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日本学界友人们的珍贵往事（上）

文：孙昌武

我初次结交日本学者是个偶然机缘。1980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书稿《柳宗元传论》。我所任教的天津南开大学离北京近，每当书稿需要修订的时候，我便去北京和责编商量。

记得是1980年夏的某天下午，我到出版社的时候，看见编辑们正准备出门。他们告诉我下午有几位日本专家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如果有兴趣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听听。于是，我便跟随他们前往。

1984年10月，笔者（右二）赴任神户大学拜会校长

通过柳宗元结识清水茂教授

当天讲演的日本学者中，有一位是来自京都大学的教授清水茂(1925—2008）。他是著名的研究中国唐宋文学的专家，被视为日本汉学“京都学派”末代宗师，一生著有《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国诗文论薮》、《语文学》、《中国目录学》等，翻译注释有《唐宋八大家文》、《韩愈》、《王安石》、《水浒传》、《顾炎武集》、《书经》、《春秋》、《京都大学收藏中国古籍善本丛书》等著作。他的论文《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曾发表在《文史哲》杂志1957年第四期，后来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古典散文研究论文集》里，是新中国成立后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成果较早的一篇专题论文。

我在上大学时曾经拜读，后来我写《柳宗元传论》，在相关章节里也曾借鉴其中见解。这次有机会见到他，感到很幸运，以后也一直同清水茂教授保持着交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神户大学执教时，曾到他在京都的研究室拜访过，受到他的热情接待。八十年代末我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清水茂教授是京大文学部长，我又有幸与他有过一段同僚之雅。

那一次他在北师大讲演，十分凑巧，讲的是日本所存《柳宗元文集》三十卷本佚存残卷情况。我研究柳宗元，知道当初柳宗元好友刘禹锡编辑《柳宗元文集》三十卷，但这个最早编辑的文本已佚失，具体面貌不得其详（前几年这个文本在日本东京神田神保町的一家书店里发现，据说该书索价两亿日元）。清水茂讲的这个三十卷本残卷原藏在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里，整套丛书在清末卖给了日本人，如今存放在东京《静嘉堂文库》，该文库现属西武财团所有。残卷只有几页，主要是残佚的目录，还有一首佚诗，但从中可窥知三十卷本的点滴面貌。

因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中国古籍传播史上的旧案，难以了解讲演者研究成果的价值所在，因此，当天听众对清水茂的演讲内容反应冷淡，而我则听得饶有兴味。

日本专家讲演结束后，我趋前向清水茂请教。这大概令他很意外，于是十分热情、耐心地回答了我。我又冒昧请求他给我一份这个残卷的影印件。他也慨然应允，回国后不久就邮寄了过来。这份影印件，使我得以补充我书里关于柳宗元文集编纂和版本情况的论述。在征得他的慨允后，我把这个残卷的一页作为书影放在即将出版的《柳宗元传论》卷首。

正因为这次结识清水茂教授，让我有机会接待两位年轻的日本访问学者进修。

笔者同京都大学文学部长清水茂教授（右）

与川合康三教学相长

1981年秋，我突然接到清水茂教授的来信，希望介绍他的高足——在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执教的川合康三副教授来我这里进修。川合康三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想利用一年学术休假的机会，来中国了解中国学术状况，体验中国风土民情。

川合君一家四口借住在天津大学专家楼，我们每周交谈一两次。几次谈话后，我发现他的中文阅读、口语和写作程度都好。川合君师出的京都大学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学研究重镇，那里名师云集。他聪明好学，中国文史底子扎实，而且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因此治学多有深刻见解。我向他介绍中国的研究状况和资料，他也帮助我了解日本学界情况和学术成就。

川合君向我介绍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汉语史的专家志村良治教授，并让我和他建立联系，交换论著。我则将川合君利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李贺诗语如何运用隐喻手法，对于阐发李贺诗的艺术特征颇有新意的一篇文章，推荐给长春的大型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发表。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相长”精神。

川合君在中国实地考察了一些地方，颇有收获。1982年5月，我带他去西安参加在西北大学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这次会议相当隆重，是改革开放后召开的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大型学术会议。会上，中国研究唐代文学的大家名师云集，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现，让川合君大开眼界。

