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超卓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理学院)
本文选自《物理》2023年第1期
波耳共振仪主要用于受迫振动研究,在高校物理实验教学中得到广泛使用。该装置最初由德国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维查德·波耳(Robert Wichard Pohl,1884—1976,图1)发明。波耳发现碱卤晶体中的色心现象,最早系统研究固体缺陷的光电特性,是固体物理实验研究的重要先驱,莫特(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称他和玻恩(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为 “固态物理学之父” [1]。波耳还以他精彩的实验物理讲座闻名,他的教科书经久不衰,对德国教学传统影响深远。我国对波耳鲜有介绍,本文为此做一简介。
图1 波耳(Pohl,1884—1976)
1 生平简历
1884年8月10日,波耳出生于德国汉堡,父亲是造船工程师,母亲来自幼儿教育世家。
1903年夏季学期,波耳在海德堡大学读自然科学,结识了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19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并一生为挚友。
1903年冬,他转到柏林大学学习物理学。1906年夏获博士学位,然后在柏林大学物理教学实验室担任实习助手。1912年,以论文 “X射线的物理学” 获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2]。
1919年初,波耳到哥廷根大学任副教授;次年12月升为教授,此后一直任教于哥廷根大学。1952年退休,1976年6月5日逝世于哥廷根。
2 早期在柏林大学的研究
1904年夏,波耳在柏林大学开始研究介质阻挡放电法对氨气和氧气的作用,这一课题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内容。
大学假期期间,波耳在汉堡国家物理实验室尝试观测X射线的衍射效应,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3],甚至在劳厄(19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前就已经通过晶体衍射估计出X射线的波长约10-9 cm[4]。他的这一工作引起了索末菲的极大关注,索末菲建议自己的助手劳厄开展实验,从而验证了晶体的点阵结构。
1906年,波耳在柏林大学与弗兰克一起研究放电气体中的离子迁移[5]和X射线的传播速度[6]。这导致了后来的Franck—Hertz实验,证实原子存在量子态,支持了丹麦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原子结构理论。
1909年,波耳研究金属表面的光电效应,与普林斯海姆(Peter Pringsheim,1881—1963)用气相沉积法制备金属膜,发现了金属表面单吸附原子的选择性光电效应[7],可用光量子假说来解释。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波耳已出版三本专著,发表了54篇科学论文。
一战期间,他帮助两家军事后备医院建立了X光诊断设备,开发无线电系统用于寻找敌方电台,并担任上尉工程师,直到战争结束。
3 哥廷根物理学的三驾马车之一
1920年12月,波耳出任哥廷根大学第一实验物理研究所所长,弗兰克担任第二实验物理研究所所长,玻恩则担任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还有电学教授赖希(Max Reich,1874—1941)领导 “应用电力研究所” (图2)。玻恩的风格是偏重数学和理论,波耳的坚持则是实验高于一切,弗兰克则重视理论与实验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学生则被戏称为 “小玻恩”、“小波耳”、“小弗兰克”。
图2 (从左至右)赖希、玻恩、弗兰克、波耳在哥廷根大学
玻恩、波耳、弗兰克担任三个物理学教授职位,轮流担任主席,举办“物质结构”研讨会,引来许多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参与,形成了这个区域最活跃的科学团体核心,使哥廷根成为当时国际上最重要的物理中心之一,许多青年才俊来此求学,史称哥廷根物理学的黄金时代,这一辉煌直到1933年玻恩和弗兰克受纳粹迫害离开德国才戛然而止。
二战期间,波耳是哥廷根大学唯一的物理学教授,工作领域始终在他的研究所,继续维持大学高水平科研和教学。他反对纳粹政权,从一开始就确信德国会失败,与地下反纳粹公民组织保持联系,没有加入任何政党。
二战后,波耳积极参与哥廷根大学重建,并担任去纳粹化委员会的成员。
4 开创晶体色心物理研究
