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来厦签售《长安的荔枝》讲述“一骑红尘妃子笑”背后的故事

　　3月27日讯（海峡导报记者 崔晓旭/文 沈威/图）作家马伯庸，最近有点火。

　　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还在热播，新书《长安的荔枝》上架畅销。

　　昨天下午，马伯庸亮相外图厦门书城“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厦门读者见面暨签售会”，与读者分享“一骑红尘妃子笑”背后的故事。见面会现场，座无虚席，读者都亲切地称他“亲王”。的确亲和，无论是回答提问还是与读者交流，马伯庸都显示出如在微博上那样风趣、睿智。

厦门印象既古老又年轻想在鼓浪屿老宅子写作

　　马伯庸，是个笔名，听起来却让人觉得是个“老头”。其实他才刚过不惑之年，思维活跃，在微博上与网友的互动，言谈风趣、妙语连珠。

　　更为有趣的是，他的作品经常带来现象级的效果，这种效果不局限于文学界，还涉及影视、旅游、地方文创等。2019年，他的小说《长安十二时辰》被改编成同名剧集播出，剧中长安城烟火气十足，水盆羊肉、火晶柿子等美食也带火了西安旅游；《风起洛阳》中，观众跟随王一博饰演的百里弘毅品鉴了洛阳城的美食，冷泉黑鱼、冰酪、羊汤、洛阳水席等因他的作品成功出圈。

　　对于马伯庸来说，要想写出一个城市的烟火气，实地调研是必须的。“没有站过古人站过的地方，是想象不出故事生长的。”马伯庸每到一个地方，喜欢去逛博物馆、图书馆、名胜古迹，积累大量史料，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还有一个习惯，到了地方，手机打开导航，看一下附近的地名。有些地名很有意思，我就会去探究背后的故事。”

　　对于厦门，他来过几次，也比较熟悉。“我想最适合我写作的地方是鼓浪屿上的老宅子，那里天天都有游客走来走去，很有生活气息。”

　　在马伯庸眼里，厦门这座城市的气质既古老又年轻。“如果写厦门，我会写厦门的一位古人苏颂，他既是当官的，又是一位科学家。至于题材嘛，会以经商或海商为主题，与泉州结合起来一起写。”

高产作家 几乎一年一本，11天写就《长安的荔枝》

　　马伯庸是一位高产作家，几乎一年一本，且本本畅销。2022年，他连续出版两部小说《大医》和《长安的荔枝》，前者聚焦清末民初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事件，后者书写唐代小吏运送荔枝的故事。《长安的荔枝》沿袭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在真实历史的大背景下，讲述了唐朝的一个小吏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如何在官场和职场中挣扎求生，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为贵妃祝寿这个“不可能任务”的故事。

　　荔枝怎么送的？走水路还是旱路？运送过程中的马匹怎样调度？史书中对于将荔枝献于杨贵妃的细节记录寥寥无几，这也是马伯庸最为关心的：“人们在谈论‘一骑红尘妃子笑’时，大都关注‘妃子笑’，却很少有人关注‘一骑’。那个时代，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没有先进的保鲜技术，负责运荔枝的‘快递小哥’要保证新鲜得付出多大努力？”

　　唐朝小吏李善德用11天将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马伯庸的写作也仅用了11天，一气呵成写完七万多字的小说。书出版了四五个月，卖了近70万册，这是马伯庸没有想到的。“我自己曾经也是个‘社畜’（网络流行语，多用于上班族的自嘲），每天朝九晚五，《长安的荔枝》写的是一个运荔枝的‘社畜’。后来我发现，可能不是我书写得好，是这个社会‘社畜’太多了，大家找到了共鸣，原来古代社会也一样有‘社畜’。”

“半路出家”他将自己的小说定义成“事务型小说”

　　马伯庸大学读的是商科，并非学文出身，也曾是个打工人，白天在外企上班，业余时间疯狂写作。直到2015年，他的畅销书版税收入远超上班赚的钱，才辞掉工作，全职写作。

　　前前后后写了25年，创作了90余部长、中、短篇作品，先后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等。“对于创作，没有拖延症，也不感到疲惫，写作是我的工作，但更是我的兴趣。”如今的马伯庸，依旧保持每天产出4000字、每年写完一本书的勤勉。

　　他脑洞极大，而且内容有趣，他将自己的小说定义成“事务型小说”，把主人翁要办成一件事的过程写得足够详细。

　　比如，汉武帝雄才大略，几十万汉军精骑出塞，世人只道汉武帝气吞万里如虎，但马伯庸会忍不住想，要支持那么大规模的军队调动，负责后勤的基层官吏会忙成什么样？“如果以基层办事员的角度来审视史书上的每一件事，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忙活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掉一把。一将功成万骨枯，很多时候往往一事无成，也是万头皆秃。”马伯庸说。

钟情“小人物”关注底层人物，让他们不被历史遗忘

　　不同于其他历史题材的小说，马伯庸最为人所知和称道的，是核心主角是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小人物。当看到历史大事件时，首先想的是这活谁干的？

　　在《风起陇西》里，他写不被乱世聚焦的陈恭、荀诩等人，在蜀汉和曹魏的秘密情报线上“暗战”；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他写没能在史书上留下痕迹的死囚张小敬，化解突厥狼卫企图摧毁长安的危机；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他写一个痴迷于数字的“算呆子”，勾出隐藏在大明历史中的丝绢赋税案；到了《长安的荔枝》，他又写一个不起眼的长安小吏……马伯庸总是在真实历史背景下加入悬疑、推理等元素，讲述史书背后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

　　为什么会对“小人物”情有独钟？马伯庸直言：“小人物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有他们的抗争和诉求，但史书上记载他们的东西太少，容易被人遗忘。希望通过我的笔，让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复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很强烈的、坚定的史观——所有的历史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大时代就是由小人物、普通人聚合起来的，千千万万个他们产生了同一个诉求，这诉求就形成了历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