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黄达教授：学者、长者与智者

作者夏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

本文字数：481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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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达教授是我心底里由衷推崇、尊敬的学者、长者与智者。

作为学者，其毕生孜孜不倦、严谨治学，成就斐然。六卷本《黄达书集》收入的11本书，既代表了反映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金融学科建设的前沿水平和历程，同时在厚厚六卷本的字里行间，旁征博引、寻根究底，不时折射出教授做学问严谨的光亮。从探究中国最早是1923年清华大学开设“货币银行学讲座”开始，到1930年黎明书局出版中国最早《货币银行学》，从考证《康熙字典》前汉字中从未出现过金融两字，到进入21世纪的年届八十的黄教授，仍在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学的又一次引进，重新编纂教育部委托的从《货币银行学》演进到《金融学》这一教材。从编纂中讲述如何编书的“金融学•导论”一课分析的细致、认真程度可以看出，教授为昭示后人，仍不辞辛苦。读罢全文，才叫人服气，这才是在真做学问。

作为长者，除平常所说的平易、包容、善待后人的长者气质外，稍了解中国金融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教授毕生从事金融教育，传道授业，影响了几代莘莘学子，真可谓桃李天下。现年届八十多的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早已退休的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张肖等人，见面教授都叫黄老师。现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中央财大校长王广谦、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杨以及谢平、贝多广、王松奇等等，都曾直接受教于教授……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制定后，央行想选一名社会上专家当首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人们想到他自然是中国的不二人选。

作为智者，此智者非古希腊柏拉图时代贬指善辩、诡辩者，而是中国所指的睿智者。是智者，其讲述理论，从来非概念到概念，而是逻辑服人，简言明语，接地气。其研究理论，对外，中西结合，对内，践言佐证，深明机理，不教条，不迂腐。即使在耄耋之年，仍是思维敏捷，观点清明，站潮头，不落伍。从教授身上可以发现，大智者做理论，独到之处，往往在于有理论“内观”之根慧。教授一辈子学术成就可谓斐然，圈内公认。但谁能想到，在其1984年所著《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再探索》后的20年，其能轻松一笔否定自己的20年：“此书出版后20年间虽然笔耕未辍，但自己总感到没有能够再次达到这段研究所曾经达到的水平。”（见《黄达书集》，第一卷“说明”）。做学问如修人，能看清自己，我是谁？我在哪？我往哪里去？……作为学者达人，能“内观”自己的学问做到哪地步，在哪台阶，这是一般名人所不具备的。恰恰这又是智者之所以成为智者的内功。有些人，往往是盛名之下，不知己为谁。作为智者，黄教授还有一事深深刻在我的人生记忆中。那还是80年初我在五道口念硕士。当时，衣着整齐、泰斗式人物陈岱老（北大陈岱孙教授）给我们讲授《经济学说史讲座》，正值中国女排冲向世界，夺冠赛事不断，同学心情激昂，难以割爱，往往边捧书本边看电视。席间，陈老为鼓励大家奋斗刻苦，自述其留美体会：“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其后，黄达教授来授课时，却鼓励大家劳逸结合，想看电视的还是去看吧……两泰斗珍言，后辈无从孰优孰劣。只能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看己慧根与选择了。

二、

篇幅有限，此仅想推崇、介绍黄达教授分别出版于1981年和1984年的两本书：《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和《财政信贷平衡导论》。可以说，此两本书是“连体婴儿”、“双胞胎”。前者是“为了总结‘文革’前十几年教书的心得及十年动乱促使对社会发展的全面重新思考”，“匆匆发稿，来不及深入推敲”（《黄达文集》）。后者是在改革开放后面临的通货膨胀、信用扩张、财政赤字、利用外资等一系列新问题基础上作了大量的补充分析。但是两本书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于提出一个在计划经济下分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框架。

过去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中国经济，经典的特征和追求的目标是“四大平衡”，即财政、信贷、外汇、物质的统一平衡。“四大”平衡了，经济建设就能健康稳定发展，这是被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践所反复证明的。其实，“四大平衡”的理念与西方学说史上瓦尔拉斯的“均衡”思维若同一辙。无非因为在计划经济下不承认客观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一经济体的稳定发展，都需寻求内在诸经济要素的协调。至于是什么要素、给予什么体系概念的称谓，那是经济学家的事。按苏联计划经济下经济学教科书模板，中国政府从实践中摸索，由陈云同志概括提出了贴近计划经济实践又为中国实践所反复证明、能反映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是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者统一平衡的思想。

在黄教授上述两本书中写于1981年的第一本，开宗明义，表明作者的意图是，“写一本既不叫财政学，也不叫货币信用学，但又能综合反映有关部门学科科学成就的书。”是要寻究国民经济运行“有机统一体”的“综合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感兴趣。”两本书正是基于计划经济但又不想否定计划经济中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这一在当时看来甚为大胆的设想（此想法作者最早源于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见《黄达书集》），抓住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这一核心前提，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置于整个国民经济平衡中的一部分，将国民经济运行从货币收支或货币流通角度，分解成七种收支活动为分析对象，剖析了国民经济是如何综合均衡发展的。在其中，特别是将财政、信贷、外汇代表的货币经济与物资运动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间密切复杂的关系，作出了淋漓尽致的通彻的均衡分析，从而构筑了计划经济基础上国民经济的宏观分析框架。可以说，这是相当完美的，是空前绝后的。说相当完美的，是因为在这本书之前，从商品货币核心前提出发就计划经济进行宏观平衡或均衡的分析，还没有一本为中国经济学界所公认的可与其媲美的好书。传统的受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三版影响的中国各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么是牵强附会地运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的两大部类生产平衡的思想来简单解释计划经济，要么仅限于对计划经济各种术语进行大篇的定性解释分析，缺乏动态的机理分析，特别是缺乏通过货币资金关系将经济各部门视为一个统一体而作出宏观动态的均衡分析。说空前绝后的，是因为这本书之后，中国经济逐渐转入市场经济或转轨经济，完全基于计划经济分析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不需要再编写如黄教授这样的教科书。以后出版的书需要反映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此后的一批《货币银行学》或《金融学》教科书又似都何曾相识。这些书与黄教授《导论》相比，不同质的不好比较，犹如男人与女人相比性特征，毫无疑义。

