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守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嬗变

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重要形式的圣战萨拉菲主义，正日益成为多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思想基础和动员工具。考察圣战萨拉菲主义形成的历史根源，有助于理解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演变过程。

从本质上看，圣战萨拉菲主义主要汲取和发展了中世纪和近代极端教派、沙特瓦哈比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思想，是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中东地区和国际政治互动的产物，在激化地区冲突与暴力恐怖活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性兴起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从“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发动的“反恐战争”，到2011年以来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再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和扩张，伊斯兰极端主义引发的暴力冲突已经成为威胁国际社会安全与秩序的“毒瘤”。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或极端的思想观点、政治与社会主张的总称，它背离宗教的和平本质，排斥一切“异见者”和“异教徒”，以宗教之名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伊斯兰极端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将伊斯兰教政治化。在实践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往往采

取组织化的运作模式，以极端手段排除异己，以期实现政治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的目标。

作为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重要形式的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Salafism)，构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大多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思想基础。

圣战萨拉菲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中东政治和国际政治互动的产物，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异变的产物，具有全球性、暴力性和

政治性等特征。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圣战萨拉菲主义已发展成为“伊斯兰国”等全球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的思想基础和动员工具，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呈现上升趋势。

厘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内核，是理解伊斯兰极端组织行为逻辑的关键。

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不仅包括在物理层面摧毁极端组织的实体，也包括从思想层面治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源头，最大程度地避免伊斯兰极端主义通过扭曲伊斯兰教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

从历史发展来看，早期伊斯兰教派哈瓦利吉派对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在主流伊斯兰教与极端思潮论争的中世纪，伊本·泰米叶(IbnTaymiyya)的理论为伊斯兰思潮极端化和暴力化埋下了种子。

进入近代时期，瓦哈比主义、伊斯兰主义思想中的激进内容为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伊斯兰主义代表人物毛杜迪(SayyidAbulA'laMawdudi)、库特布(SayyidQutb)的思想，对扎瓦赫里(Aymanal-Zawahiri)、扎卡维(AbuMusabal-Zaraqwi)、法拉吉(MuhammadAbdal-SalamFaraj)、阿扎姆(AbdullahYusufAzzam)和马克迪西(AbuMuhammadal-Maqdisi)等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圣战萨拉菲主义缘起及核心思想

“萨拉夫”(Salaf)在阿拉伯语中原指“前辈”和“先人”，后引申为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先知穆罕默德的前三代圣门弟子。

“萨拉菲主义”(Salafism)是指保守尊古的伊斯兰主义思潮，主张通过宗教和社会改革回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信仰与实践的思想和运动。

萨拉菲派(Salafis或Salafists)强调“认主独一”(Tawhid)，在宗教问题上主张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以及前三代圣门弟子的言行立教，倡导效仿“清廉的先贤”，是“尊古派”。

萨拉菲派认为，由于真理是真主通过《古兰经》降示给先知穆罕穆德的，任何对《古兰经》和“圣训”文本进行的创新性解读都应被视为是“异端”，应予以禁止。

该派强调，对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的尊崇会歪曲《古兰经》和“圣训”的本义，进而对尊崇真主造成障碍，因此只有“遵古崇正”才能净化教义、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貌，复兴伊斯兰文明并建立“真主主权”(Hakimiyyah)统治下的“哈里发国家”。

萨拉菲派内部存在拒绝暴力的寂静派(Quietists)和崇尚暴力的圣战萨拉菲派之分。后者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

伊斯兰教义明确规定禁止杀害穆斯林或平民，这迫使圣战萨拉菲派着重从理论层面为其暴力行为寻求宗教合法性支撑，尤其注重运用“定叛”(Takfir)和“圣战”

(Jihad)等思想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

“定叛”是指宣判某人为不信道者或叛教者的过程，主张推翻未按照伊斯兰教法建立的世俗政权和谴责不信道者。

伊斯兰极端主义认为，“圣战”具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推翻“叛教者”建立的政权；第二种把“异教徒”从穆斯林的领土上驱逐出去，实现伊斯兰文明的复兴；第三种是“全球性圣战”，惩罚“异教徒”，还穆斯林以“正义”。

从思想源流上看，哈瓦利吉派倡导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和行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雏形，其中尤以该派中的艾兹拉格派(Azariqa)最为激进。

艾兹拉格派不仅将那些犯“大罪”的穆斯林当作叛教论处，而且将那些非本派别者也列于“异教徒”的行列，认为这些人都应该被处死。

长期以来，哈瓦利吉派因其极端主义倾向被伊斯兰教主流派别视为异端和边缘派别。

为同哈瓦利吉派划清界限，主流伊斯兰教法学家对“叛教”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叛教即一位先前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在言语或行为上摒弃伊斯兰教，例如公开

