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代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各级、各行业、各地区社会成员对教育的基本态度，也决定着这一时期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制约着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成果。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进步，人们对阅读、写作等基础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大部分武士逐渐离开乡村，流落于大大小小的城市。在17世纪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他们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处理公务和与具有商业头脑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公民打交道上，文化学习对他们来说变得刻不容缓。

同时，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幕府当局也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形成统一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学”势必被列入幕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例如在1615年幕府制定的《武士法》和同年颁布的《禁华整公法》中，第1条就明确要求将“学”放在显着位置，重视。这也是17世纪德川幕府的教育要求，即对武士的教育不能只重武术而不重文学；武士教育的目标任务是文武兼备，这也是整个社会上层社会教育的基本内容。此后，德川幕府的历代幕府将军也承德川家康之请，将弘学列为治国的重要议事日程。

幕府于1630年代开始办学。1630年，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上野新冈（今上野公园）土地5300余坪（约17520平方米）和黄金200两赠予“侍讲师”林洛山，使林罗山以此为基础，建立并主持了幕府的文教事业。

林洛山以此为契机，兴建“显圣祠”及其附属建筑，作为每年祭祀孔子的圣地。林氏学堂虽然世代由林氏家族管理经营，但在教育活动的发展上始终以幕府为主导，本质上是幕府设立的学校。

1663年，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将林家宿库命名为“本文馆”，此后30年每年都给予公款。性质更明确地公开。1691年，光文馆被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迁至汤岛（今东京都文京区汤岛的一部分），正式归幕府直辖。

当时由幕府出资，增建讲堂、师生宿舍等建筑。汤岛寺”和“上平学校”，地点被

称为“上平坂”。搬迁扩建后，林洛山的孙子林凤岗被任命为神父和教会的“大学校长”。自此，德川纲吉不仅经常聆听林凤岗的“晋讲法”，还连续8年在“圣教堂”亲自为属下讲道《周易》，一时名声大噪，成为幕府武士的名校并且是儒学研究的重镇。虽然此后“圣教”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一直坚持到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与开成合并学校和医科大学作为“大学校”，成为后来著名的东京大学的前身。

在幕府的影响下，诸侯也开始筹备文教，在东京设立学校藩学，俗称“藩派”或“番派”，旨在培养藩属内的武士，使其成为能辅佐封建政府的人才。此时，幕府直属学校成为封建学校设立和办学的典范，有助于各地封建学校教育指导思想、教育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的统一。

藩校的教师多为幕府直属学校的毕业生，对儒学的传播和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17世纪的封建学校就像幕府的小学校，没有自己的教育特色。整个17世纪，幕府学校和地方藩校的招生范围仅限于武士乃至上层武士家庭子弟的狭隘范围。每个诸侯建立的诸侯学堂只有5所。非常有限，但也为江户时代中期文化教育的迅猛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

两个。市民生活的改善和城市教育机构的发展

17世纪，随着日本城乡交流的增加，在江户和封建领主所在地周围形成了商人和工匠聚集的“城下町”，城镇一体化，成为一个贸易发达的城市。由于江户是幕府所在地，因此成为上流武士和富商云集的大都市。到17世纪末，江户已成为拥有百万人口、一半是武士、一半是市民的大都市。

此外，朝廷所在的京都是以生产“西阵织”为中心的轻工业城市，而大阪在江户时代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此外，长崎、兵库、名古屋等地也在当时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这些城市中的“镇民”在不断壮大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江户时代特有的蕴含着浓厚市民情怀的城镇文化，影响了武士阶层乃至整个城市。

随着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对阅读、识字等基础学术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以读、写、算基础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私立学校开始发展起来。当时，佛教寺庙是社会上的高级教育机构，深受人们的尊重。一些商人将子女送到附近的寺庙读书，促进了起源于室町幕府后期的“寺子屋”的进一步发展。但此时，寺子屋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直到18世纪以后的江户时代中期，寺子屋的发展才进入繁荣时期。

镇上的“年献公”制度，也算是一种教育活动形式。意思是城里的商业经营者雇用助手，手工业者招收学徒。既有雇佣契约关系，又有武士家族式的主奴关系。这种制度是招收学徒、培养商人或工匠的一般方式。

学徒一般在10岁左右入店，之前经历了“丁志”（小男孩）、“守带”（领班）、“饭头”（出纳）、“霸道”（经理）几个阶段他们可以独立工作。店主对学徒的要求一般都非常严格，一年只允许有两次假期。

