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已是大权在握的民国大总统，为何要逆历史潮流去当皇帝

袁世凯：长歌登高阁，江山眼底横

很早以来，替袁世凯翻案的文章就如潮般的汹涌了起来，这个名声一直很臭的民国枭雄，突然间便成咸鱼翻身，除了那当皇帝一事，实在有逆天而动之嫌外，其他皆有反转之征兆，而且口径亦颇为统一，也就是说，没有口水对阵之战。

由此来看，袁大总统以前实在是有些低估了，他有很多的不是，却也有很多的功绩，只是后人有选择性地将他的功绩遗忘了，从哪个角度看，身上的标签就两个字，“坏人”。

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接受的教育中，袁世凯是妥妥的坏人一枚，最响亮的名头是“窃国大盗”，我记得的大概有三桩大罪，一是投靠慈禧，卖友求荣，使得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维新失败，实乃十恶不赦的奸贼小人。

二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借革命党人之手，登上总统宝座，继而屠杀革命志士，大肆进行独霸统治；并勾结日本，签订21条，是天下皆曰可杀的卖国贼。

三是逆潮流而动，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最终上演了一出“洪宪”闹剧，天人共愤，83天后一命呜呼。

这就是长期存贮于我脑海中的袁世凯，一个完全没有优点的民国第一任总统，一个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的投机分子，一个螳臂挡车的跳梁小丑。

其实，有些事情是很诡异的，在文革中，多少历史名人的墓被毁，中山陵是不敢动的，但黎元洪的陵寝是被彻底摧毁，尸骨无存，1981年重修时，只是象征性的一个空墓而已。

安阳袁陵

但是，遵照袁世凯“葬吾洹上”遗愿而建的袁陵，却是被完整保护了下来，没有一点破坏的痕迹，这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是有最高层领导下发的护身符使然，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反正至今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袁世凯是个治世能臣，如果他在1916年前死了，或者他没有走最后登基的“臭棋”，不管是哪个派别，这此应该是没什么异议的，他留给那个时代的背影，应该是很光辉的。

我们从他处理朝鲜事务，或者是处理义和团危机，亦或是当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处理与各国的外交事务，推进天津现代化进程时，成效卓越，且官声极好。

但是，如王莽一样去过了把皇帝瘾，之前所有的贡献、能力、成效都付之东流，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后来要实现野心所做的掩饰，都是虚伪的表现，可以说，袁世凯是重蹈了王莽的覆辙。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所以时人也尊称为“袁项城”，字慰亭，号容庵，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先祖在清朝做之人多多，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叔祖袁甲三，累官至漕运总督，乃封疆大吏。

叔父袁保庆官至江南盐巡道，属大清部级官员，所以，袁氏也算是名门望族，而袁世凯自幼是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并随衙在任所读书。

他一开始走的也是科举道路，但在考取秀才后，连考两次都铩羽而归，止步于乡试，所以，他是个落第秀才，遂怒焚历年所作诗文，忿然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大有当年班超投笔从戎之气概。

袁世凯是投奔了袁保庆结拜兄弟吴长庆帐下，吴大帅是淮军名将，手握六营重兵，地位虽不及封疆大吏，但他的儿子吴保初，却是“清末四公子之一”，所以，时人是将这位“庆”字营统帅，当作督府级人物来看待的。

朝鲜内乱，袁世凯随军入朝平叛并建立功勋，在协镇朝鲜期间，“明达夙成，留京师期年，大得都民之心。”继而又粉碎日本挟持王室，平定甲申政变，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授“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成为清王朝处理朝鲜事务的最高领导，位同三品，时年仅26岁。

袁世凯对日本一直是有着高度之戒心，他在朝期间，竭力扩大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在掌控朝鲜最高权力之后，他建议废藩建省，将朝鲜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可惜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内外交困，对于他的建议搁置不问，以至于错失良机，当然，此事关系重大，利弊很难权衡，甚至提前引发甲午之战也是有可能的，只能说明袁世凯是想在朝鲜有所作为的，仅此而已。

