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论儒 | 王钧林：论“五常”的现代价值

摘要：“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传统道德的典范形式。“五四”运动以来，因为受“三纲”之累而遭到了猛烈批判。实际上，“五常”完全不同于“三纲”，“五常”是扎根于人性而形成的道德理念，具有纯粹的抽象的形式和普遍适用的合理内核，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时代，“五常”必须与“三纲”切割，经由树立新“三纲”：自由为立人之纲，正义为立社之纲，民主为立国之纲，重新组合为新三纲五常。新“三纲”与“五常”的组合，有因循，有损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文化守成与文化创新的结合，可以取代旧三纲五常而通行于现时代。

关键词：五常；三纲；仁；义；礼；智；信

“五常”分别指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大力倡导、我国传统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五种道德范畴。“五常”与“三纲”合称三纲五常，被奉为传统社会的万世不易的“宪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三纲五常被作为封建纲常遭受了猛烈的批判，几乎被全部唾弃。其实，“三纲”与“五常”可以分开来看，“三纲”确实不合时宜，应该抛弃；“五常”却有其永恒的价值，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核仍然合乎现时代的需要，应该继续提倡，发扬光大。

一、五常的由来

“五常”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五常”是仁、义、礼、智、信的组合，这个组合的形成，和“三纲”相比，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五常”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尚书·泰誓下》篇的“狎侮五常”一语，历代的注疏家多以为这里的“五常”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而不是指仁、义、礼、智、信“五常”，因为后者产生的年代甚晚，不可能出现于商周之际。

仁、义、礼、智、信，不是作为“五常”的组合，而是分别作为单个的道德范畴，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早已出现，并且有了确定的内涵。除了仁、义、礼、智、信以外，孔子还倡导其他一些道德范畴，如孝、忠、恕、诚、直、勇、恭、敬、宽、惠、敏、俭、让，等等，然而，孔子并没有将仁、义、礼、智、信从他倡导的众多德目中单独提取出来，予以特别的重视和强调。孔子以后，《中庸》的作者根据孔子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 子罕》)的话，提出了智、仁、勇“三达德”的概念。孟子从人的本心出发，以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为基础，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种德行的组合，这已经非常接近于“五常”了。荀子反对子思、孟子的儒学主张，批判他们依据旧说虚构了一个“五行”说。这个“五行”是指什么? 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至 1977 年庞朴先生认真研究了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才揭破了思孟五行的千古之谜，原来思孟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而是指仁、义、礼、智、圣。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再次证实了庞朴先生的发现。仁、义、礼、智、圣“五行”与仁、义、礼、智、信“五常”，只有一字之差，二者极其接近。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篇提出了圣、智、仁、义、忠、信“六德”的概念，“六德”与“五常”虽然不很接近，却是大同小异。《管子· 牧民》篇在儒家的思路之外，提出了“国有四维”的主张，“何谓四维? 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可见，孔子以后，不少思想家试图对他们那个时代通行的众多道德范畴作出归纳、总结，抓住纲领，以简驭繁，可是，还没有提出“五常”的组合。到了秦汉之际，有人偶尔提及“五常”，如《孔丛子· 对魏王》篇：“人含五常之性”，《新语· 术事》: “人道治五常”，这两处五常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还是指仁、义、礼、智、信，书中没有明确交待，一时难以判断。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最早将仁、义、礼、智、信组合为“五常”的是董仲舒，他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说: “夫仁、谊(义) 、礼、知(智) 、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 比较一下以上几种说法，能够看出，董仲舒的“五常”，应该是从思孟五行转化而来，因为两者极为相近，只须将思孟五行中的“圣”置换为“信”，就变成了董仲舒的“五常”。信是重要的道德范畴，但在以上提到的几种组合中，只有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篇将信作为“六德”之一，其余的“三达德”、“四维”、“五行”等组合中都没有信；《六德》篇早在孟子之前即已被葬入地下，它是否以某种抄本形式流传至汉代而为董仲舒所见，从而董仲 舒的五常说受到了《六德》篇的影响，今已不得而知。总之，董仲舒以信为“五常”之一，提高了信的地位，突出了信的功能和作用，这是董仲舒“五常”说的特点，也是董仲舒的一个贡献。

董仲舒完成了“五常”的仁、义、礼、智、信组合，又明确提出了“三纲”说，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人伦关系的“三纲”。但是，在董仲舒那里，“三纲”与“五常”分别存在，还没有合流，这减弱了“三纲”与“五常”的社会效用。等到“三纲”与“五常”合二为一，取得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被推崇为垂宪万世的法度，三纲五常才真正发挥了纲纪天下的作用。

二、五常的性质与意义

儒家重视人伦关系，并且特别重视人伦关系中的血缘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中 庸》在申明了“三达德”之后，还阐述了“五达道”，也就是五种人伦关系，“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白虎通》阐明人道的“纲纪”，提出了“三纲六纪”说: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所谓“三纲六纪”，是指九种人伦关系，其中多数属于家族或家庭血缘关系。同是人伦关系，为什么还要分纲纪呢? 《白虎通》的解释是：“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区分纲纪，突出重点，如此“张理上下，整齐人道”，建立并维持社会秩序。

