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报一刊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一刊站错队，就只剩下了两报

引言

知道“两报一刊”这个称呼的人，估计也得至少35岁以上的年龄了吧，“两报一刊”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说法，两报说的是两份报纸，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说的是《红旗》杂志。

这篇小文章，我就和你聊聊这“两报一刊”的那些事。

正文

两报一刊里面，属《人民日报》创办的时间最早，于1948年的6月15号，在河北的平山县正式创刊。其次是《解放军报》，创刊于1956年的元月1号；最晚创刊的是《红旗》杂志，创刊于1958年的6月1号。

六十年代的时候，《人民日报》和《红旗》这两个重要的舆论阵地，交给了陈伯达来牵头负责；至于《解放军报》则是由林副统帅牵头领导。

从1966年开始，当时社会上其他的新闻媒体，因为受到冲击，基本上都处于停工状态。正常维持工作状态的只有“两报一刊”，以及地方上一些比较权威的报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只要有什么重大的政策出来，“两报一刊”必定要发表社论。

只要是出自“两报一刊”的文章或者社论，特别是社论，各地重要的报纸刊物，都必定要全文转载，而且广播电台也要进行全文广播。

可以直接说，“两报一刊”从实际上而言，是代表了最高当局的观点，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的前进方向，也决定着一批人的生或死。

两报一刊在六十年代，就是我国的唯一“喉舌”，指导着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工作，当时还有流行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两报一刊”的影响力：小报抄大报，大报抄《红旗》。

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看来，其实是很不正常的，不过，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也是一个时代的烙印。

如果以1966年作为时间节点来算的话，“两报一刊”垄断了近十年的时间，到了1976年，这个格局才被打破。

到了1976年，民众和党内的不少人士，对于两报一刊这种垄断的怪现象，其实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负面情绪和不满。一直到这年的10月10号，两报一刊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亿万人的共同心愿》的社论，也正是这篇社论彻底宣告了“两报一刊”时代的结束。

从这一天开始，社会上很少再出现关于“两报一刊”这种统称了，这三个舆论阵地也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

时间来到1978年，这一年对于这三个舆论阵地而言，都是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同时也是国家发展路线转折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的5月11号，由《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掀起了一场决定国运的理论讨论。由其他报刊引领着国家决策的事情，这还属于首次，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这个事都是由“两报一刊”来完成的。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此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自然知晓当时这场大讨论的历史意义，然而当时还有不少人的思想没有转变过来，仍旧是持有一种抱残守缺的意识和态度，这场大讨论无异于是一场思想领域的解放斗争。

中国当时对外开放的车轮是止不住的，这是历史所趋，因此，想要后面能走好步伐，前期的思想工作就得捋顺了。关于这场大讨论，在我看来，并非是在讨论，而是在给你捋清楚思想路线，所以，不管你反对还是支持，这条路是必须得走的。

而就在先期解放思想的关键时刻，《红旗》居然犯了糊涂，没有介入进来，相反以沉默的姿态来应对，而这种沉默其实也是一种表态了。其实，《红旗》当时即使是出来表示明确的反对，不用这种沉默的方式来应对，也不会把自己置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了。

相反，《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就一点不含糊，直接旗帜鲜明的转载了《光明日报》的那篇文章，毕竟后续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社论，进行支持。

等《红旗》反应过来，于同年的年底开始站队支持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一年，也成了“两报一刊”发展的分水岭。

如今，曾经辉煌一时的“两报一刊”，只剩下了“两报”，而那一刊早已在1988年的7月1号，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