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商办工业的出现

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到19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民间投资的商办工业。

迄1894年，民族资本企业总数为170家，投资额800余万两。

其具体说，它的产生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另一种是部分手工工厂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变为近代工矿企业。中主要的行业有：

缫丝行业

机器缫丝是民间资本最早建立的近代工业之一。

1872年侨商

陈启源

在广东南海县简村创办继昌隆缫丝厂，采用蒸汽机和传动装置，雇女工数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

在继昌隆的带动下，南海、顺德两县的缫丝业勃然兴起，

到1881年已有10个厂，缫车2400架。90年代初，广东缫丝厂发展到50~60家，大厂雇用工人达800人之多。1892年后，上海也出现了公和永等缫丝厂。

轧花业和棉纺织业

1885—1886年，严信厚在宁波首创通久机器轧花厂。

1891年前后上海也出现了几家轧花厂。1894年通久轧花厂又扩建了通久源纱厂。1891年上海建成华新纱厂，商人朱鸿度则于1894年成立上海裕源纱厂。轧花与棉纺织业便首先在上海宁波发展起来。

面粉制造业

1878年，招商局会办

朱其昂

在天津紫竹林创办

贻来牟机器磨坊，

使用蒸汽机磨面，雇用工人十多人，“出面极多，且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80年代后，上海、福州、北京等地也陆续建起了小型机器面粉厂。

火柴行业

1879年侨居日本的华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开办了第一家火柴厂。

此后，上海、重庆、厦门、广州、太原等地都先后开办了火柴厂。共有11家火柴工厂，资本额约40万元。

其中重要的有：官僚杨宗德和汇丰银行买办吴燃等创办的天津自来火柴公司，设备较好，资本约3万两，雇工400人，大商人叶澄衷于上海创办的燮昌火柴公司，资本约20万两，雇工800人，日产能力达50箱。

造纸、印刷业

最早的华商机器造纸厂是19世纪80年代初由曹子俊、曹子兄弟创办的上海机器造纸局。

1890年商人钟星溪也在广州开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厂。

1882年，徐润创办上海同文书局，有机器12台，雇工500人，以印刷《二十四史》、《图书集成》而闻名。此外，北京、广州、杭州、武昌、苏州、宁波也陆续创办了印刷厂。

机器制造业

1866年出现于上海的发昌机器厂是近代第一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它最初只是由

铁匠方举赞和孙英德

合伙设立的一家打铁作坊，资本200元左右，工人四五个人，专门为外商船坞打造修配船用零件。

约到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1876年制造了第一艘小火轮，1877年兼造车床，到1890年已发展成为拥有车床十多台，可以容纳200人工作的工厂。

1866—1894年，上海、广州、天津、汉阳先后创办的机器制造厂共16家，主要业务是船舶修造，少数兼造轧花车、缫丝车等。

此外，制茶、制糖、制药、玻璃、碾米等行业也开始使用机器。

公用事业

1890年，华侨黄秉常创办广州电灯公司。此外广州、汉口和天津都酝酿着创办自来水公司。

采矿行业

1880年前后，安徽池州，湖北荆门、山东峄县枣庄、广西富川贺县、直隶临城等地，都先后开办了煤矿。这些煤矿的资本少的仅两万两，使用少量机器；资本多的达二三十万两，

有较多的机器设备，并雇用外国矿师。

1881—1894年，先后组成的包括金、银、铜、铁、铝等在内的金属矿公司或厂号达24家之多。

最大的一家是1887年由广东巨富李宗岱创办的山东平度金矿。

轮船航运业

民间资本创办的轮船航运业，要晚到90年代才崭露头角。1890年上海开办鸿安轮船公司，汕头开办汕潮揭轮船公司。

1893年又有戴生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甲午战争前华商轮船业仅此三家小公司，资本总额约60万两，雇工总计约100人。

它们只能承揽中小城镇间的航运业务。

商办企业多集中在轻工业部门，资本少，规模小。

个别厂矿资本达二三十万两，大部分企业都在十万两以下。同时，设备简陋，技术水平普遍低下。

以煤矿为例，峄县枣庄煤矿、直隶临城煤矿都是“以机器汲水，开峒挖煤悉用人工”。其他煤矿则连汲水机器也没有。

火柴业除了采用一些新的原料和技术外，基本上仍以手工制造为主。

上海的机器行业一般开办时都仅有一两台车床，即便到了19世纪90年代，能拥有十来部车床，就已算较大的厂子了。

所以，商办工业企业的规模与实力，远不如洋务派的军事工业及官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着既对立又结合的关系。

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族资本工业无论在原料收购还是产品销售上都遭受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外国洋行通过买办商人，在原料产地广泛设立采购站，或以各种手段控制中国收购商，使其为之服务，

使得民资企业在原料收购上困难重重。

如浙江本是盛产蚕丝的地区，但上海的缫丝业却不甚发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原料收购上受到了外国洋行和外国在华企业的激烈竞争。

在产品销售上，外国洋行和外国在华企业千方百计以降价销售的方式打击商办企业的产品。

如火柴制造业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兴民族资本工业，它一出世就遇到了外国火柴的激烈竞争，倒闭不断。

80年代出现的机器造纸业也因进口洋纸的竞争难以发展。

外国在华工业企业还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吞并中国的工业企业。

如1882年创办的上海玻璃厂，1888年即被英商福利公司吞并。

商办工业还受到了封建势力的严重束缚。

中日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获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认，处于听任地方封建势力摆布的地位。1868年盐商何某在江苏句容买山一处，准备开采煤矿，

却被地方士绅斥为异端，遭到驱逐。

1882年商人何山在广州创议开办自来水公司，虽有商户表示赞成，但地方士绅以“有伤风水”为由，极力反对，结果只好作罢。

继昌隆缫丝厂曾因受到以南海知县徐赓陛为首的封建势力的迫害，被迫于1881年迁往澳门，直至徐赓陛调离。

清政府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还对商办企业横征暴敛，敲榨勒索，税率大大高于外国在华企业，致使前者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沿着正常的道路独立发展，

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它不得不左右攀附，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或本国封建势力。

有的商办企业为了避免封建势力的压迫，投身外国在华企业麾下寻求“保护”。

如宁波严信厚创办了通久源轧花厂，担心清朝官吏出面反对，便依附于日本人的保护之下。

厦门机器公司虽然纯系华商投资创办，但却在香港登记注册，请一个英国人控制和经营。上海李松云设立的均昌船厂在制成的一艘小艇上，“船头悬着英国国旗，船尾悬着中国龙旗”，

弄成了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怪物。

不少商办企业向清朝当局交纳报效，借以获得封建势力的庇护和支持。

一些工厂主常常捐一个封建官衔，取得士绅身份，借以抵制顽固势力的干扰。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不能不走着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