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后勤保障—粮仓：稳民心、保战事，还是调节市场的“杠杆”

古代的粮仓是国家生产发展的重要物资保障处，粮仓的储备程度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息息相关，从古至今，粮食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古代征战时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粮食对于交战双方有着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

《管子·牧民》开篇就讲：“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时至今日，粮食对于国家的生产发展也举足轻重，从常提的“保民生”、“菜篮子”字眼中，也足可看出粮食储备对于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

本篇文章将从介绍古代的粮仓、仓储制度出发，分析其对于古代统治阶级的重要战略意义，并引发现今粮食管理的思考。

一、粮仓

历来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种粮、储粮都极为重视，在古代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

古代劳动生产力水平有限，加之农业生产与气候的随机性紧密交织，今年可能硕果累累，明年或许颗粒无收。为了增强抵御天灾风险的能力，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稳民心，需要在丰收年将粮食存贮起来，等到饥荒年份，开仓赈济，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在丰年和歉年的调节机制下，在“储粮备荒”、“以丰补歉”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应运而生，这是一种稳民心、保发展的重要政策，也即由国家负责，专门建造储备粮食的粮仓，设立专官负责，并编写相应的制度法规。

1、从地下到地上——“窖藏粮食”到“仓廪贮粮”的华丽变身

在中国原始农业发展的后期，大约距今7000年左右，随着播种者农耕技术的丰富和农耕工具的进步，农民播种的粮食逐渐出现余粮，人们开始动脑筋将多余的粮食储存，这便出现了粮仓的雏形——用于存放粮食的建构筑物。

先人们储存粮食的方式，从考古专家发现的遗址中可以窥见一二，浙江河姆渡遗址以及陕西的半坡遗址都曾发现大量储放粮食的地下窖穴，这种窖穴主要分布在居民集中居住的大型茅草屋附近，史学家们称之为“窖藏”，也有古籍记载该方式为“窦窖”。

建造方式是将茅草和泥土拌合，涂抹在挖掘好的洞穴穴壁周围，之后用火烘干，这种方式和鸟窝的建造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加之火的烘烤，窖穴的防水性进一步得到巩固。

由于建造方式简单，地下存储的方式给到粮食隐蔽的存储空间，这种粮食贮存方式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

但窖藏粮食也有弊端，地下空间想要开挖出较大区域比较困难，随着粮食存量增多，狭小的空间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储量的存放，加之地下储藏受到地形、防雨、防潮以及粮食出仓不便利等限制，粮食存放地点逐渐从地下转移到地上。

我国在地面修建粮仓的历史可追溯到殷商时期，仓在古代主要用于存放未加工好的粮食，而廪则主要用来存放已加工过的粮食。

《说文》中记载，“仓：谷藏也，廪：米藏也”。《吕氏春秋·季春纪》注云：“方仓伟，积粮甚”。

地面仓廪贮粮的方式从战国时期开始逐渐兴盛，由于军粮是交战双方的重要战略物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修筑仓廪贮粮备战。

至秦始皇时期，天下一统，结束了战乱纷争时期，农业在和平的时期发展迅速，存粮日益庞大，于是修建官仓，即由统治者修建的规模较大的粮仓，仓储制度几乎贯穿了自西周以来的各朝各代，经久不衰。

2、粮仓的进化史——从西周到隋唐时期

西周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周天子每年立春前九天都要斋食沐浴，然后在土地上举行象征性的示范耕种仪式，这就是周朝的“籍田”礼，足以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

在西周时期，关于粮仓的管理已经有了简单的制度，也设置了专人对粮仓负责。

据《周礼》记载：“仓人掌粟”、“廪人掌九谷之数”。《礼记》上还说：“孟冬，修囷仓，谨盖藏，务积粟；季春，发仓廪，赐贫穷”。

在粮仓管理专人中，设置了仓人和廪人，仓人负责掌管国家的粮食储备，而廪人负责保管和赈济粮食，以防天灾人祸导致民心动荡，说明西周时期，储粮备荒的思想已嵌入统治者政权的管理思想中。

到春秋时期，由于农业工具的变革，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加之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攻城略地，军队扩充迅速，粮食消耗速度也急剧上升。

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的齐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积为丘山。”而当时的秦国则是“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粟积饶多。”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粮食的产量和存量都是非常丰富的，这就直接导致了大量粮仓建设的迫切需求，粮仓的建设数量在春秋时期达到量产级别。

时间推进到秦朝，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后，为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粮食管理，官府建立了更庞大的粮仓，同时也配备了较为完善的仓储制度，从中央到地方，都建设有不同等级的粮仓，而粮仓的职能，也随着功能的完善，实现了丰富和发展。

秦代的粮仓除了储存粮食的功能外，还负有运转和供应的职责，相应的，粮仓从空间上来划分，包含有储备库、运转库和供应库。

秦朝对于粮食的出入库、运输、保管以及粟、稻的加工折算等都制定了具体制度，而且对于粮食管理有较为严格的规定，特别是《仓律》中规定储存的粮食要“勿令败”，即要求储存的粮食不能出现虫害和霉变，对出现坏粮的仓库轻则管理人员要赔偿、罚薪，重则按律论罪。

