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忆往昔：难忘在陕北插队的两件小事　　

（一） 　“学生娃，可听话哩？”

“洋学生”刚到队里，队长说要照顾学生，每人每月四驮水，比村里老乡多一倍。四驮就是八桶，虽然我们还是觉得不多，但山里吃水很难，就省点儿用吧！

队长从腰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小土布包，慢慢地打开，用蘸满唾沫的手指，一张张数出了20余张（我们7个人）用扑克牌剪成的纸牌牌，每张只有半张汽车票大小，沉思了一下，又数出两张说：“用吧，不够再说。”我们觉得可笑。因为嫌脏，谁也没伸手去接。队长以为我们嫌少，又用手在嘴边蘸了点唾沫，挤出两张，他捏着这一叠水牌说：“收着吧，五个牌牌一回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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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不仅驮水，就是工分也都用纸牌计算。水牌和工分牌都是用旧扑克做的，所不同的是，水牌没有数字，工分牌都有数字，它们剪自扑克牌的边角儿。工分牌里没有J、Q、K，最高分就是10。一个壮劳力一天就挣这么一张10分的牌牌。方块10和梅花10等值。其他人挣几分就给数字是几的牌。也奇怪，如此简陋而易制的纸牌牌，竟从未出现过伪造赝品。队长腰里的布包包，包的就是用纸牌牌组成的软件管理系统。那牌牌意味着人民币和金光闪闪的粮食

没有数码的纸牌牌，的确如队长所说的那样：“五个牌牌一回驴。”“一回驴”的概念是，交牌领驴驮一趟水。我们管它叫“驴牌”。

由于新鲜和兴奋，我成了我们生产队“洋学生”自已去驮水的始作俑者。饲养员老汉收下驴牌后为我挑选一头比较老实的驴，我问他怎么走，老汉告诉我：“驴能解下，相跟上。”随后一声“得乞”，驴就乖乖地带我走了起来。

平生第一次独立和驴打交道，心中无底。驴虽不大又貌似老实，但毕竟也算庞然，让人不由想起柳宗元的《黔之驴》。此时，它在我眼里是近似于虎了，我在它眼里大概是驴.。

驮水的桶按队长指示，用富农家的，那是村里唯一的富农。其实，他家已是富农二世了，那“爵位”是世袭的。

一说借桶，富农全家诚惶诚恐。我虽说立场坚定，但还是客气地说：“我自己来弄吧！”这一客气不要紧，“富农”反倒更紧张了，帮我搭驮架的手也抖起来。富农的婆姨拉出条木凳，一面用衣服的大襟擦，一面给我让座，富农的娃们手足无措地围着我。

驴一驮上桶，就像接到了战斗命令似的，撒欢地跑了出去。我甩下富农们急忙追出去和那驴相跟。好在这驮水的路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没有岔道，转大弯时总能看到驴的踪影。20多分钟后在离谷底约十层楼高的梁上，我看见驴已经悠闲自得地在谷底啃泉边的青苔了。

卸下桶后，我生怕驴跑了，一手牵着缰绳，一手去接水。手忙脚乱之中，不知缰绳何时脱手。驴倒也不跑，只是啃啃这边，闻闻那边。我方知这不是贵州的驴。

接满两桶水用了10分钟，可把它们放到驴背上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水桶是用木板做的，用铁箍箍起，一只净重近20斤，加上50多斤重的水，要用一只手把它提到胸部以上放到驮架上，而另一只手则要快速地用铁链子把桶拴在驮架上，这一套动作，需要力气、也需要巧劲和速度。

一口气把水桶提起来没问题，要坚持一分钟就难了。我把驴拉过来，想用卸下桶的程序反其道而行之时才发现，这头队里最“老实”的驴也欺生。看它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我忙转身提桶，谁知它却趁机调过屁股来。