为了让孩子专心拜师，家长们很少来探望。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不让他依赖别人，就不会关心别人”、“不离开父母，就不会关心别人”。感到疼痛。”对徒弟的严格要求反映了当时务实的社会风气，是一种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教育理念。手工业者收徒传艺的情况与商人收徒大致相同。

学徒多为亲戚老乡介绍，一般不签快递合同。师徒关系是家庭式的主奴关系。徒弟以师傅为中心，只服从师傅的命令，从而获得师傅或掌柜的信任和支持。这很像武士中的主奴关系。

但不同的是，手工业者的工作对计算和识字能力要求不高，即使没受过教育，也能学会手工艺。

在拜师的过程中，师傅师兄往往不是手把手教，主要是靠自己细心的观察、模仿和体会，掌握技艺的诀窍。

因此，工匠的学徒们往往着眼于自身技能的熟练度和提升，以学习一门手艺为目标。商人的徒弟需要学会了解社会和客户，具有一定的胆识和应变能力。因此，他们要学的东西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多变。商人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善于观察人和社会，所以新思想最容易在商人阶层中萌芽。

3.乡村社会的进步与乡村教育机构的发展

17世纪，日本的农村和农业稳步发展，农民及其子女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也为日本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农村教育和学校的建立。首先，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当时幕府或封建宗室发布的乡政令，大多是农业技术教育的指导书。

例如1649年的《庆安法令》详细介绍了积粪的方法：“厕所要宽敞，下雨时不要让雨水流入粪坑......房子宽3尺，长约12尺，把垃圾和杂草放进去，加清水，当肥料，用来种地。”此外，当时还有许多总结、介绍和推广农业技术的书籍，如17世纪中叶出现的《清良记》，第7卷《清民侃岳集》是当时最早的农书。日本。

1697年，宫崎骏八贞的《农业全书》面世，《才藏记》、《会律农书》、《百姓传记》、《耕稼春秋》等农书大行其道。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当时农村农业教育的进步。农村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经济作物品种和数量的增加，使得作物种植和贸易交流方面的知识成为必要，读、写、算成为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要求。其次，由于领主的相关书面命令需要通过村里的负责人（名师、组长、老百姓等）执行，所以村里的负责人和上层农民需要具备相应水平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此外，当局经常在农村设立“告杂”（告示板）传达政府的命令和通知，阅读“告杂”也成为村民必须提高识字能力的原因。另外，《河内屋可正旧记》曾记载河内州的一条规定：一个人要想成为农耕高手，必须通过前期考察，完成一本日记式的“农民笔记本”，才能被认可。这件事反映了当局鼓励农民记录耕作和学习写作。

由于上述需要，一些村干部自发组成了村里儿童学习小组，名称不一，有现代史学家称之为“儿童组”、“青年组”。一般7岁左右的孩子加入村里的少儿团，参加全年的日常活动和自办游戏等，接受社会集体生活的训练。加入15岁左右的青年团，主要接受守法教育，同时在各类实践活动中学习农业技术、卫生知识、道德信仰、音乐舞蹈等。

与此类似，在17世纪后期，出现了大量以识字和写作为主的儿童教学机构，即“手书院”，分布在城乡（主要是农村地区）;这时候，农村还没有“庙宇”这个词出现，但孩子们去庙里读书还是可以的。但在那个时候，能去寺院读书的，主要是商人的孩子。

许多贫困农民忙于种地或外出打工。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打工。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他们只能在劳动中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他们长大后，大多进城打工，在城里当学徒。

除了生产需要，为了更好地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幕府和各藩政府开始在农村开展乡村教育。从17世纪中叶开始，农村开始出现被称为“教育所”、“乡学”的公立成人德育机构。

两者经常合二为一，主要是政府办的。广为人知的冈山藩“闲谷学堂”（IdleValleySchool）是1670年由藩主池田光政创办的乡间学校。1668年，在冈山藩各地设立了123个“修行所”。文教发展基础较好，藩主池田光政也热心办学。1670年设立封建学堂仙雅学堂，1673年建成教堂和讲堂。

1675年，全藩手艺学院并入仙姑学校，规模逐渐扩大。1682年藩主池田光政死后，闲谷派增购森林和土地，新建教堂、神社，修缮石墙。与直属学校在封建学校中的地位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