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有一重大失误，千年来无人发现，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

《三国演义》最经典的桥段莫过于“三顾茅庐”，刘备的礼贤下士、诸葛亮的眼界抱负都在这段描写中充分展示出来，他们二位也因此成为千百年来被中国人传颂的君臣楷模。

此后，刘备集团开启了转运之路，大汉皇叔也终于从寄人篱下的乱世枭雄变成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的一方霸主。

《三国演义》是小说，对历史的描写七分实三分虚，但“隆中对”是真实存在于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

正史中的诸葛亮直面刘备当下的窘迫，不摆架子、不唱高调，用最朴实的语言和最务实的办法为他谋划了一条复兴大汉之路。

诸葛亮给刘备出的主意一共分三步：第一步，取荆州立足；第二步，跟东吴搞好关系，择机取西川；第三步，跟东吴搞好关系，巩固好这两块根据地，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等到天下有变，选一位大将从荆州北上，主公您亲帅大军从益州出秦川，消灭曹操攻占帝都，你兴复汉室梦想不就实现了吗。

听了这一番话，刘备醍醐灌顶，对诸葛亮惊为天人，请其出山，从此言听计从，成就了一段君臣美谈。

事实证明，“隆中对”是诸葛亮对天下大势的正确判断和分析，也是他送给刘备最好的一份创业计划书和自荐信。

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诸葛亮的才华自然毋庸置疑，但是卧龙先生毕竟是人非神，如果“隆中对”真的毫无破绽，为何桃园三杰会先后死于非命，为何蜀汉又会是三国中最先灭亡的那一个呢？

不是所有人都有蜀汉丞相的眼界和格局，能够真正看透这段经典“隆中对”的人，一定曾经面对或正在经历艰辛的建国之路。

比如开国领袖毛泽东，他的一生中就有两次对“隆中对”一针见血的评价。

第一次评价

第一次评价与1941年的皖南事变息息相关，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尚在合作期，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军队主要负责大城市的正面防务，共产党多是部署在敌后广大农村的游击队，此前的配合虽然算不上多么默契，但也给日本人的推进造成了不小的阻力。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无视国家利益，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同胞。何应钦、白崇禧先是发布官方命令，大意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战场作战不利，必须进行战略调整，令朱德、彭德怀、叶挺等人率部越过黄河北上，并要求将50万军队减员到10万人。

朱德作为中央军委主席，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立即回电拒绝。

1941年1月6日，为支援长江以北的抗日战场，军长叶挺带领皖南9000多新四军战士执行战略转移，结果在半路无端遭到国民党反动派8万大军的围剿，寡不敌众死伤大半，叶挺本人也被扣押成人质。

蒋介石随后借题发挥，说新四军转移是“兵变”，还坚持要把叶挺送上军事法庭。

面对棘手的突发状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愤怒至极，特别是朱德，哪能受得了这种窝囊气，恨不得要冲过去跟老蒋拼命。

在大伙群情激奋之时，毛泽东引用历史上三国争雄的一段典故，说当年吴蜀联盟抗曹，可是东吴方面背信弃义，从背后捅了蜀汉一刀，导致关羽败走麦城丢了性命，还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荆州。

刘备为了给兄弟报仇，把诸葛亮隆中对给他定下的“联吴抗曹”基本国策抛在脑后，兴兵伐吴，结果落得两败俱伤，最终被曹魏窃取了天下。

毛泽东认为刘备最大错误就是没有认清当时的主要矛盾，天下十三州，曹操独占北方9州，刘备和孙权各只有2州，两国团结起来加上长江天堑才能勉强自保，如果自相残杀，只会让最强大的敌人坐收渔翁之利。

他想借这个故事告诉众人，刘备作为有梦想平定天下的有德之君，应该为了苍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坚决按照隆中对的设计来处理盟友关系，认清主次矛盾才是明智之举。

皖南事变的发生，让国共合作产生了裂痕，但是为了大局考虑，现在还不是彻底撕破脸的时候。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毛泽东对隆中对的第一次评价是高度赞许的，他教育全党提高认识，眼下的头等大事依然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之间的矛盾可以先暂时按下，等到打跑了日本人再行处理。

1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公开讲话，为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正名，要求严惩幕后黑手，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现民主政治。

发言中，毛泽东虽然言辞激烈，却只字未提对此皖南事件进行军事报复，意在继续维持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阵线。

如果不是毛泽东在党内军内一心报仇雪恨的危难关头力挽狂澜，将主要矛盾牢牢锁定在日本侵略者身上，那真的会让国共内战提前大规模爆发，落得个两败俱伤，而让日本法西斯坐享渔翁之利。

第二次评价

相信大家都听过毛泽东青年时期在闹市读书的故事，伟人从小就喜欢阅读，而且门类很杂，其中就包括很多古文集。

建国后的一天，毛泽东恰好读到了清朝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篆》，里面收录了苏洵的《权书·项籍》一文。