川合与其夫人正子、长女摩耶、次子言志，和我一家人相处融洽。我们住的筒子楼房间狭小、厨房公用、条件简陋。川合一家并不在意。内人做中国饭菜招待他们；正子夫人也租下招待所的厨房、厨具，做日本料理招待我们。他们回国前，两家人依依惜别，正子夫人把剩下的一些日用品包括针线等留给了内人。

川合回国后在任职的仙台建了一所新住宅，来信说特意留出一房间，让我到日本时去住。后来，我还真的有机会去住过。1989年我的大女儿去日本留学，是他作的保证人。1991年，我的小女儿也去日本留学，同大女儿一起就读京都大学。川合这时候恰好调回京都大学文学部，我的两个孩子因而得到他诸多关照。后来，大女儿毕业定居京都，与川合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

1984年10月，参加日本中国学会的笔者与神户大学文学部长伊藤正文教授（左）在一起

热情质朴的户崎哲彦

川合走后，隔了一年，清水茂又安排他的另一个学生——当时是京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博士生的户崎哲彦来我这里进修。户崎是农家出身，性格质朴宽厚。初见我的那一天，他用背包背来一大瓶名牌白兰地。户崎头脑与川合同样机敏，同样努力好学，但与川合为人做事的灵活通达不同，他更加执着认真、刻苦钻研。

户崎和另一位留学生胜股高志同住一个房间，两人用布帘把房间隔开，他一年里就是在那半间屋子里读书，很少外出。我也曾带领他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那是1983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在广西柳州召开的柳宗元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我和户崎从天津辗转多地，花费两天一夜到达柳州。户崎从来没有乘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也没见过华北广阔的平原、江南连绵起伏的群山，一路之上显得十分兴奋。

在柳州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辛冠洁先生等中国学者对户崎非常亲切，这让他很高兴。户崎和我在一起，持弟子之礼甚恭，用餐时为我盛饭端汤，外出时伴随左右，让在场的人们大为赞叹。这一年，户崎在我的帮助下读了、买了很多书，回国时用十几个大木箱装船运走。1984年夏，在他回国前夕，学校决定派遣我去神户大学任教。于是，他利用留华的最后一段时间向我仔细介绍了日本的生活习惯、礼节风俗等，对我后来适应日本环境帮助不小。

户崎回国后不到两个月，我到神户大学任教。他听说我到了，立即前来拜访。他知道我不会做饭，便领我到超市买了牛肉和蔬菜，给我焖了一锅米饭，做了一盆咖喱牛肉。此后，他经常来帮我料理生活、饮食，让我有如在家的感觉。

我在日本第二年的夏天，内人带着女儿们来神户探亲，户崎君代表他的父母邀请我们一家去他们在岛根仓吉的家小住。当我们到达仓吉车站时，户崎君的父亲户崎昭夫先生前来迎接，并驱车带我们来到位于羽合町的家。那是一栋两层的日式住宅，地处日本海边，周围风景极佳。不仅户崎君的父母热情招待我们，他家的亲戚也前来问候。随后，我们还应邀会见了羽合町长，听他介绍当地情况，特别是农民劳动组合的组织运作情形。在户崎君家小住五天期间，我们参观了附近三德山上的三德寺，那是建于公元701年的天台宗古寺。三德山虽然山不高，但极险峻，攀登颇有情趣。户崎一家的深情厚谊，令我们铭记在心，如今两家仍保持密切联系。

1984年10月，笔者参观东京大学文学部图书馆

川合和户崎后来都成就斐然。川合晋升京都大学文学部学部长，为两国大学学术交流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著有《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中国的自传文学》、《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桃源乡——中国的乐园思想》等著作，编选白居易、李商隐的选集和《中国名诗选》等。户崎先是担任滋贺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后转任岛根大学法文学部教授。他继续柳宗元研究，著有《唐代中期的文学和思想——柳宗元及其周边》、《柳宗元在永州》、《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考》等，近年热衷桂林石刻考古，著成《中国桂林钟乳洞内现存古代壁书研究》一巨册，又搜集桂林溶洞壁上佚存宋诗多首，在中国《文史》杂志上发表。如今他和川合都已成为当代日本“中国学”的中坚人物。看着他们的成长与取得的成就，我内心十分欣喜。

孙昌武，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著述《柳宗元传论》、《道教与唐代文学》、《中国佛教文化史》、《禅宗十五讲》等多部专著。其宗教文化研究和宗教与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广有影响，先后在日本、美国、韩国、捷克、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与外国人研究员。

编辑：沈晓宁图片：本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