陈寅恪对《白虎通》的“三纲六纪”评价甚高，他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idea，今多译为理念。无论是“五达道”，还是“三纲六纪”，表面看来，只是列举了几种人伦关系而已，陈寅恪给予“三纲六纪”那么高的评价，是着眼于其中所蕴含的处理每一纲、每一纪的抽象理念。儒家不仅仅整合了各种各样的人伦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给出了如何处理人伦关系的原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看到，《中庸》概括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孟子接着进一步给出了处理五伦的原则，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

《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也是如此，把握和处理“三纲”的原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把握和处理“六纪”的原则是“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每一种人伦关系都有其恰当的处理原则， 也都有其取法乎上而到达极致的理想境界，陈寅恪欣赏的是这一极致的理想境界所反映的某种人格上的独立、平等、尊重的理念。

然而，无论“三纲六纪”或者“五伦”毕竟都是人伦关系，仅仅抓住人伦关系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三纲六纪”很快就被三纲五常所取代，成为全社会上下普遍遵循的法度。“三纲”是必不可少的。抓住“三纲”，纲举目张，其余的人伦关系便可以随之带动起来。因此，有了“三纲”，“六纪”似乎可有可无，它被取代就有了某种必然性。取代“六纪”而与“三纲”组合的是“五常”。“五常”完全不同于“六纪”，“五常”不是人伦关系及其处理原则，而是普遍的道德理念。

“五常”也不同于“五伦”。孟子从各种各样的人伦关系中特别拈出“五伦”，其中包含了“三纲”的君臣、父子、夫妇，应该是缜密思考、审慎挑选的成果，可是，“五伦”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却因为往往各有其明确的针对性而 很难普遍化，比如：“父子有亲”的“亲”，主要是指血缘上的亲，因其出自于父子关系，因而对父子关系是适用而有效的，而对于其他人伦关系却未必适用而有效。其他如“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亦大致如此。只有将“亲”、“义”、“别”、“序”、“信”提升至更高层面，使它们脱离或超越具体的人伦关系，才有可能将它们抽象化，成为普遍适用的原则。然而，这很难。一旦脱离或超越了具体的人伦关系，“亲”、“义”、“别”、“序”、“信”将失去根柢，成为无本的东西，孟子曾经比喻说: “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孟子·离娄下》) 。

“五常”之所以是普遍的道德理念，在于“五常”是以人性为基础而发生的道德原则。对此，儒家认识得很清楚。《白虎通·三纲六纪》讲“人皆怀五常之性”，《情性》篇注明:“五常者何谓? 仁、义、礼、智、信也”。人的“五常之性”从何而来? 《情性》篇作了分析说明: 人禀阴阳二气而生，人的情性分别由阴阳二气所生成，情生于阴气，性生于阳气；由于“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所以，生于阳气的性有仁、义、礼、智、信，生于阴气的情有喜、怒、 哀、乐、爱、恶。《白虎通》的分析说明合乎儒家以气解说人的生命以及性情的传统，自此，人有“五常之性”便成为历代儒者的共识。

“五常”仁、义、礼、智、信，不是从人伦关系中产生的，而是扎根于人性之中，以人性为根基而发芽、生长，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孟子论证仁发端于人的恻隐之心，义发端于人的羞恶之心，礼发端于人的辞让之心，智发端于人的是非之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同样也是“人皆有之”。孟子有力地论证了人性的普遍性和 仁、义、礼、智的普遍性，不妨说，这也是孟子对“五常”的论证，因为，仁、义、礼、智包含在“五常”之中，只剩下一常即信没有被纳入遵循孟子的论证范围，按照同类相从的逻辑，信这一常同样扎根于人心，同样具有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白虎通·情性》篇的论证思路与孟子不同，前者认为仁、义、礼、智、信生于人人禀有的阳气，这可以看作是殊途同归。 仁、义、礼、智、信从人性中来，是从人性中升华而来的、具有普遍性品格的道德理念。这就是“五常”的性质。仁、义、礼、智、信出乎人性，反乎人性，亦即时时反作用于人性，规范人性的活动，引领人性的发展，——明乎此，也就知道儒家所讲的心性修养，其实就是树立仁、义、礼、智、信的标竿，使人的心性活动向标竿看齐，朝着标竿指示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五常”的实践意义。

三、“五常”的现代价值

“五常”仁、义、礼、智、信，因为扎根于人性而具有了普遍性的品格，凡属于人，无论是 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中的一员，莫不有“五常之性”，亦莫不遵循“五常之道”。每一个人都遵循“五常之道”，都用仁、义、礼、智、信规范自己的言行，这是每一个人的内在的本性要求，是纯粹的道德自觉，并没有外在的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服从“五常”，其实是服从自己的本性，是自由自主的道德自律。儒家对于他们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充满了自信，董仲舒就曾经说过: “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我们套用董仲舒的话，也可以说：人道之五常，可求之于性；性不变，道亦不变。天不变，“三纲”不变；性不变，“五常”不变，从共时性上来说容易理解，儒家也早已有了若干解说; 问题在于，从历时性上来说是否同样如此?

