个地下剧院是一个奇怪的——有时可怕的地方——这就是我在纪录片里用建筑模型展示它的原因。"

当Glob还是个学生时，她对纪录片的拍摄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的想法："一开始，它真的像是一种主体-客体的关系。我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电影人。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就是摄像机，我只是记录，从不干涉，我为电影而来。当然，那只是一种幻觉。"

在不同的责任中找到一条路

Glob并不满足于她与Apolonia制作的学生短片。她觉得这位艺术家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何况，Glob本人无法停止对Apolonia的人与境遇的思考。因此，当Glob在巴黎与联合导演Petra Costa拍摄Olmo and the Seagull时，她联系了Apolonia，并说，"我需要再拍一部电影"。

她们不断变化的关系中的一个关键点是Apolonia去了洛杉矶。

"这让她不再被限制在艺术学校的框架内，但她也更加孤独。她只是渴望可以继续画画，不顾一切地画下去，可以全职画而不需要做其他的工作来养活自己。"Glob解释说。

和Apolonia一样，Glob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也开始为生计发愁。Glob回忆说："我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所以我必须挣钱才能继续拍下去。一切都很忙乱。实际上，当时的我想要赶紧完成这部电影。”

从不同的赞助人那里获得了融资之后，Glob感到有责任完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但她并不希望止步于此。

"我觉得我不能在那一刻离开Apolonia。我已经跟着她拍了很多年了。如果这个电影在她去洛杉矶那儿结束，就会强化她这个脆弱的时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想找到一个让全世界看到我所看到的艺术家的时刻，"Glob说。

Apolonia的绘画风格在她到达洛杉矶并遇到著名的收藏家Stefan Simchowitz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给了她一个机会，但也没有考虑到她有她的艺术创作过程。

Glob说："这些人（Simchowitz）可以接纳你和你的艺术，让你出名。但是，这种模式也让艺术家成为一商品。Simchowitz对自己的那套商业模式心知肚明。作为局内人，我看清了这个行业，但是如果你是个急需用钱的年轻的艺术家，你真的没有那么多选择。以前，为了创作，Apolonia会偷油漆，但Simchowitz直接给了她一笔预付款——其他人并不会这么做。这真的很困难，因为这种商业化的存在方式进入了艺术家的创作内心。这是我的感觉——在艺术界，艺术家不可能在一本主义之外做一个旁观者。商业总会进入艺术家的系统和灵魂。"

Oksana之死

除了Apolonia和Glob，影片还有一个重要的主角。Oksana Shachko是激进女权主义活动团体Femen的创始人之一，她以正直庇护者的身份从乌克兰来到巴黎，住在Apolonia的地下剧院的家里。Oksama在2018年自杀。

"Oksana真的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女性之一；她真的是很多活动的开创者。我认为她永远不会被遗忘，"Glob说。

Oksana的死对Apolonia和Glob来说是一个悲剧。她的离世让Glob认识到，她不只是以电影制片人的身份拍摄关于一个艺术家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还是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的记录。

关于本片的剪辑过程

当被问及她如何决定最终何时完成拍摄时，Glob说："Oksana去世后Apolonia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亲爱的Lea，我不能再这样了，我想过没有摄像机的生活。我喜欢这句话，我也需要过一种没有摄像机的生活。这就是真正的结局。"

剪辑长达13年的影像记录是一个挑战。此外， Glob还想加入画外音解说："我喜欢有旁白的电影，但我发现它非常难做，尽管它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事实上，旁白是帮助Glob找到她的电影的最终形式的原因，她说她曾犯过错误："我太早开始剪辑了。事后看来，我应该等到我知道结局是什么时才开始工作。我有必要把我拍摄的东西放到某种秩序中去。我把你为计划和资助而必须做的叙述与你在剪辑中实际必须做的叙述误解了。我试图在素材上强加太多的结构。由于素材跨度大，时间长，我花了很长时间。但后来我意识到，我需要加入画外音解说，这样才能有效地压缩时间。"

然而，旁白的加入让Glob和她合作的第一位剪辑师Thor Ochsner陷入瓶颈。

"我是电影学院的时候认识Thor的，我们经常一起剪辑。但旁白似乎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所以我们决定停一停。之后，我开始与Andreas Bøggild Monies合作，他后来成为了我的丈夫。Monies工作方式给编辑带来了一些我和Thor无法做到的东西，"Glob回忆道。

此外，另一位剪辑师Claudio Hughes也大有助力，他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在剪辑室感受不同的温度是很好的事情。但这很难，因为素材真的都很好。Apolonia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她很有镜头感。有Apolonia在画面中，每个导演都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雕琢。但我和Apolonia达成了协议，这部电影最终呈现出什么样子，听她的意见很重要，"Glob解释说。

作为一个角色的导演

Glob生完孩子后，生了一场大病。当她决定在剪辑时将她的个人经历纳入电影中，达到一种普遍性——这样一来，纪录片不再只是艺术家的肖像，而是一部关于不同命运和不同方式使用图像images的女人们的纪录片。

"影片中有三种命运，我的是其中之一。Oksana和我在生命的某个阶段经历了堕落，但我有一个不同的社会起点，因为我是丹麦人，我有一个世世代代在丹麦生活的家族。所以，当我跌倒时，有什么东西抓了我一把，而Oksana什么也没有。

"Apolonia是一个世界性的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她用图像工作，赋予图像力量。影片中的三个女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图像，我有时觉得我只是无意中误入，没想到误入的地方，正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的地方。

当然，Glob得以参与并完成这样充满力量的故事不是偶然。选择跟拍Apolonia，证明了Glob作为电影人的直觉——她早早察觉到一个即将在艺术界崛起的奇特人物。这也证明了Glob的正直和勇气——她在Apolonia身边如此之久，并决定在影片中融入自己的亲密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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