如是几回，我的爆发力就爆发得差不多了。我又气又恼，可这里除了我和那头驴外没有别人，谁也不能帮我。

为了在驴面前保持尊严，我并没发作，索性坐下来歇一会儿。这时我发现泉边有一块像墙一样的巨石，巨石中间凹下一块。我茅塞顿开，忙把桶提到巨石旁，然后装着没事人似地向驴走去。驴没有表示敌意，我又在它脖子上亲热地拍了几下，驴接受了这番抚爱，老老实实地跟我走到石壁旁，夹在石壁和两只木桶中间，我把缰绳拴在腿上，背驴而立，一手抓着驮架子上的链子，一手抓住木桶的提梁，趁驴不注意，右膀猛地一个爆发力180度转体，桶飞了起来。

驴刚反应过来，想掉转屁股时，一桶水已着着实实地砸在它身上。我左手紧跟着穿上铁链。上第二桶时，它没再动了。后来，我的180度转身砸驴上驮架法，成为知青中的经验之谈。

回程要上山，又驮着近二百斤的重物，驴走得很慢。开始我还不时严肃地发出“得乞”的指令，但并没有多大效果，到后来我也两腿发颤，气喘吁吁了。沟壑里是这样的寂静，只有我和驴的喘息声与驴蹄子的“得得”声。蜿蜒的井坡道上，都是支离破碎、纵横交错的黄土沟沟，使人产生一种被压抑得近乎室息的感觉。人和驴越走越累，路便显得更长了。我不觉地哼唱起来，又不觉地由哼唱变成了高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直唱到喘不过气来，才没了热情。

虽然最后是断断续续把这歌“念”完的，但它毕竟打破了山谷间死一般的沉寂，向大自然宣告了“我”的存在。

从那天起我领悟到：当你劳累了，寂寞了、苦闷了，高兴了，你就放开喉咙大声唱！这里没人教你发声，没人挑剔你的音律，没人说你唱对了或是唱错了，没人说你声太大还是声太小。你唱了，你吼了，你就痛快了。“信天游”就是这样产生的吧？

自那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像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一样，累了，不痛快了，不高兴了，就旁若无人地唱几句我在陕北学会的“蓝花花”，或者干腕就吼：

“一个老鼠一个脑，

两个眼窝黑洞洞，

四个小子来玩耍

驮水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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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员老汉微笑着迎出来，驴像见到亲人一样跑过去。老汉一边轻轻拍着它的脖子一边说：“学生娃，可听话哩？”不知是问我驴听不听话，还是问驴我听不听话。

以后，每当忆及陕北的那段生活时，这句话就出现在我耳边：“学生娃，可听话哩？”驴回答说：“学生娃，不听话哩！”

（二）　“票子，美太太的！

记不得是姓杨还是姓王的一位老汉，在村里的地位非同一般，因为他的女婿是公社邮电所的所长兼投递员(反正是一个人)，是个吃公家粮的“公家人”，属于公社干部系列。

那时，如果村里有个裁决不下的大事小情，公社干部一句话就可以最终判定，若要发生“小绳绑狗儿送公社”的“不得活啦”的事情，公社干部一句话能决定是放“狗儿”还是把“狗儿”上房梁。

老汉的女婿虽然只是投递员，但他是能和公社革委会主任在一个锅里吃饭的，能在一搭吃饭，在一搭说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这个女婿，村里人都对老汉另眼看待。老汉呢，说话、办事也就要“硬”一些，似乎走起路来也可以像公社干部那样背着手的。

我们同老汉建立起特殊关系倒不是因为老汉有能背着手走路的背景，而是因为他的女婿回家能及时带来我们的书信。为此，我们常到老汉家坐坐。洋学生的光临在当时对他来说也多少是点殊荣，那时老乡们并不那么了解洋学生到底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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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常到老汉家去，无意中发现老汉家有两棵苹果树。开始我们只是意识到这里可以成活果木，并没有引起吃的欲望。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红彤彤的苹果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超过了书信对我们的吸引力，大家不约而同地议论起苹果，说什么“都要忘记还存在着苹果这种东西了”，“陕北苹果背定是人参果的后代”。初中生甚至说“那苹果引诱我产生可怕的犯罪念头”，“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是必然的、合理的，没有苹果就没有入类”。