今天重新推崇《导论》一书，其意义并不是想具体介绍书中某一观点或者想用某一观点来解释今天的经济运行。恰恰相反，在此看重的不是观点与内容，是分析方法和形式。因为今人分析当今中国经济金融的某些问题，如人民币国际化、资产证券化、直接融资、利率市场化、地方债的“开前门堵后门”等等一个又一个问题，往往容易出现不是拿彼岸市场经济成熟后的金融发展指标与做法，囫囵吞枣，简单套用相比，答出嫌中国改革太慢的结论，就是干脆脱离全球或全局视野，就局部问题分析局部问题，分析背后缺乏统一的转轨经济的分析框架，脱离实际，眼光狭窄。具体说，分析某一问题，缺乏采取中国经济处于轨迹过程中的、部分全球化又未完全全球化下的统一的分析框架。由此，衍生的政策研究，往往不接地气，不实用。当然，这本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因为反映处于既全球化又未完全全球化下的经济分析框架本身尚未成形，发展经济学还在发展中。对此，有人可能并不赞成。但其实细分析，也不必为怪。从西方经济学术史看，宏观经济学还在发展过程中，尚有大量的问题需补空白。从古典的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再到凯恩斯《通论》的发表，奠定了宏观经济学新的分析框架。但是之后的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的争议以及非主流学派对其的非议一直不断。这一切意味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从1776年《国富论》发表距明年才240年的短短历史，远不如数学、物理学那么悠久，那么成熟。当今的经济学期待着新的创新与革命。指出这一点，推崇黄教授的《导论》，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者来说，意味着尽管我们不可能去穷尽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知识宝库，但是要切记，做学问，就要做“真学问”，要弄懂“所以然”，要有做“真学问”而不是“假学问”的心态与视野。在今天做宏观经济学问，尽管背景不一样，但要像黄教授写《导论》那样，能做重新解释美国危机后世界经济“统一分析框架”之类的里程碑式的学问。或者，如果分析某一具体问题，起码是在自己脑中已有“统一分析框架”的指导。

理论毕竟是实践的抽象。真像我们不能指望当代经济学“通世奇才”萨缪尔森写出苏联计划经济下反映中国经济模式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之类书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指望在十年文革刚刚结束时，让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黄老先生去写出类似萨缪尔森的第19版《经济学》。但是，这丝毫否认不了，通晓那个时代，即真正通晓计划经济下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关系、通晓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能刻画其相对均衡发展（我相信，对此从米塞斯到哈耶克是绝对不赞成的），这本身就是本事，是同时代有多少学者所梦寐以求的。在此方面，黄达教授是巨匠，《导论》是顶峰，是里程碑。

三、

至于收入《黄达书集》中《导论》之后的四本书，写作时间已经为中国经济开始迈入转轨经济或叫过渡经济。什么叫过渡经济？作为现代经济的货币经济，在体现本国经济与他国经济关系的最后一道门槛——资本管理和汇率——尚未打开，其运行制度尚未溶入世界经济主流制度之前的漫长时间内，可以说，就是过渡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征仍未完全消除。同时，因为已进入过渡期，期间的货币供求、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运行开始部分刻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此现状决定了，此时若要编写解释一国经济的《货币银行学》或《金融学》教程，此教程必然会存在也有必要存在与西方流行的教程不一致的内容。这是解释一国经济的相对需要。但是，当一国家经济基本溶入全球经济后，即资本管制与汇率基本溶入世界主流制度后，“中国特色”的《货币银行学》或《金融学》教程有否必要存在，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就此意义讲，黄教授《导论》之后的四本书，尽管思想的脉络是一贯的，是试图完成反映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货币金融思想的创立，但是遗憾的，仍只能是过渡时代的需要。向前看，这只是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因为当中国经济完全“融入”全球经济后，是否还会需要和存在既能解释西方经济又与西方学术界在经济金融学基本原理完全不同的“中国特色”货币金融教课书？不需要！所以当阅读黄教授《导论》后的四本书时会发现，为什么书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贴近西方相关教程又与西方相关教程有意保持一定距离的学术思想与词汇？我认为，这已不是教材内容编写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设置问题。即金融学科定位是偏向于宏观分析的货币经济学，还是偏向于微观分析的公司金融学？金融课程设置中，是偏于经济学中的货币经济思想或偏于商科的公司金融学知识，还是合并保留在由过去留传下来的宏微观统合的金融课程？自然，这不属于讨论黄教授思想及本篇写作的范围了。但是正是中国教育界关于学科设置的问题，引致和耽误了一大批教授像黄教授一样，在其写《导论》之后的长达20年间，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探讨过渡经济时教材内容的并并合合的技术问题。生命有限，对一些智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