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何顺果先生

2023 年3 月8 日，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何顺果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78 岁。

何顺果教授1944 年7 月出生于四川省忠县，1964 —1969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后留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7 年10 月退休。

何先生长期从事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近40载教学生涯中，开设了“欧美近代史”“美国史研究”“美国边疆史”等多门课程，受到学生广泛欢迎。著有《美国历史十五讲》《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人类文明的历程》《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美国“棉花王国”史》《美国史通论》《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美国史研究》等多部著作，其中数种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何先生还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等，为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先生依然关心着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及相关学术出版工作。本期微信我们推送何先生《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一书的增订版序言，谨以表达哀思。

增订版序

本书原名《人类文明的历程》，2000年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中的一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并应出版方要求改名为《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高教出版社认为本书“体例新颖”，而北大出版社则高度赞扬了本书的“综合性”，其实仍有许多遗憾之处。为了完善本书的体例、结构和内容，我经多年准备为出版社提供了这个“增订版”。这次增订，除了将原书后的“补篇”扩大为“第五编”共13章外，还为第二编增写了有关“丝绸之路”的一章：“‘丝绸之路’：开辟东西方两大文明交通与交流之路，并赋予‘亚欧农业带’以新的内涵”，为第四编增写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俄罗斯努力打造‘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一个新兴工业带”的一章。之所以要为第四编增写一章，是因为我发现东欧诸国曾努力打造西欧“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一个新兴工业带，并对东欧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所以必须对拉美和“四小龙”在新兴工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做相应的改动。

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历史专业。北大历史系当时可谓大师云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学极为系统，对学生学习和研究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求很严，但当时使用的周一良先生所编《世界通史》教材尚缺现代部分，虽然优点很多但似乎过于拘谨。所以，从本科开始，我就关注世界史的完整和完善问题，在留校任教后，这方面的兴趣因责任所在而更加强烈，尤为重视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即使受“文革”的冲击也未停止。我所需要的许多基本书籍都是当时在旧书店找到的，罗荣渠先生是我淘旧书的引路人，否则我是无缘进入中国最好的古旧书店书库的。此外，我也注意到国际学术前沿的发展问题，例如，对于“cliometrics”（计量史学）我就是先从俄文杂志上发现，然后追踪西文而得知的，记得当时为了研究如何翻译该概念及有关资料颇费周折。此事于我的另一大意义，是促使自己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私下联系本校英语系旁听了一年半的精读课和泛读课，得以在“文革”后校方的升职考试中以第二外语参加考试，又侥幸以83.5分的成绩进入前三名，至今我仍非常感谢私下帮我联系英语系的郑女士。此外，还要感谢在美国留学、随后留在马里兰大学任教的洪先生，是他教会我如何使用电脑。我曾带着问题花三天时间集中检索有关世界史的书籍和杂志的信息并打印留存，使我在此方面的知识得以补充、丰富和更新，而美国图书馆的服务亦十分周到，馆际借书不仅便捷，还能把书送到住地，有访学一年胜过十年之感。我想说明的是，本书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荐为教育部组编的有关丛书之一的，当时是王义遒副校长直接通知我的，于是我只好将原来关于“世界历史”的许多思考和设想尽量放入其中，因为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在此书之外再写一部新的世界史了。但因此也促成了本书写作中文明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并给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机会。

