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沧桑六十年：在样板戏学习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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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麟童、刘新阳编著）

在沈阳样板戏学习在期间的李麟童

在样板戏学习班的日子

1972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回家休假返回干校之前，照例来到市内的留守处报到，报告假满返校这时留守处的一个负责人还叮嘱我：“回到干校，好好劳动政造，积极交代问题。”可我刚回到辉山干校即被告知：“你已被调到市样板戏学习班，昨天已经派人来接过你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一惊，竟然一时不敢相信。当时我正在干校炊事班当欢事员，收拾好行李后，炊事班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送别宴。全班人欢送一番，然后派车把我送回了家。一家人听说我离开干校被调到样板戏学习班，更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子女们欢喜得手舞足蹈。好像是判了死刑的罪犯又被无罪释放似的。的确，在那个多舛的年代，如果能离开干校，就证明个人在政治上没有了“严重”的问题，要是能再被调到样板戏学习班工作，在当时无疑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当天夜晚，我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浮想联翻，特别是想到我在“走五七”前，因“特嫌”接受管制、遭到批斗的时候，那么多昔日批斗过我的同志而今都在样板戏学习班工作，今后低头不见低头见，彼此一定会很尴尬，很难为情……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市“革委会”办理相关的手续。值班人员却说没有接到你的调令，我说干校已经给我下达了回样板戏学习班的通知，他说：“我再问问领导吧。”过了一会儿，那位工作人员回来说：“是领导定的，你去报到吧！”于是给我出具了相关的手续。对于这种没有调令的特殊召回我頗感意外，事后我曾问过当时样板戏学习班的桂金国同志，据说，1972年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成立了学员班（于魁智、朱强、宋官林、李静文等都是这一届样板戏学员班的学生)，而学员班缺老生教师，这才决定把我从干校调来做学员班的教师。

当我一进入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的大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迎上来替我拿包、扛行李，显得十分热情、亲近，就像以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看到这种情形，我的心里也就坦然了，并暗笑自己想得太多了。

在样板戏学习班安顿好了一切之后，班长交给我一把铁锹，说：“给你，挖车库的地基吧。”我接过铁锹感觉很轻松，心想这个活儿在干校时是再熟悉不过了，保险干不砸。样板戏学习班实行军事管理，午饭后立即午休。午睡醒来，负责分配服装的同志把我叫去，发给我一套单军装和一件黄棉大衣，但棉大衣没有丝绒领子，看上去倒像是医院里的病号服。晚上排戏前要集合站队，因为我个子小，当然站在最后，大家回头一看我那件像战俘似的大衣，不禁一阵大笑，有人还把《奇袭白虎团》里“看队伍里多一人”的一句台词用在了我的身上。就这样，无论站队还是跑操，我都穿着这件与别人不同而又极不合身的棉大衣。当时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正在演出《海港》，安排给我的任务是在演出中拉大幕。当时拉大幕还是手工操作，而且不只是演出开始结束的时候才拉幕，中间转场、换景都需要拉幕，而且时间还有严格的要求。现代戏不比传统戏，中场换景不单纯靠锣鼓，而是用的交响乐队演奏的间奏曲。老戏里换景，一来道具都比较简单，二来场面上衔接的锣鼓时间也可以由鼓师自由掌握，如果换道具没有完成，鼓师还可以继续打下去，直到撒换道具结束。可是现代戏里的换景就麻烦了，不仅景片大而多，而且交响乐的间奏曲是固定的，就是那么长的时间。一旦在演出中间出现问题，换不完景或者拉不开幕，乐队根本没有办法补救，这样一冷场就是演出事故。幸好我有在“五七干校”体力劳动的底子，虽然拉大幕很累很紧张，但我还能比较好地完成这项任务。有的时候布景太重，我就要提前记准开幕时的音符。然后跑到侧幕的二楼平台上，用手拽住景片的缆绳纵身跳下来，用这种办法把景片吊上去，以保证在短时问里准时拉幕。

一天晚上，演出回来吃过夜宵，我回到宿舍正要休息，担任宿舍组长的一位武戏演员拿过一把拖布递给我说：“老李，你没啥事，多干点这个！”意思是让我平时多做点拖地板和打扫卫生的事。我想这没什么，也累不死人，于是便愉快地接了过来，此后每天都拖三遍宿舍走廊和楼梯。

一天夜里，我正在熟睡。忽然有人把我叫醒说：“快起来，连长叫你！”我急忙穿好衣服来到连长办公室。连长说：“老李，你唱一段，我听听你嗓子的情况——但不能唱老戏。”我说：“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已经七年了，不要说唱，连嗓子都没有喊过。只有在干校做饭时，偶尔喊一句：‘宋师傅，压火！’我做饭时听过《智取威虎山》203（参谋长少剑波)的一段唱儿”连长说：“那好，你就唱那段吧！于是，我提心吊胆地唱了“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唱毕，连长说：“行啊！回去睡去吧。”就这样我被半夜叫醒不知何故地唱了一段“朔风吹”后，又稀里糊涂地回去睡觉了。