宣称或被证实放弃伊斯兰信仰、持异端主张、对戒律明知故犯且拒绝悔改、公开质疑伊斯兰信仰本身等。

具体而言，主流伊斯兰教法学家认为穆斯林的身份取决于言论、信仰和行为三大要素。

其中，言论方面是指“清真言”(Shahada)，即诵读对真主和先知的共同信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信仰方面是指遵循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行为方面则指履行伊斯兰教规则所规定的宗教义务。

最早反对哈瓦利吉派的是穆尔吉埃派(Murji'ites)，后者认为应慎重并延迟(Irja)对“叛教者”的定性，“有罪者”并不见得就是“叛教”，因而该派又被称为“延缓派”。

延缓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阿布·哈尼法(AbuHanifa)后来创立了哈乃斐教法学派，其核心观点认为信仰与“清真言”保持一致，信仰在心中，而不在行为中。

艾什尔里派代表人物安萨里(Al-Ghazali)对此持相似立场，认为除非穆斯林公开否

认“信主独一”、先知穆罕默德和末日审判，否则就不能被视为是“叛教者”，这种观点逐渐被伊斯兰教主流派别所接受。

二、中世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

中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著名学者伊本·泰米叶(1263~1328年)的思想为当代萨拉菲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伊本·泰米叶认为，宗教信仰由言论、内心信仰和行为构成，只有特定的行为才能被视为“叛教”。

他指出哈瓦利吉派的错误在于对“叛教”行为界定过于宽泛，但也对穆尔吉埃派持否定态度，批评穆尔吉埃派不能容忍伊斯兰信仰严格化的发展倾向。

伊本·泰米叶生于伊斯兰世界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

从内部来看，中世纪伊斯兰教法僵化，苏菲主义盛行。由于“创制之门”关闭，伊斯兰教法学发展停滞，不仅难以撼动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和罕百里四大教法学派的地位，而且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成为伊本·泰米叶着手改革的主要原因。

8世纪后期，苏菲派由苦行禁欲主义逐渐发展为神秘主义，伊斯兰统治阶级分裂、腐化导致百姓生活困苦，进一步推动了苏菲主义的传播。苏菲主义的泛神论倾向与正统的伊斯兰派别格格不入。

伊本·泰米叶目睹苏菲派的消极避世，认为任其发展最终会导致伊斯兰世界走向衰退。

“苏菲派在伊斯兰国家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苏菲派沉迷于幻想，统治者沉迷于腐败，不约而同地使整个民族陷入困境。”

在此背景下，伊本·泰米叶对苏菲主义的否定立场代表了当时伊斯兰教内部的纠偏思潮和改革倾向。

从外部来看，1096年至1291年十字军进行的八次东征以及1258年蒙古西征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夹击之势，阿拔斯王朝被灭亡后，伊斯兰文化遭到摧毁，冲击了传统伊斯兰政治的合法性。

马木鲁克王朝先后抵抗十字军和蒙古军，激发了王朝内部整个社会的斗志和尊崇自身历史与传统的思潮。

出身于马木鲁克时代的伊本·泰米叶正是在这种内部教法僵化亟待变革、外部强敌环伺的背景下，提出了既强调改革，又充满保守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思想。

当代伊斯兰极端分子推崇伊本·泰米叶的思想，部分原因在于他对“叛教者”所持的排斥态度。

泰米叶认为，穆斯林在内心顺从真主就意味着对真主的敌人持敌视态度。为支持这一论点，伊本·泰米叶援引了“圣训”中的相关论述:“那些没有抗争，甚至没有思考为什么要抗争而死去的人，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他据此提出，穆斯林应避免模仿非伊斯兰信仰，甚至不能模仿非伊斯兰信徒的穿着和饮食，因为这种模仿会导致伊斯兰传统的流失，“对那些(非伊斯兰)事物的喜爱和忠诚与伊斯兰信仰是不兼容的”。

但伊本·泰米叶也强调应该对领导者的错误保持容忍和耐心。“现在，由于人类更倾向于不公正和无知，统治者有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应该禁止穆斯林去反抗他们的领袖，只要领袖每日还在向安拉祈祷。

这是因为统治者仍然尊崇安拉”，这一观点被当代保守的萨拉菲派作为效忠执政者的理论依据。

伊本·泰米叶的思想因其保守性和极端倾向，后被伊斯兰激进派别和极端派别所接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自身的理论体系，尤其以瓦哈比派最为典型。面对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腐败，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ibnAbdAl-Wahhab，1703~1792年)寻求以更加狭隘的方式来实践伊本·泰米叶的思想。