在本书的酝酿、写作、修改和增订过程中，我思考和企图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三：其一，是如何确立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问题。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又曾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我国的教学和研究中，往往把“世界历史”当“外国历史”来处理，共和国初期的一些大中小学有关教材就是如此，一些世界史丛书称“外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史丛书”，这造成了中华文明和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缺席，这是对中华文明和历史的极大不公，在当今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情况下尤为不妥，此意见我在本世纪初《上海社会科学报》所约写的一篇短文中就正式表达过，其题目为《应当建立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所以，本书的构思和写作从未忘掉中国，并赋予它以应有的世界历史地位，因为它在古代世界文明的历史中曾经占有重要的甚至中心的地位，中国的重新崛起完全可以从中获取智慧、力量和自信。其二，是如何构建“世界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的体系问题。由于世界历史的写作发源于西方，“欧洲中心论”长期在“世界历史”的教学、研究和编纂中占统治地位，一部世界史几乎成了西方文明史，并包含了大量美化西方殖民、侵略和奴役亚非拉人民的内容，贬低歪曲甚至忽视东方文明，这种情况至今在我国的历史教材中仍留有痕迹。我的办法，是通过三大历史时期，即“农业革命”、东方四大古文明及此后古希腊文明的兴起、“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强调“亚欧农业带”作为古代世界“文明高地”和“核心地带”，拥有东西交流桥梁和南北辐射功能的作用，以恢复中国和整个东方古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提出“近农业带”和“远农业带”、“核心文明”和“边缘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等几对概念与“亚欧农业带”相配合。我认为，没有后面几对概念及对它们的探讨，就不能真正构筑起“世界历史”的结构并了解它们的不平衡性，而这种结构及其不平衡乃是世界历史和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对平衡与不平衡的转换与交替的叙述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其三，是如何估价“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场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挑战：第一，它涉及的不是一般的科学和技术，而是许多高端科技领域；第二，它由芯片的发明以几何级的速度引发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的革命；第三，它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架起桥梁，极大地和空前地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第四，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以“无形资本”（科学和技术知识）取代了“有形资本”（劳力和物质资料），而且确实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以往资本运行的法则和获取财富的“主要形式”乃至判断价值的尺度。

当然，在本书筹划、写作、修正和增订时，我的探索并不限于上述三大问题，但我以为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想法是，“世界史”的教学、研究和编纂之所以应当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因为它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也是人们进行哲学思考、理论思维乃至构建自己历史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依据。那种把对“世界历史”的概念、内容和结构的探讨仅仅视作是“专业”范畴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民智大开的当今之世尤不可取。这也是我本人，在繁忙的美国史、资本主义史和历史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外，依然对“世界史”的写作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此做点说明。我在1999年谈到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之时，认为这场革命改变了“价值判断的尺度”，这本是对马克思一个重要原理的回应和引申，但此说至今不为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所承认。他们的根据之一是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的价值可以按体力劳动的倍数来计算，但他们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见《马恩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7—218页）中所说的话：“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作为“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即“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的“这种动因本身”，“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不成比例”，因而也就不能用“倍数”来计算。众所周知，“创新”在科技发展中，特别是在“高科技革命”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灵感”是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常有的“一种特殊认知经历”。不久前，德国维茨堡大学的萨斯查·托波林斯基和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罗尔夫·雷伯，在对人类脑功能进行研究时发现，“灵感”或“即时性”在本质上不仅具有“积极效应”而且具有“突发性”，因而“创造性”思维很难用一般的“劳动时间”的倍数来计算。个人认为这一发现可以作为对上述马克思原理的解释和补充。

而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科学家近期对大脑思维模式的研究所证实，这一研究是在“最具创造性的人”和“最不具创造性的人”之间进行的，结果证实二者之间“有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据英国《卫报》网站2018年1月15日报道，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杰·贝蒂通过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各异的大脑连通模式，这种模式与产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有关”。他发现，在极具创造性的思考者身上，看到三个大脑网络之间强大的连通性：一个“默认模式网络与自发思考和思维模式有关”，另一个“执行控制网络”则在“人们专注于自己的想法时参与其中”，第三个所谓的“凸显网络”有助于找出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其中前两个倾向于互相对抗和抑制，而更具创造性的人能够更好地同时参与这两个网络的活动，因而或许能更容易地同时承载所有这些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谁将是下一个爱因斯坦。（参阅2018年1月20日《参考消息》）

以上的话权作增订版序。

2019年于北京大学

修订版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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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文史哲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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