波耳早期在柏林研究表面原子的光电效应。到哥廷根后,因为缺乏低温和高真空设备,实验困难重重,波耳经常声明他的信念——实验至高无上,继续探索实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既然无法把原子放在表面,就设法把原子埋到固体内部去——竟开创了固体改性实验研究先河。
他和助手Bernhard Gudden研究ZnS、CdS、HgS等天然绝缘体的内部光导特性,发现金刚石晶体在光照时也会导电,说明硫元素并不是光导的必要条件[8]。当NaCl晶体暴露在X射线下会改变颜色,也观察到导电现象。对这种晶体增色效应进行的研究,扩展到各类荧光粉和天然矿物晶体上,最终导致了色心这一重要发现。
1925年,波耳从熔体中拉制碱卤化物,获得了纯度更高、杂质更少的人造单晶[9],尺寸达到孩子的脑袋大小。纯净碱卤晶体在可见光波段是透明的,如果把碱卤晶体在碱金属的蒸气中加热,然后使之骤冷到室温,则原透明晶体就出现了颜色。波耳认为晶体中出现了一种对可见光进行选择性吸收的点缺陷结构,称之为 “F心” (源自德文 “颜色” Farbe)或色心。色心的存在使无色晶体呈现颜色,因此引入色心的过程称为增色。
“F心” 由一个负离子晶格空位束缚一个电子构成,是最简单的色心。后来波耳陆续发现各类色心结构,都可作为光吸收中心或发光中心。
波耳研究了各种产生色心的方法技术,如紫外光照、射线轰击、化学掺杂或调整制备工艺等;发展完善了测定色心结构的光谱及磁共振技术;系统研究了色心的发射和吸收光谱,电导、光导的微观机制,为色心物理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3 电压影响下 KI 晶体中左侧阴极附近电子轨迹(绿色)和右侧阳极附近空穴轨迹(棕色)
色心显著改变了固体的光电性能,甚至能使微观载流子的运动变得宏观可视化(图3),这些奇妙现象也被介绍到波耳编写的教材中[10]。
1938年,波耳在溴化钾晶体中植入三个电极,设计了首个晶体电流放大器,虽然只能在非常低的频率下工作,在半导体领域也是开创性的;基于色心技术,他第一次阐明了晶体管的原理[11]。到1947年,贝尔实验室才制造出第一个晶体管。
5 色心研究的学术影响
波耳关于固体研究的所有成果都发表在德文期刊上。当时世界关注的中心领域是量子理论、原子物理、核物理等,大家对这种晶体缺陷研究缺乏兴趣,称之为 “污渍物理(dirty physics)” [12],但波耳却乐此不疲,不断开辟实验固体物理新领域,培养了一批人才,被称为 “波耳学院” [13]。
1937年,波耳受邀参加在英国布里斯托举行的 “固体中的导电性” 会议,他关于色心的研究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14]。莫特评价道[15]:“It was so absolutely beautiful. He published little paper after little paper setting out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never producing a theory — he didn’t believe in theories — but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so spoke themselves that the theory seemed to us obvious.”
波耳的工作使人们发现,离子晶体中的点缺陷是一个相对简单但非常有前途的研究领域,从中可以获得半导体电学性质的宝贵知识。莫特开始将量子力学用于研究晶格缺陷中的电子属性,并跟踪关注波耳的实验[16]。中国学者黄昆(1919—2005)是莫特的博士生,在系统研究固体色心光谱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晶格弛豫的多声子光跃迁和多声子无辐射跃迁理论[17],成为固体缺陷光谱领域的奠基人[18]。
二战后,固体物理学研究兴起,半导体物理迅速发展,但大学里实验研究仍非常少。1946年,塞茨(Frederick Seitz,1911—2008)在美国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色心的评述,系统总结了波耳的工作[19]。1956年,第一届国际色心会议在阿贡国家实验室举行,此后每三年一次,直到1977年[20]。
色心研究贯穿于现代固体物理发展的始终,今天,固体物理的大量研究虽然已转移到具体的专题分支上,但色心物理仍是固体物理的基础研究课题之一。色心技术在半导体光电导、固体发光、固体电子学、激光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相关研究方兴未艾[21]。
6 卓越教学的典范
波耳不仅是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在物理教学方面也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坚持“研教结合”,发展出新的教学方法,研制了新一代的教学设备,撰写了全新的教科书。