苏洵在其中对诸葛亮颇有微词，说他作为军师不称职，分兵有很大问题，让关羽自己守荆州，他跟刘备带着主力部队窝在益州，两者相距千里，一旦出事只能顾此失彼，绝无可能一统天下。

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觉得苏洵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他认为诸葛亮并不是后期的战略错误，而是早在隆中对的时候就埋下了隐患，于是提笔写下批注：

“其始误于隆中对”。

隆中对的时候，诸葛亮给刘备画了一张大饼，说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都守不住自己的地盘，咱们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发展壮大自身势力。

等到曹操集团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派一上将（关羽）带领一支军队从荆州发兵，您带着另一队人马从益州北上，一举消灭曹操，攻破都城救回皇帝，光复大汉王朝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嘛。

由于前期工作开展的异常顺利，所以两人都默认这份计划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就好比穷人乍富，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两州之地后，刘备和诸葛亮似乎完全忘了什么叫居安思危，这也成为了蜀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荆州和益州的战略价值不可同日而语，荆州位于三国中心，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以开阔的平原为主，一旦开战，非常容易被魏国和吴国两面夹击。

如果刘备和诸葛亮能有一点点忧患意识，就应该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荆州，他俩也应该坐守荆州靠前指挥。

只要荆州不丢，益州有巴蜀天险，东吴和曹魏根本就过不去，随便找几个中等水平的将军就完全守得住。

所以毛泽东对隆中对的具体战术安排不敢苟同，说隆中对将荆州和益州的兵力部署给整反了，分兵让关羽孤军驻守荆州犯了兵家大忌，按主席的原话是：

“千里之遥二分兵力，安得不败”。

《论持久战》和《隆中对》惊人相似

毛泽东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对兵法有独到的理解。他坚持要“一个拳头打人”，特别是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必须要设法让对方的兵力分散，然后集中我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局部战场形成以多打少的优势局面。

例如，1935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打的仅剩3万多人，面对4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情况万分危急。

可是指挥官李德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还是固执地要往湘西前进，这就等于主动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革命的星星之火将会被一盆冷水彻底浇灭。

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排众议，通过四渡赤水之战，迷惑和调动了国民党主力，从原本密不透风的包围圈里发现了破绽。

随后他带领我主力部队如利剑一样杀出重围，直扑敌人防御最薄弱的贵州，这才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同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正如当年诸葛亮出山助刘备，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转折点。

1938年，毛泽东写下《论持久战》一文，高屋建瓴地阐释了中日战争发展规律，他认为抗日战争不能速胜，也不会速败，只要中国人内部团结，坚持用持久战的方式与敌人消耗，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相隔1700多年的《论持久战》与《隆中对》竟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性，它们都是智者对天下大势综合判断后得出的最优解法。

《隆中对》中，诸葛亮首先就把主要劲敌定为曹操，并直接了当地告诉刘备，曹操的地盘大，军队多，还有天子为质，能随意发布圣旨，你暂时不要跟他正面交锋，只能靠天时地利慢慢磨。

明白了敌人的强大，就必须得找帮手一起抗，东吴孙氏，是仅次于曹操的第二势力，他们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饶、将帅齐心，虽然也有称霸天下的野心，但表面上还是大汉臣子，是我们可以争取的最佳盟友。

但是盟友并不永远那么可靠，自己强大才是硬道理，所以诸葛亮给刘备指明了发展道路，那就是避开曹操和孙权，取荆州、益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为一统天下打下坚实的基础。

《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也非常直接了当地把头号敌人定为日本侵略者，他们是外族且占据北方大量城市和土地，士兵们武装到了牙齿，还有坦克、飞机助阵，正面战场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决不能以卵击石，必须等待时机。

至于共产党的盟友，还是要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

国民党虽然有反动派的存在，但他们的武装还是更先进一些，重要城市的防务还得依靠他们，而且再怎么说他们也都还是中国人，同仇敌忾抵御外辱义不容辞，能争取的还是要争取。

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把宝全都压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新四军还是要继续发展壮大，抗日正面战场交给国民军，我们到敌后去，到农村去，到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去跟敌人打游击。

在这些地方，共产党可以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打击敌人，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待“天下有变”，果真一鸣惊人。

事实证明，毛主席做到了，中国人民做到了，而这一切的开始，正是这篇堪比《隆中对》的《论持久战》。

其实任何一种伟大的战略决策，从诞生的那一刻起，都绝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它只能在综合考虑天时、地利、人和，充分了解自身和对手实力对比的情况下，做到一个大方向正确，路线清晰，这就已经非常难得了。

在后续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英明的战略家还必须要根据战局的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勘误，将这一决策的利益最大化，尽量减少意外因素产生的误差，而这一步往往才是最难操作的。

《隆中对》和《论持久战》这两篇战略名著，虽然相隔千年，却极大程度体现了古今两位伟大军事家、政治家的眼界格局和战争智慧，恰如一双稀世玉璧，交相辉映，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