总之，要想吃就能找出千条万条理由。

议论的结果是：既然这么急需这么必要，就“买狗儿”一回。当时在村里“买狗儿”鸡蛋是社会主义，可要买狗儿”苹果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决定到老汉家去“走一次资本主义道路”，至于老汉敢不敢走还不知道，估计问题不大。缓慢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萌芽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更何况老汉的特殊地位。　　那时苹果对洋学生和老乡们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洋学生并不像老乡们想象的那么有钱，好在当时的物价也不同如今这样，苹果多少钱一斤不记得了，鸡蛋是按公家收价四角八分钱一斤的。

晚上月明星稀，我们七八个人像八路军武工队一样鱼贯而入老汉家的窑洞，老汉也像地下交通员一样迎接我们，想起来真有点好笑。我们按略低于那时北京的价格出价，老汉没有“还盘”，后来才知道那“收盘”价在当地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觉得便宜，老汉也觉得“好价哩”。

在一盏忽明忽暗的小油灯引导下我们走进窑底，只见摆放在厚厚一层麦秸上的苹果在灯光照耀下发出诱人的红光，一个个像活了一样向我们招手，那清香的气味冲进肺腑，不由得做了几个深呼吸后大家笑了。

老汉用秤先秤了一个小篮子，然后一个个地往小篮子里装苹果，每拣一个都用袖口擦一下，那恋恋不舍的样子就像拿出的是自己要出嫁的姑娘。

突然，我发现大家的脸在油灯下一个个显得那么贪婪；老汉脸上也本能地流露出农民那种特有的狡黠，嘴唇蠕动着，那是老汉在计算他应收的钱数。他紧紧捏住定在秤星上那拴着秤砣的细绳，断断续续读出了几斤几两，然后微笑着看着我们，并不说话。

当我们七嘴八舌地计算完后，老汉才说“对哩”，几乎是“哩”的音还没有结束，就听见“咔”的一声，手快的小涛已经拿起一个苹果狠狠地咬下一口。所有权如此快地进行了两次转移，迫使高中生们此时也丢掉了往日的尊严，几只大手迫不及待地同时伸向篮子（我记得当时一口就咬下半个，那味道好的无法再形容了，反正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甜的苹果）。

大家边吃边笑着，老汉看着我们也笑着，每个人笑的都是那么甜蜜。我们请老汉吃，老汉笑着摆摆手，我们意识到该赶快付钱了，小进叼着半个苹果拿出钱送到老汉手里，老汉两手把票子捋直，看看我们，看票子，冒出一句：“美太太的！”“洋学生美太太的！”“苹果美太太的！”“票子美太太的！”这几分幽默当年使我们大笑，可如今回味起来总感到有几分凄凉，人到中年，脸大概既不像苹果又不像票子了。

我们“津津有味”地回到自己的窑里，小明一条腿一拖一拖地最后走了进来。大家问他怎么啦，他假装痛得不可忍耐似地把脚抬到坑上，一边笑一边从裤腿里往外挤出几个果。大家不笑了，只觉得苹果的味道一下变了。小明为此挨了哥哥的打，大家商量用提高价格的办法再买一次苹果以弥补老汉的损失。为此我们就多吃了一次苹果，这第二次味道就差多了，我们好像也因此觉得自已长大了许多。

北京知青丁爱迪在陕北插队落户时留影

现在我们都做了父亲，每当看到自己的孩子高高兴兴吃东西的时候，就想起当年我们也曾有过的美太太的脸，我又想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苹果——票子——脸之间的关系呢？

（知青情缘荐稿，编辑：刘乐亮老师）

作者简介：马宗和，男，北京师范学院附中六七届高中生，毕业后上山下乡赴陕西宜川县新市河公社宜施大队插队，回城后在北京市物资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