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网上流行起这么一句话“你是什么垃圾”,这句话其实出自上海垃圾分拣阿姨之口,论起缘由,我们该从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开始推行强制垃圾分类说起。上海实施的《条例》,不仅实现管理区域、管理对象全覆盖,同时还加大了惩处力度,因此也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从上海的“大动作”,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中国对推行垃圾分类的决心和意志是无比坚定的。
其实垃圾分类这一步,早在19年前就已经迈了出去。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了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这几个城市针对垃圾分类进行了各类尝试,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所以可以说我国的垃圾分类起步早,但走得慢。
我国作为基建大国,造一座跨海大桥,造一条高速公路都能在令人惊讶的时间内完成,为什么一个看似简单的垃圾分类却迟迟不能实现?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表示“可以说,垃圾分类就是一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在他看来,生活垃圾分类在中国难以推进最大的难点就是需要打破多年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而改变生活习惯在短时间是难以实现的。另外,由于基础设施不到位,经常出现前端分类,后端混收的状况,打击了市民分类的积极性。
具体分析原因,我们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
(1)居民个体因素,包括对垃圾分类认知不足,缺乏相应的垃圾分类知识。居民个体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会有重要的影响。事实上,的确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哪些是属于可回收的垃圾,哪些是属于不可回收的垃圾,很多人在扔垃圾的过程中是“凭感觉”。重要的是,在知识匮乏的情况下,居民如果要真正实施分类,需要耗费更大的时间成本。
(2)垃圾分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问题。尽管垃圾分类部门事先在小区内做好了垃圾桶分类体系,但市政环卫部 门在回收过程中为了节省劳力还是会将这些垃圾合并处理。这种“连锅端”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居民自主进行垃圾分类的信心,也大大抵消了前期居民垃圾分类的效果,造成了一定的恶性效应。
(3)垃圾分类的一些配套制度不健全。如奖惩机制、宣教制度等存在缺陷。实际上,在很多城市已经实施了“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其实目前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到,要真正在我国推行垃圾分类,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进公众参与。公众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良好的社会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养成的。垃圾分类制度及垃圾减量化生活模式是在社会大众参与中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建构,自上而下式的制度供给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关键就在于 自上而下的供给过程中存在着制度监督的难题。要解决这个 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进公众参与,一方面能够解决监督成本高的问题,同时还能够突出社会大众的参与意识,进而实现参与与监督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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