不料，次日起床，导演林鹏飞找到我说：“现在我们正在排演《枫林坳》，这是我们样板戏学习班第一出自创的剧目，准备在春节首演，现已给沈阳军区八大部发了票。可是现在一号主演汪玉麟同志在排练中被章天佑把腰扎伤了，B、C两组的演员都试排过了，但不理想。连里决定让你试一试，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希望你用最大的努力完成。”《枫林坳》是当时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集体创作的一出现代京剧，原来叫《农奴戟》。这个戏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一段故事，以上海某话剧脚本为基础创作的，先由俞智先、杨涛、郭瑞完成初稿，相继又成立了文字、音乐创作组。听了导演的话，我真不知说什么好。虽说“救场如救火”，但“钻缸活”（戏曲术语，也叫“钻锅”，指临时现学、顶替演出的意思)历来是演员演出的大忌，只有几天的时间，戏是新编的，角色还是一号主演，况且这个戏里不仅有大段的唱儿，还要开打，更主要的是由交响乐队伴奏，而这些过去我都不曾接触过(“文革”前沈阳京别院排演的《红色娘子军》并没有把交响伴奏引进京剧乐队），也从未听过、合作过。另外由于我的个子小，需要穿上垫底鞋（如同芭蕾鞋），开打中要用“飞脚”，“过包”等武技。毕竟我七年没上过台，也未喊过、吊过嗓子了，现在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我还能行吗？但我转念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顶多就是干不好，实在不行，大不了还把我送回“五七干校”就是了。想到这里，我同林鹏飞导演说：“行，我试试看吧！”就这样，《枫林坳》的剧组全体成员连续三天三夜给我排戏，背词、说唱、走调度、开打这些我都没有问题，但在响排时，因我不习惯交响乐队伴奏和固定的几板拖腔，有时就会不自觉地把指定的拖腔多拖一两板，这让乐队和指挥的工作无法继续，只能临时叫停，由指挥王日仁同志给我说戏，因此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由于我从前没参与过交响乐队伴奏的现代戏排演，对交响乐队很不熟悉，这样在排演《枫林坳》的时候，我就很不适应交响乐队和指挥要求我在拖腔的时候固定唱几板。这个问题在传统戏里很简单，也很自由，一切由武场的鼓师视演员发挥和表现来定，之后文场再根据演员和鼓师伴奏，非常灵活。可是到了交响乐队里这个原本很简单的事却变得复杂起来，一句脱腔必须按照指定的节拍来唱，是几板就是几板，演员、琴师、鼓师乃至交响乐队和指挥都必须按照这个死定的节拍来演唱和伴奏，既不能多拖一板，也不能少拖一板。对此我很不习惯，尤其在三天三夜、不分昼夜紧张的排练中，偶尔会出见我的唱照曲谱多或少两板的情况，这就给乐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演奏员虽然按照曲谱伴奏却跟不上我，回头再看指挥，指挥同样也不知所措。为此，日仁同志在排练间歇对我说：“你这个老同志，胆儿真大，真敢唱，你那边一随意地唱，我这边都乱套啦！”我说对他说：“我们有句行话，叫“宁可胡唱，不可不唱”＇！我给你讲个故事：一个京剧演员演《打严嵩》，但那天嗓音状态不佳，上场一打‘引子’嗓子就嘶哑了，琴师一听不好，就把弦儿的调门往下降了一点，原以为六句原板可以过得去，不料唱到第四句就唱不下去了。如果咬牙把六句唱完，非得倒彩不可。这时司鼓忙在第五句打了一个‘扫头＇，这位演员就着这个扫头的锣鼓走了个非常漂亮的身段。结果赢来了台下观众的满堂喝彩。演员不是机器，是有七情六欲的肉体，当天如果精神好、精力充沛、力气足，就能按照规矩唱，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如昨晚失眠或是刚跟老婆吵完架，或者其他原因影响了嗓子，若一定要按规定的拉多少板，能行吗？京剧传统戏，就有这个灵活性，您能说这不科学吗？样板戏提倡不走样，浩亮一米七八的个头儿，我只有一米五六，就不能演李玉和吗？”日仁同志听后私下对我说：“我服了。”

就这样在交响乐队以及指挥就合我的情况下，我通过了响排。可在吃夜宵的时候，我却因缺少睡眠，极度劳累，竟像喝醉了似的倒在餐桌下，人事不省地睡着了。后来还是大家把我从桌子下面拉出来，抬回宿舍，我睡得像死人一样，对当时发生的一切竟然毫无知觉。最后又经过彩排，领导审查通过，确定由我来接替汪玉麟首演《枫林坳》中的荣伢子，慰问军区八大部。《枫林坳》演出的成功，让我和大家都很高兴，很多原来剧院的老同志还纷纷向我祝贺，都说：“你为我们老演员争了脸！”

演出结束后，我回到宿舍照例拿起拖布去拖地。赶巧又撞见了那位宿舍组长，他见状一把抢过拖布对我说：“这个活儿我来干，你就在台上表现吧！”紧接着，那位管服装的工作人员又把我带到库房，打开衣箱，让我自己从中挑了一件人字呢料带绒领的新军大衣。我心想：不管在哪儿，人还是要自己有本领！

1973年3月，省里在大连组织文艺调演，此时原排一号的汪玉麟伤势已好，汇演中便由汪玉麟和我两人互相换演《枫林坳》，演出受到大会奖励，我也因此在样板戏学习班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