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

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袁世凯是有抱负的，这首《咏怀诗》也是他雄心的表露，他决心在当今外寇横行，内乱频仍的乱世中，做一个如曹操那样的英雄，而不是目光短浅的平庸官僚。

甲午战后，由于他曾在朝鲜的突出贡献，深得朝廷信任，兼有“知兵”盛名，遂被委以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后发展为北洋六镇，成为清末陆军主力，也是袁世凯发家的根本。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他不仅有了一支供他驱使的私家军队，还聚集起一大批人才，如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等，这批人助袁世凯走向了辉煌，也成为北洋时代的风云人物。

指责袁世凯告密便是发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此事说来太复杂，大致是说慈禧不满光绪帝变法，欲废帝另立，康有为等人遂让谭嗣同找袁世凯，欲起兵包围颐和园，结果袁告密，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捕康梁，“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此事不仅疑窦重重，是非难辩，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袁世凯滑头，两面逢迎，他不会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中，告密之事有之，不过只能说是透了个风给荣禄，这是他的自保之举，无可厚非。

有很多资料表明，这是一个乌龙，袁世凯的“告密”与老佛爷发动政变，是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即使袁世凯按照传说中谭嗣同的计划执行，也是根本不可能达到“包围颐和园，解救光绪帝”之目标，在时间上也是来不及的。

更何况，铁路运兵权不在清庭手中，更不是袁世凯和保皇党能随意使用的，权力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这是一个只有妄人才能想出来的计划，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如此，也就不存在袁世凯卖友一说。

以前的影视作品或事件中，袁世凯就如同抗战神剧中的小鬼子一般，被土八路和广大人民群众戏耍，如被小凤仙的假老公蔡锷玩弄，被“民国第一疯子”章太炎狂骂，被那些国会议员们嘲讽，口水喷了一脸，甚至王闿运派去逼债的周妈，也可在袁公馆撒泼打滚，将银子要了回去。

这些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袁世凯是一位很厚道之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用蛮横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要是他象张宗昌，甚至张作霖一样，谁敢同他叫板，孙中山手下有陈其美，蒋介石手下有戴笠，一个眼神便解决问题。

但他是袁世凯，讲究圆滑的，试图兵不刃血来解决问题的人，而后世指责他暗杀黄远生，刺杀宋教仁等等，后来都证明是冤枉之事，前者指向了林森，后者指向了陈其美，至于最大的指使者为谁，你懂的。

袁世凯的这种性格，也使得民国初期的学术风气焕然一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宽松的环境，使得各种思想百花齐放，特别是结社自由，使得共产党等社会团体的建立，这与当时的宽松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笔下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他后来的继任者，多少也继承了一些，他们对文人还是很尊重的，当然，除了张作霖那样的土匪之外。

所以，民国时期才被后世认为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当然，前者指学术，后者指民生。

袁世凯是近代少有的开眼看世界之人，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新式军队之人，他的治军之才，在当时是无人能比拟的，所以，才能够以他为核心，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操控了当时的军力的制衡。

他重视教育，继承了自李鸿章以来的洋务教育理念，在推动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将实用主义放在首位，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大办学堂；这些都对时代有着进步的意义，当然，后来的他要求尊孔诗经，自是有着另一番含义了。

袁世凯除了行帝制以外，就还有卖国之罪名，重点就是所谓同日本签订21条，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可以肯定，袁世凯一直都不是亲日派。

他为维护国家利益，是作了最大之努力，并争回了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所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没有让中国成为第二个印度，所以绝不能对其冠之以卖国贼之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周旋，拼命外交之时，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

袁世凯死前曾感叹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抗日爱国却终误落卖国骂名，不仅袁世凯不服，北洋历代之枭雄，没有一个卖国的，混蛋如张宗昌，狡猾如张作霖，可曾有出卖过一寸国土之人。

