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刘知幾对“直笔”精神的大力倡导！

至刘知幾著《史通》，一方面，自觉地将自董狐、南史、司马迁以来坚持“据实直书”的优良传统加以总结，又一方面，他长期在唐朝史馆任职，对于监修大臣凭藉权势干预史官秉笔直书的恶劣做法，作了尖锐的抨击，因而把倡导直笔精神定为《史通》的中心论题之一。

《史通》中《直书》、《曲笔》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刘知幾义正词严，强调史家要伸张正义，秉笔直书，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恶名被于千载。主张为了直书其事，“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冒险犯难，在所不惜。他严厉斥责歪曲史实、文过饰非的做法，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直书》、《曲笔》两篇，一正一反，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什么是直笔？《杂说》篇中作了扼要的解释：“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凡是有关褒贬劝诫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谁，都应该据实直书。范文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说：“《史通》以直笔为评价古今史家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热烈表彰；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严厉批评，褒贬极为鲜明。这样，大大发扬了直笔的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刘知幾提倡直笔精神，贯穿于全书，包括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中。故是《史通》的中心思想之一。

朝廷委任权臣监修国史，至唐初成为定制，酿成种种弊端，成为阻碍史学发展的严重问题。刘知幾在史馆前后二十余年，深有切身体会，故列举其弊病，指陈其危害，十分有力，是《史通》战斗性的重要体现。

《忤时》总结监修制度“五不可”。其中有监修者多，处处掣肘、限制，“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又批评委于众手，互相推诿：“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

《辨职》、《自叙》篇中也有事实确凿、言词激烈的批评，云：“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

刘知幾的批评，都是确有所指，是为了达到史馆修史不受权势者所左右，修成的国史不受歪曲，务存实录。可以说，他所论都是针对存在的弊病而发。而从史学发展的长河看，我们对于史馆监修，除看到其弊病外，又应看到积累当代史资料和为前朝修史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

正由于坚持“直笔”的观念在古代史家中深入人心，因而在韩愈和柳宗元这两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之间，有过一次发人深省的讨论。

韩愈曾经有志于修史，于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之后，在答崔立之的书信中有云：“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之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至元和年间，韩愈曾经有志于任职史馆修撰，却出人意外地表现出颓废情绪，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云：“夫为史者，不为人祸，必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耶。……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

他讲出不敢撰写史书的两项顾虑，一是怕被牵连致罪丢了性命，所讲事实中就有崔浩由修史而致戮；二是讲欲求写成信史传之后世实在戛戛乎其难，原因包括传闻容易失实，搀杂有个人喜恶的主观意见，甚至有意编造加恶于人等情况。

站在今天来加以评析，则前一项是因为韩愈顾虑过重，前代史家之死，如班固、范晔等人，各有复杂情况，并非担任史职就一定会被害致死。就后一项而言，则说明在韩愈内心之中，“据实直书”有极高的地位，是史家的崇高职责，他要洁身自好，如果不能保证写成信史，就索性不当史官！究明其原意，则后一项又恰恰说明韩愈是“直笔”传统的信奉者，他坚决不愿承受曲笔的恶名！

柳宗元作为其生平好友，立刻写了情词恳切的信，表明本人要坚持直道而行，并对韩愈加以规劝，云：“又言不有人祸，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道直，虽死不可回也……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刑祸非所恐也。”柳宗元所言史官的职责就是直道而行、虽死不辞的铿锵言词，同样为古代史家追求信史的优良传统增添了光彩。

刘知幾大力倡导直笔，韩愈心目中史臣的崇高职责是务必修成信史，发挥“诛奸谀之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的道义的力量，柳宗元更以“不忘其直”，“刑祸非所恐”来勉励自己，在他们三人中都把直笔视为最高职责，这就凸显出在中古时代实录精神已经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优良传统。因此北宋吴缜著《新唐书纠缪》，就把事实是否确凿，列为“史才”的最高标准，说：“由是言之，史才之难，岂不信哉？必下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为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