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毛主席去安源》邮票不翼而飞

1968年8月1日，全国各地的邮局都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发行。

此时，位于今天王府井东方新天地位置的邮票发行局，也是一片热闹。各个群众组织纷纷向上级请领邮票，数量是一包，然后分发给大家出售。

1968年8月12日，星期一。一大早，邮票发行局值班室房子后面的“延安公社临时造反总部”办公室，有人惊异地发现，柜顶上的一包《毛主席去安源》邮票不翼而飞！一包是500版邮票，这么一大包邮票竟然被不法分子偷走，整个邮票发行局都慌了。谁有这么大胆子，竟然偷盗《毛主席去安源》邮票？而且是一整包！

随即，邮票发行局向公安部门报警。刑侦队马上来到发行局，现场勘查，摸排嫌疑人。几天后，北京四九城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北京市公安局关于缉拿反革命盗窃邮票案嫌犯的通告。通告称：嫌犯，男，中等身材，偏瘦，身高一米七左右，戴眼镜，操北京口音。

整包的《毛主席去安源》邮票被盗，这个案件成为当时北京市的一大要案。

巧的是，在12日丢失邮票的前两天，正是周六和周日。邮票发行局夜班的值班人员分别是：
1968年8月10日星期六，值班人邵柏林；
1968年8月11日星期日晨，万维生接邵柏林值班；
这两个值班人，万维生是中共党员，而邵柏林1957年曾经被打成“右派”。毫无疑问，邵柏林成了最主要的怀疑对象。星期一，邵柏林一上班，就发觉单位的气氛不一样。三五成群聊天的人，一见他来了，大家尴尬地收回目光，纷纷散去。这让邵柏林心里很不是滋味。

设计室召开的会议，气氛也非比寻常。邮电部保卫处、邮票发行局保卫科和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刑警一一坐在设计室内，脸色铁青，目光严肃，一言不发。

会议的中心就是让大家提供线索，帮助公安部门破案。但发言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话里话外都指向邵柏林。坐在设计室内的邵柏林，犹如参加的是一场不点名的批斗会！

“邵柏林，你到过中国图片社卖过《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吗？”

“卖过。”

“你到故宫博物院卖过《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吗？”问话的人叫张××，解放前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

“卖过，怎么啦？”

邵柏林心里清楚，为朋友帮忙买些邮票是再正常不过了，难道他们暗中一一做了调查？

设计室的某人更为露骨地说：“邵柏林值夜班正好是星期六，局里没人上班，他拿的书包刚好装下整包邮票！”

听到这里，邵柏林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起来：“你说邮票是我偷的，你有什么证据？简直血口喷人！你他妈什么东西？”

一下子与会的人全傻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刑警大队本来是带着手铐来抓人的，没想到闹成了这种局面。邮票发行局保卫科张欣荣赶忙出来解围：“老邵，老邵，别急，别急，你误会了，你误会了。”邵柏林大声地说：“我没误会，一点没误会，他们说的话是误会吗？”

被人盯梢

邵柏林反复琢磨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关于缉拿反革命盗窃邮票案嫌犯的通告：嫌犯，男，中等身材，偏瘦，身高一米七左右，戴眼镜，操北京口音。这些嫌犯的特征越想越觉得不是凭空来的，怎么和我的特征差不离呢？他觉得很有可能是巧了。但过了几天，他突然发觉身后多了个跟踪的人。

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六。邵柏林约好了夫人王卓倩，下班后一起到前门外给孩子买鞋。说也奇怪，邵柏林总觉得有个人跟在后头，这个人也不认识。邵柏林夫妇走，这个人也走。邵柏林停下来，他也不走了。邵柏林上车，他也跟着上车。邵柏林下车，他也下车。邵柏林进了鞋店，嘿，他居然也进了鞋店！这不就是一个盯梢的吗？最后，邵柏林索性不走了，站住了，紧盯着这个人看，那个人猝不及防，慌了手脚。只见他用右手摸了摸鼻子，灰溜溜地走了。

时值今日，邵柏林在讲这一段遭遇时强调：这个人猝不及防、下意识摸鼻子的动作，历经几十年仍然清晰地印在脑子里，历历在目。

邵柏林又上了一辆公交车，咦！怎么又有一个人不离左右？邵柏林分析，这个人接茬来盯梢，实际上是得到上一个人“摸鼻子”的信号，那个人跟不住了，这才又换了另一个。

1968年8月，邵柏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生活的。他的夫人，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美术编辑王卓倩不知陪伴他度过了多少提心吊胆的不眠之夜。

不久，震惊北京的反革命盗窃《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大案终于被北京市公安局破了。这个盗窃嫌犯是个内鬼——邮票发行局邮票库工人虞东方。

虞东方的体貌特征：男，中等身材，偏瘦，身高一米七左右，戴眼镜，操北京口音。

来源： 中国集邮报（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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