不可否认，“五常”仁、义、礼、智、信，就单个范畴而言，孔孟之间的儒家言之甚详，并且赋予了特定的丰富的内涵，此后，历朝历代儒者虽然有所充实、修正，但是，基本的规定性没有多大变化。不少人认为，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仁、义、礼、智、信，到了现代社会已不再适用; 古今变化天翻地覆，没有一成不变的常道，适用于传统社会的，未必适用于现代社会。应该承认，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却又有其一定的道理。说其不够全面，是因为古今社会巨变，然而人性中最基本的部分没有什么变化，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也没有什么变化。就像孟子早已说过的那样，“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 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 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口嗜美味、耳乐美声、目悦美色，古人同之，今人亦然， 实在看不出有多少变化。口、鼻、耳、目五官有“同然”，孟子诘问: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 的确，古往今来，人们对于事事物物之理以及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追求也没有多大的差异。由于人性的本质不变， 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也没有多少变化，我们有理由说: 仁、义、礼、智、信适用于传统社会， 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仁、义、礼、智、信之所以被称为“五常”，常有恒久不变的意思，原因即在于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仁、义、礼、智、信的具体内涵，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出入范围，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烙印。因此，要将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社会中来，恐怕人们不会照单全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换，更新其不合时宜的内容，增加现代性的因素，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推出因时制宜的仁、义、礼、智、信，使其成为与现代社会完全相合的“五常”。

要实现这样的创造性转换，殊非易事。这不是一两个思想家能够完成的任务，当然，思想家的引领是必不可少的，更重要的是需要国人慢慢凝聚共识。对话、讨论是凝聚共识的途径与方式。笔者不避浅陋，试图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以为讨论之资。

( 一) “五常”作为抽象的道德原则，一经发明，便具有独立自在的价值。仁、义、礼、智、信的理念深入古今人心，以仁义为例，古人对仁义高度认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慷慨就义前的绝笔写道：“孔曰成仁，孟曰成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宋史·文天祥传》) 。今人不如古人对仁义那么认同，但也是无人不晓。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未必知道仁义的丰富含义，却也知道用仁义作武器批判、斥责无良之人，比如，骂人不仁不义，就是人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这说明“五常”的抽象的理念形式，历经千百载而仍在，仍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我们运用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首先将“五常”的命题形式和仁、义、礼、智、信的抽象意义肯定下来，是非常必要的。

( 二) “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丰富内涵，经过千百年的“选优汰劣”，已经形成了古今有共识的跨时代的稳定的内核，成为民族精神、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古今有共识的跨时代的稳定的内核，在仁那里，就是“仁者爱人”，就是博爱，让爱充满世界; 在义那里，就是适宜、合理，言行恰当，合乎情理；在礼那里，就是礼义规范，接人待物恭敬有礼；在智那里，就是聪明才智，运用智慧明理达用；在信那里，就是重然诺，讲诚信。这些一般性的规定，考之于古是适用的，验之于今同样适用，超越时代的局限，我们应当毫不犹豫 地将其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三) 不可否认，“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具体含义，有一些不合时宜的成分。比如：仁，有一种观点过分强调其“亲亲为大”的意义，将血缘纽带上的亲情置于首位，这多少限制了“仁者爱人”的博爱意义；义，有一种倾向将公义与私利对立起来，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对于坚持公义、正义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或许是有效的，而对于以谋生为当务之急的芸芸众生来说应当是“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礼，古今不同礼，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礼，礼必须合乎时宜，固守旧礼而不知变通是鄙陋不可取的; 智，古人心目中的智，更多的是指发挥聪明才智以知道德，以知天人之际，以通古今之变， 而比较忽视科学技术之知；信，一般来说，人无信不立，然而，信近于义，以义为准则，如果不合乎公义、正义，宁可失信，不可失义。正因为“五常”的内涵有不合时宜的成分，所以 必须予以分析、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四) “五常”必须与“三纲”切割。“三纲”不合时宜，人所共知，不待多言，问题是与“三纲”切割后，“五常”是茕茕孑立，还是寻求别的组合? 我的看法是，三纲五常组合的三五结构仍有可取之处，我们不妨抛弃旧“三纲”，树立新“三纲”，组合成新的三纲五常。我所说的新“三纲”是：自由为立人之纲，正义为立社之纲，民主为立国之纲。旧“三纲” 适合传统的家国一体化的结构，新“三纲”适合现代的人－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结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完成之后，摈弃旧“三纲”，代之以新“三纲”，不仅合乎时宜，而且为确立和维护人－社会－国家的稳定合理的结构所必需。新“三纲”: 自由、正义、民主，以及“五常”仁、义、礼、智、信，都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至少可以成为儒家文化圈内的普世价值。新“三纲”与“五常”的组合，有因循，有扬弃，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文化守成与文化创新的结合，可以取代旧三纲五常而通行于现时代，值得大力提倡。

作者简介

王钧林，1956年生，山东莱阳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尼山学者，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学术委员。1996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来源：孔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