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号·大刀·盒子炮——记周世忠少将

军号·大刀·盒子炮——记周世忠少将

卢振国

周世忠将军在长征中还是个“小号兵”，当时在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二营担任司号长。

1984年秋，笔者随同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同志，于武昌珞珈山宾馆采访过周世忠。50年前的司号长，这时已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他曾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世忠1918年出生于湖北红安吴家园子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时给地主放过牛，还在汉口烟厂当过童工。1930年他才12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编入红二十五军。战争岁月，他曾负过8次战伤，其中有4次重伤，身上至今还留有敌人的弹片。

“我在红二十五军，只不过是个小号兵，当过司号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我才担任连政治指导员……”周世忠极其坦率地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怀着一种朴素情感叙说起来。

将军话起当年，李金德也不由笑眯眯地说：“我记得你当司号长时，身上老是挎着三大件：军号、大刀、盒子炮，都扎着红绸子飘带，一路上威风得很！打起仗来……”

是的，读者似乎可以想象得到：雄姿英挺的“红小鬼”，一把军号、一把大刀、一把盒子炮，再配上几条红艳艳的红绸飘带，好不神气威风呢！打眼一看，就是个举枪能打、挥刀能杀、握起军号能吹的忠勇之士。这样的佩挂武装，也是红军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可不是嘛，”周世忠听了呵呵笑道，“我学会吹军号，是‘格老子政委’教的，身上背的三大件儿……呵呵，也是向‘格老子政委’学的，他那会儿就在二二三团当政委……”

有关“格老子政委”的种种传闻，原红二十五军不少老战士都记忆很深。此人名叫赵凌波，四川泸州人氏，时年二十六七岁，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号兵，后被红军俘虏过来，见他拥有一技之长，就被留在红军中司吹军号。他曾给军政委吴焕先当过两年“号官”。吴焕先也很珍惜这个军事技术人才，曾叫他担任号兵教练，为红二十五军训练出一批号兵。战斗中，吴焕先有时也少不了提醒或警告两句：“你个格老子，可别把冲锋号吹成了开饭号!”赵凌波自惭形秽地嘿嘿一笑：“吹错了，你就砍我的脑壳！格老子吃上红军的饭，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决不做叛徒。”这个浓眉耸立的高挑汉子，由于在战斗中表现不错，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并由号官当上营、团政治委员。每在队前讲话时，他张口闭口都是“格老子”如何长短，因此，大家都叫他“格老子政委”。可是，谁要当面喊声“格老子政委”，他马上就会把脸一沉，愣起两眼：“你念过《百家姓》没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子在《百家姓》里排行第一，全中国第一大姓！”当上团政委以后，腰上仍然吊着一把军号，无论行军作战、宿营开饭或联络那个营连，他都亲自吹号，身边从来不带号兵。到了危急关头，往往是一手挥着手枪，一手拎着军号，嘀嘀嗒嗒猛吹一阵，便带领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他的这一招数，深受红军指挥员的赞美，堪称“一绝”！

“赵凌波这个人，军号确实吹得不错，打仗也很勇敢，就是有点极‘左’！他本身就是个俘虏兵，却对东北军俘虏兵凶狠得很……”周世忠从容不迫地叙述着。他随后又讲起这样一件事：

被俘的东北军士兵中，有一个名叫刘玉甫的轻机枪射手，当时留在红军连队当机枪教官。此人平时爱好喝酒，被俘时腰里就挽着个猪尿泡，盛着半袋子烧酒，动不动偷偷呷上两口。有次被格老子政委发现了，硬说这是“反动习气”，“腐化行为”，非要予以没收不可。刘玉甫心里不服，说他宁肯舍命，也不能丢掉“酒袋子”。有趣的是，这个家在东北的老兵，又以俄国话嘀哩嘟噜地骂了两句，赵凌波听不懂外国话，以为是东北军的什么联络暗号，于是就以“谋反嫌疑”报告给军政委。吴焕先一了解不是这么回事，也不把饮酒视为“反动习气”，只是讲了军人饮酒应注意的事项，并允许把“酒袋子”带在身上。刘玉甫乐得一跳三尺高，大声喊道：“我的酒袋子乌拉(‘乌拉’，俄语万岁)！”从此，刘玉甫就落了个“酒袋子”的外号。长征进入陕南后，刘玉甫已由机枪教官升为连长，而且加入了共产党。挽在腰里的猪尿泡，后来也在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从此就跟“酒袋子”断了缘分。

“这件小事，而今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周世忠饶有情趣地结束了这一段回忆。他紧接着又说：“长征到达陕北后，我由共青团转党时，就是刘玉甫、陈锦秀同志，作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周司令员，你的军号、大刀、盒子炮，在战斗中能不能同时发挥威力？”笔者忙又把话题拉到“三大件”的趣闻传说。

周将军不由愣起一双惊异的眼神：“能呀！怎么不能同时发挥威力？到了危急关头，三大件都使用得上！跟敌人短兵相接时，冲锋号一吹，就得使用大刀、盒子炮！在四坡村战斗中，我就把手枪按在木盒子上面，当作枪托抵在肩窝，向敌人射击。”