汉代时期，汉承秦制，汉代统治者对于粮食的储备十分重视，认为粮食储备、备战备荒是治国之根本，粮食的积累与储备是利国利民之本，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体现，汉政权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于是汉代时期，出现了全国上下大肆修建粮仓的场景，粮仓不仅数量众多，且体量庞大，其中建立在陕西华阴的汉华仓，规模很大，能够储存粮食数十万石。

汉魏末期，由于政权动荡，加之政治腐败不堪，大量农田被抢占兼并，贫苦农民被压榨、剥削和奴役，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原地区也战乱连绵、民不聊生，不少农民为了生计，弃田而逃。

建安诗人王粲在逃亡路途中看到一片惨淡的景象，写下《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为恢复农业生产活力，西晋政权建立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增强国力，促进农业发展。

废除了屯田制，实现占田制，占田制一方面可实现中央集权在粮食征收上的控制，保证国库粮食的充盈，另一方面对于官僚地主的剥削权力进行了限制。

占田制规定，农民耕种的田地越多，交租越少，这对于以耕种田地谋生的广大农民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生产力刺激，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逐渐恢复，大量废地、弃地重新转化为耕地，粮仓储备也逐渐充盈。

唐朝时期，唐代初期由于大量开垦荒地，农民耕种粮食的面积得以不断拓展，粮食产量和储备十分充盈，到了唐玄宗时期，粮食的富足程度可谓空前绝后，据史书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

唐朝的粮仓按设立点不同可以分为太仓、正仓、常平仓和义仓等，不同等级的粮仓点储存的粮食品质和用途也不同：

太仓等级最高，储藏的是上好的粮食，主要供给京城的官员食用；正仓是设立于各州县的粮仓，主要是征收的税粮，主要用来以备国家不时之需；常平仓主要设置在县以下，储存的粮食主要用来调节国家粮食丰歉、调控市场粮价，粮仓的规模较之正仓小很多；义仓的主要职责是储存赈济灾荒的粮食，设立于灾区或贫困地区，用来救灾济贫。

二、仓储制度的运转机制

古代的仓储制度对于执政者施展政治艺术而言可谓举足轻重，随着历朝历代的制度改进，到明代时，已达到监督严密、布局协调、结构严整的程度。

仓储制度与国家的赋税制度结合，是整个国家财政系统运转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供给官粮、提供军饷、安抚民心、调节市场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封建统治制度的局限性、统治体系运转的庞杂性，仓储制度也不得不走向衰弛的结局。

1、仓储制度的“调节之手”

仓储提供了巨额的粮食，为古代庞大的封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物资保障，维持了古代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为皇室贵族及官僚阶层提供了物质基础，巩固了皇权，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威严；其次，供养军队，为边关将士提供大量充足的粮食物资，保障了边军的日常饮食物资，从而有力应对外来势力的侵袭，保障了边关防御体系的稳定。

同时，赈灾备荒，安民固本，充足的仓储使得赈灾可有序进行，灾前、灾时、灾后能进行一系列措施备荒，稳民心；再有，平抑粮价，调控市场，这也是仓储制度最基本的职能。

在粮价偏高、青黄不接或战乱动荡导致粮价上涨时，仓储的调控之手发挥作用，将常平仓中的储粮放出，平价于市场售卖；待市场粮价跌落，仓储制度再次出手，将粮食平价收购，从而调控市场，稳定粮价。

2、仓储制度的衰弛之路

由于仓储制度涉及庞大的官僚系统，从中央到地方，从粮仓的收入、保管和支出各个方面都需要配备相应的官员负责，其中的廉政缺口非常大，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贪污腐败，官员权力滥用、中饱私囊的情形更比比皆是。

从粮仓收入来看，收粮官以种种理由、巧立名目对粮户进行搜刮，导致供粮农户产生疲软心理，不堪重负，加之运粮者运送的粮食越来越少，运粮途中甚至有官员沿途盘剥支用。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之《户部卷一》记载：“大户派兑有官之拖赖，煽扬验包有役之需索，雇觅船只有舟人之揽骗，告领水脚有吏书之扣克。”导致运粮者不堪忍受而大量逃亡。

仓粮保管过程中也易出现保管不善现象，如天气影响和交粮质量没认真检查，混入各种土、水等杂物，粮食腐烂严重，甚至出现盗粮、粮官玩忽职守现象，使得在保管环节不少粮食被浪费。

支粮不断增加，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冗食现象严重，冗官冗吏增多，仓粮大量被支取，甚至出现冒领支取仓粮现象。

凡此种种，导致仓储制度不断走向衰败，制度弊端的根源在于封建官僚制度的局限性，故而即使当权者采取种种改革措施挽救，依旧是扬汤止沸，难以从根源将矛盾解决。

总结

粮食关系国计民生，在中国封建王朝时代，仓储更被视为“天下之大命”，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无不重视粮食储备，仓储制度也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不断改革更新，发挥着赈灾备荒、安民固本的作用。

以古鉴今，从战略高度来看，古代的仓储制度对现今的粮食管理也有很大的启示，首先，中央政府应保有足够的存粮，居安思危，如此才能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容错率；其次，将粮食的监管应放在十分重要的高度，粮食直接关系人民的利益，最易滋长腐败；再次，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改善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

参考文献

1、《二十四史》

2、《农书》

3、《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