而北洋大佬段褀瑞手下的徐世昌，收复外蒙古180万国土，其功绩几近被人遗忘，留下的，只有“海棠血泪”在寂静的天空中，如游丝般回响。

袁世凯此生最大的失误就是称帝，“美国的华盛顿解甲归田，中国的华盛顿称帝”，这无论如何解释也是倒退，却也是一桩很奇怪之事，难道天纵奇才的袁世凯不懂这个道理吗？

他是精明一世，却糊涂一时，他是民国大总统，按权力来说，与皇帝无异，而由帝制进入共和，已成全国人民之共识，他为何偏要走上这条不归路呐。

此路不通，这其实是明眼人用脚跟都能想明白之事，为何袁世凯会到想去当皇帝呐，这违背历史潮流的想法又是如何形成的，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他是个人野心膨胀，就如同三国之曹操，在达到权力最高峰后，即使能呼风唤雨尚不满足，他还要以自己一己之私来过过皇帝瘾，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他这个大总统当得着实可怜。

要知道，作为封疆大吏出身的袁世凯，以前发号施令谁敢不听，而现在，共和了，民国了，人人平等，谁听谁的，各地占山为王的枭雄们不仅不听中央的号令，还截留赋税，为非作歹，与以前的藩镇割据何异？

而袁世凯对那些飞扬跋扈的地方军阀也没办法，如蔡锷这样的都督，他也是惹不起的，百般巴结，笑脸相迎，好吃好喝地款待着，最后还不领情，第一个起兵反袁，老袁真可怜。

京城的官僚们更加地懈怠，特别是那些议员，成天不做事，以骂人为业，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更是乱成了一锅粥，似乎新社会、新气象，无人敬业做事，连基本的礼数都不要了。

而包括京师在内的广大民众，受到那些没有王法的官员盘剥，水深火热，政令不出都门，胡作非为，用百姓的话来说，“王法王法，我是守法的，王都没了，还守什么法。”

“民国不如大清”，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对底层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没有规矩的时代，正如茶馆中的经典名句：“现在想起来，大清国不见得好，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所以，对于新生的民国，更多的是各种乱象。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袁世凯来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实行帝制，我是君你是臣，不听话，办你！

我当了皇帝，看你们谁敢不听我的命令，谁见了我敢不下跪请安，谁还敢私自截留中央税款，哪个能敢消极怠工，哪个议员还敢赖在京城逛八大胡同不走……

这应该就是袁世凯想当皇帝的初衷，当然，他周围也有很多各色的人物，怀着各自的目的在一边拱火，如想当太子的袁克定、想有拥戴之功而成为开国功臣的政客，对现实不满的王公大臣，而让袁世凯最开心的是，那些想借乱割据，成为土皇帝的地方军阀，比如蔡锷。

蔡锷

蔡将军现在的形象是正气满满，他可是忽悠老袁的第一人，当年在众多人签名的那份“劝进书”上，他第一个签名，正有这些人的支持，袁世凯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流而上，不顾他手下众人的反对而一意孤行。

这其中跳得最欢的，当属“筹安会”的一大批帮闲，他们 是以杨度、严复及刘师培等知名人士，为袁世凯当皇帝而组成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四方联络，八方呼吁，是袁世凯复辟当皇帝的始作俑者和积极推动者。

在竭力鼓吹帝制好处的同时，还大肆歌颂袁世凯的“丰功伟绩”，以及“应天命”的合法性，鼓噪君主立宪的合理性，一时甚嚣尘上，连袁世凯自己也被忽悠得没了方寸。

袁克定

在这群人中，给袁世凯蛊惑最大的，当属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他居然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欺父误国”，最终将袁世凯引向了一条不归路。

被后世嘲笑的，是京城的妓女也上街游行，支持袁总统称帝，规模还很是不小，后人往往将此事拿出来，将袁大人调侃一番；其实，要是细细地剖析一下，为何这些以出卖色相为生的女子也支持老袁，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在清朝时，京师各项规矩完备，京城妓馆要交的费用是一税三捐，即营业税、开门捐、迎客捐和茶点捐；而到民国，进步了，文明了，地位提高了，这税也多了起来。