话题一转到四坡村战斗，周世忠和李金德都以亲历中的耳闻目睹叙说起来……

那是1935年盛夏时节，红二十五军经由甘肃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母宫原掉头南下徒涉汭河时，担任掩护全军渡河的第二二三团，就坚守在王母宫原上的四坡村，警戒平凉方向的尾追之敌。这天，恰又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河后，军直机关分队以及军医院、运输连、担架队，全都被汹涌翻滚的山洪巨浪阻挡在北岸，人马辎重担架拥挤不堪。指挥部队渡河的军政委吴焕先，也只能“望河兴叹”，等待水势下落，再行组织徒渡。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步兵二零八团1000余人，在一连骑兵的配合下，由泾川县城沿着王母宫原，突然向四坡村奔袭而来。位于四坡村东头的第二营首当其冲，他们当即凭借房屋窑洞土堆沟坎，在村头与敌人展开激战。枪声伴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愤怒的喊杀声，把那高原村寨震得山摇地动。营长郎献民、营政委田守尧都在向各连疾声呐喊：“同志们，为了全军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坚决抗击敌人，打退敌人！决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顶住敌人就是胜利！”

周世忠当时就挎着他的“三大件”儿，紧紧跟在营长郎献民身边，穿梭奔跑于各连阵地之间，随时随地听候郎营长的召唤……他，那么一副矮小个头，全身都被雨水湿透了，变成了落汤鸡。系在军号、大刀、盒子炮上的红绸飘带，也都淋得湿湿的，紧紧贴在身上。一张清瘦白嫩的面孔，扯线似地滚动着水珠，也分不出是雨水还是汗水。

四坡村战斗，第二二三团完全处于背水作战。如不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一旦被敌人占领原头阵地，压至汭河岸边，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恶战！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军政委吴焕先亲自带领交通队百十余人，忽然从河边奔上原头，直插入敌人的尾部，切断了敌人的后路。当时，敌人只顾向四坡村轮番进攻，没想到从侧背杀出一支奇兵，顿时乱作一团，纷纷抱头鼠窜。郎营长发现敌人的攻势已经溃乱，转身向周世忠大声呼喊：

“司号长，吹冲锋号！坚决反击敌人，消灭敌人！”

周世忠鼓足劲头吹起了冲锋号。各连的阵地上，顿时也都响起了军号声……一霎之间，红军指战员像潮水般地涌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

就在这时，周世忠急忙又背起军号，挥着一把二尺长的大刀，奋不顾身地扑向敌群……与敌短兵相接的拼刺肉搏，即刻在王母宫原上展现出来，其壮烈情景时属少见。混乱的敌群中，忽然冲出一个骑着白马的敌人军官，仓皇夺路奔逃。周世忠距敌不过三四十米，他自知不能使用大刀迎战“四条腿儿”，急忙又把他的“盒子炮”抵在肩窝，“啪、啪”两枪响过，即将敌人的一条马腿击伤，那匹白马就地挣扎着直尥蹶子。周世忠不由大喊一声：“下马投降！——投降！”谁知敌军官却不肯下马，仍一面抖动马缰企图逃脱，一面举着手枪还击。周世忠紧接着又开了两枪，这才把敌人从马背上撂倒在地。当他挥着大刀猛扑到跟前时，敌军官已气息奄奄，两只眼珠子直往上翻，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他发现敌人胸前挂着一条明晃晃的银军链子，不由伸手拉了两下，从衣兜里拉出一块怀表——可惜被子弹击碎了玻璃蒙子，时针秒针均停止走动。他又往衣兜里摸了一摸，却意外地摸出一枚铜质图章，上面雕着“马开基”的姓名——原是敌步兵二零八团的团长！

这一仗，将敌二零八团全部予以歼灭，侥幸逃跑者寥寥无几。但是，包括周世忠在内的红军指战员们，谁也没有表现出激战后的喜悦，胜利后的欢笑。因为，深受全军指战员敬爱的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在四坡村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全军将士无不热泪盈眶，捶胸顿足，悲痛万分！

司号长周世忠因为作战有功，而受到副军长徐海东的表彰。“格老子政委”赵凌波，对周世忠也大加称赞，破格地奖给他两块银元。所缴获的那枚图章，也由军部秘书张池明带到陕北。

“在四坡村战斗中，赵凌波因为乱杀俘虏的问题，到陕北后还受过批评，听说给了个什么处分哩！”李金德不无感慨地补充说，“这个四川‘格老子’，在长征中有功也有错……后来还是做了叛徒！”

“是呀！”周世忠紧接着说，“抗日战争时期，赵凌波在新四军当参谋处长，职务也不低了，可他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革命……”

8年之后，周世忠将军于1992年10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包括李金德在内的原红二十五军尚健在的不少老同志，在向他们的“司号长”遗体最后告别时，从《周世忠同志生平》中看到这样一笔具体而又光彩的记述：“1935年8月21日，在甘肃泾川四坡村反击战中，他奋不顾身地与敌人展开肉搏，亲手击毙国民党军三十五师二零八团团长，对二二三团完成掩护主力渡河任务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徐海东同志的表彰。”（选自卢振国著《红二十五军长征记》，军事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