波耳开设了《实验物理》课(相当于现在的《普通物理》),努力提供生动的教学方法(图4)。他在课堂上演示安装在移动桌子上的实验,并通过灯光投影到墙上,使所有学生都能观察到现象。他的实验讲座 “寓教于乐”,将精湛的演示与科学的探究结合,将奇妙的现象和学生的愉悦结合,将诙谐的氛围与观众的好奇结合。尽管他要求纪律严明,他的讲座总是充满了快乐,使学生印象深刻,广为流传,被称为 “波耳马戏团”[22]。
图4 波耳(中)的物理课堂
波耳对演示实验的开发倾注了极大心力。他重新审视原始实验,鼓励学生参与,开发演示仪器,服务课堂教学。他从柏林搬到哥廷根的行李中,有40多个行李箱,装满了讲座所需的仪器。新的实验不断被开发出来,波耳在学术会议上宣讲,在学术期刊上推介[23,24]。最著名的设备之一可能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波耳摆(Pohl’s pendulum),现在称 “波耳共振仪”,其原理是用加速力矩驱使一个具有电磁阻尼的摆轮进行受迫共振,摆轮被不断补充能量,如果没有阻尼损耗,摆轮的振幅将不断增大(图5)。这一设计物理概念清晰,体现了波耳匠心独具的构思[25]。
图5 波耳在演示他的共振仪
波耳编著的《物理学导论》第一卷《电学》于1927年出版,第二卷《力学与声学》于1930年出版(后增加了热学内容),第三卷《光学》于1940年出版(后增加了“原子物理”内容)。这些教材每一章节都介绍验证物理定律或演示物理现象的实验、物理学史上的重要实验,并配有大量插图[26];还介绍科学前沿和技术应用,专辟章节 “固体的光电性质” 介绍哥廷根的固体研究工作。
波耳重视实验的课程教学、实验项目和器材开发、物理教材编写,在德国大学和中学物理教育中被作为样板,成为卓越教学的典范,影响深远。他的60、70、80、90岁寿辰都得到物理学界的庆贺,没有一位物理教师能受到这般尊崇。
7 教育贡献至今回响
现在,德国许多大学讲授《普通物理》都把演示实验作为必不可少的内容,近代物理部分也不例外[27];助教必须在课前将实验准备好,并在课堂上讲解;实验内容也是口试内容之一。实验是理论的基础,将实验物理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培养人才有很大作用。
波耳设计的许多实验器具至今仍在使用,并得到发展。其中,波耳共振仪借助先进的影像设备可以精细观测振动的过渡过程,开始用于非线性振动和混沌现象的研究[28]。
波耳的德文版三卷本《物理学导论》到2018年已先后更新出版了24个版本,被许多大学视为经典。英文版两卷本《波耳物理学导论》在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29],包含了使用原始演示设备开展的110个实验视频。
8 部分褒奖和世人纪念
波耳在固体物理实验研究和物理教学领域持续耕耘30年,为学生提供了大部分灵感。在其学生和同事眼中,他的形象一直是活跃的老师、渊博的顾问、精神的导师和慈爱的父亲。
波耳先后5次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30],是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科学团体的荣誉会员和通讯院士,被授予德国大十字勋章、星级大十字勋章。
量子力学的革命无疑是哥廷根大学历史上的璀璨时刻,同期波耳先驱性的固体物理研究被置于其阴影之下,使人不经意间忽略了。即使如此,莫特都坚持认为“Pohl seems to me the true father of solid state physics”[31],充分肯定了波耳在现代固体物理研究上的卓越贡献。
1959年,美国物理教师协会(AAPT)授予波耳奥斯特奖章(Oersted Medal)。这是物理教师领域声望最高的大奖,每年只颁授一人。波耳是继索末菲之后荣获该奖项的第二位欧洲人[32]。
1979年,德国物理学会设立波耳奖(Robert Wichard Pohl Preis),授予在物理研究、科学传播、物理教学、物理教学法研究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该奖重点是物理教学法,每四年颁发一次[33]。
1979年,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在中国上海的同济大学支持建立 “波耳固体物理研究所”,这座研究所一直以波耳冠名至今。同济大学研制的新型波耳共振仪得到了广泛应用[34]。波耳的科学、教育思想在中国生根发芽。
“简单是真理的标志” 是波耳的科学座右铭,根据这一信念,波耳举行了几十年的实验物理讲座,它的拉丁文 “Simplex sigillum veri” 被刻在哥廷根大学物理报告厅的墙上。
波耳对实验科学的追求孜孜不倦,对物理教学的付出脚踏实地,在20世纪物理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因此,当我们面对波耳共振仪开展实验教学时,不禁重温波耳那 “重视实验、研教结合、寓教于乐” 的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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