除原有的捐外，还增加了卫生税、道德捐、清理捐、文明捐、女子独立捐、建国共和捐等17项，甚至连避孕也要收捐，这不是胡来吗，难怪她们要支持帝制。

袁世凯自己也想当皇帝，这是肯定的，然而，他为何这样猴急急地，连如段褀瑞、徐世昌这些股肱之臣的反对态度也忽视不见，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也不是袁世凯的行事风格。

这是源自于一种说法，袁世凯家有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他家虽然人丁还算兴旺，但寿命却不算太长，据说有算命的，言其60岁是道“坎”，袁家人的阳寿止于此，而当时袁世凯已离大限不远，于是，不得不匆匆行事，此也算是一种解释吧。

1915年，袁世凯登基，建立“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为此，全国一片哗然，群情激愤，反袁之声四起。

而蔡锷等人在云南起兵，史称“护国战争”，甚至引发北洋将领不满，段祺瑞致电袁世凯，要求“恢复国会，退位自全”，一时众叛亲离，天下共击之；而原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外国势力，也翻脸不认人，不再支持袁世。

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而袁世凯不久便忧愤成疾，卧床不起，在“恨只恨我，痛兮愧兮”的幽怨交加中去世，时年57岁，归葬安阳，一代枭雄，就此谢幕。

乍赋归来句，林栖旧雨存。

州年醒尘梦，半亩辟荒园。

雕卷青云路，鱼浮绿水源。

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这是袁世凯写的《和王介艇中承游园原韵》，此诗是反映袁世凯有大抱负之诗，素有雄心，13岁就写下“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样充满杀气的诗句，乱世出英雄，他也乘势上云天，不过，最后的悲催的结局让人有些唏嘘，似乎又成了生不逢时的悲剧英雄。

这样说其实也能说得过去，毕竟，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年代，中国积贫积弱，外寇环伺，举步维艰，即使“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也很难在一个转型的大变革浪潮中，能力挽狂澜，实现自己定国安邦之志。

袁世凯无疑是近代历史最负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总督朝鲜，力行改革，建立近代警察，大肆兴办学校、创立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开通言路，行清末新政，促南北和谈，逼清帝退位，创共和伟业，这些都是那个时代中，无人能超越的成就。

他禁毒禁赌、开通商埠、整顿税收、疏通金融、开办银行、改革币制，还支助詹天佑，修筑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即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

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还要添一句，他在位时发行“袁大头”银圆，一直是中国最稳定的“硬通货”，虽早已退出了流通，却仍占钱币收藏界的半壁江山，相比之下，那些“金圆”“国币”“关金券”抑或是而今年年贬值的货币，是无法同其相提并论的。

一直以来，袁世凯是以负面形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是属于“国中极恶之极恶”及“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除北洋时期外，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学界政界，他身上都是罪恶的标签，是人人皆可杀的“独夫民贼”。

新中国成立后，一本《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书，给袁世凯定了性，随之而来的，是“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一堆的恶名，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早已盖棺定论的“恶人”。

但是，任何一个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在风云激荡的鼎革之时，都会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角色变换，任何全盘否定和肯定，都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以固定的思维来衡量一个人，也不能将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活动单元摘出来，便武断地下定论。

人，是复杂的，袁世凯最大的败笔就是称帝，除此之外，可圈可点之处多多，他是走进二十世纪时，对中华民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如同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所言，“他是位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和领袖人物。”

历史有时是无情的，也是冰冷的，有的人被抬高到无以复加之地位，有的人却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名垂青史者，未必名副其实，遗臭万年者，未必真相如斯。

然而，往往很多时候，真相就这样静静的躺在我们身边，上面盖着一层不算太厚的灰，却很少有人愿意将其拂了去；于是，我想起了中国最混账的一句话：“过去的事情，老提它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