瓦哈比派认为，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仅靠履行宗教功修是不够的，除严格遵守“认主独一”原则外，还要对“叛教者”实施相应的惩罚。

该派认为，宗教活动若遵循崇拜“圣徒”、“圣墓”等任何形式的苏菲主义行为，都属于“叛教”行为，是对真主的亵渎。

这一主张源自伊本·泰米叶对苏菲派的批评，瓦哈比派据此希望完全铲除苏菲派，肃清其影响。

在历史上，穆斯林学者认为，崇拜“圣徒”、“圣墓”是一种善意的“创新”。但瓦哈比派认为，任何先知穆罕默德及圣门弟子未曾采用过的祈祷方式，都应被视为“大罪”。

从1740年起，瓦哈比派开始实施阿卜杜·瓦哈卜的极端思想，捣毁了第三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的圣墓。

此后不久，阿卜杜·瓦哈卜所属的谢赫家族与沙特家族结成政治联盟。1746年瓦哈比派对被该派界定为“叛教者”的群体发动了暴力“圣战”，其手段十分残忍。

在当代，“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抢劫、倒卖文物、破坏圣墓、以残暴手段惩罚平民等行为，与早期瓦哈比派的有关做法较为接近。

三、近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演变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列强以传播文明为借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领土和进行殖民活动，一场旨在复兴伊斯兰文明的运动逐渐兴起。

发起这场运动的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富汗尼(Jamalal-Dinal-Afghani，1838~1897年)。因受到基佐的《文明史》启发，阿富汗尼提出文明的复兴取决于美德。

当时，欧洲思想家认为宗教并不是最重要的，但阿富汗尼认为践行伊斯兰教的理念能给人带来美德和力量，只有真正信奉伊斯兰教才能实现文明的复兴。

他由此提出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即以共同的宗教责任将穆斯林团结到统一的“乌玛”(Umma，穆斯林共同体)之下。

阿富汗尼的追随者发展了其思想，强调伊斯兰教是建构社会最理性的基石。

教法学家拉希德·里达(RashidRida，1865~1935年)及其追随者通过共同创办《灯塔》(Al-Manar)杂志，将这种思想传播和推广至整个伊斯兰世界。

富有改革意识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则反对任何创新。尽管里达早年对伊斯兰教改革持开放态度，但进入晚年后，他在思想上开始转向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逐渐被里达所吸纳并用于推进伊斯兰化的进程。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后，伊斯兰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

真正将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的是毛杜迪。毛杜迪的“圣战观”和“伊斯兰革命理论”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认为，相较于其他意识形态，伊斯兰理念对国家统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印度次大陆，由于逊尼派伊斯兰教被印度教、什叶派、英国殖民主义者视为威胁，逊尼派伊斯兰思想家严格划定了“真正的信徒”与“异教徒”之间的界线。

这些思想对毛杜迪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杜迪承袭并系统发展出一整套政治理论，强调伊斯兰教是摆脱“蒙昧”(Jahiliyyah)的唯一选择。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个体或团体所持有的规范性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综合，毛杜迪将伊斯兰教理论进行意识形态化改造，伊斯兰教遂开始替代其他意识形态成为权力阶层统治国家的基础。

毛杜迪宣称，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它还是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致力于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秩序”。

在印度次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穆斯林通过发动“圣战”来反抗英国的殖民统

治。为镇压穆斯林，西方殖民者将伊斯兰教歪曲成“一种嗜血的宗教，向自己的信徒宣扬屠杀”。

作为回应，1927年毛杜迪撰写了《伊斯兰教中的“圣战”》(Al-JihadfilIslam)一书。该书后于1930年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圣战观”。

毛杜迪将“圣战”界定为建立公正的伊斯兰制度、传播伊斯兰教以及与“异教徒”进行斗争的手段，强调“圣战”不属于战争范畴，其目标是“建立伊斯兰制度的统治，不是为了消灭个人或集团或者摧毁他们的财产，而是为了消灭罪恶”。

个人和团体都应该“惩恶扬善”，任何旨在使个人或团体走上“正道”(Sunna)的行为都属于“圣战”范畴。

毛杜迪认为“圣战”以革命手段实现正义，且只能在伊斯兰国家中实现。

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旨在实现真正的正义，不考虑任何阶级或国家利益，既然所有人类都应该受益于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正义，“圣战”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革命。

毛杜迪强调，“伊斯兰国家”并不是一个神权国家，而是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民主国家，世间一切权力皆归真主，只有真主才能统治人类，因此伊斯兰国家应该由具有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的人来领导，而且国家的管理不应该是独裁的，而应实行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分立。

毛杜迪关于建立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尤其是对“圣战”的泛化，都对后来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