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保守主义者的正统要求：兼论程学在南宋的兴衰

南宋初期，如何巩固帝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方向问题。还有什么比重新强调那些在美好的往昔已经得到证明的价值观念更加安全的呢？

新政权无意进行机构改革，相反，它坚信道德高尚的官员会自然而然地改善一切，把帝国巩固的希望寄托在建立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新观念上面。

这个方案最强有力的鼓吹者包括朝廷中的少数派官僚和几位应征为皇家教师的儒者，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群体。

此外，来自其他不同政治阵营的保守派人士，甚至最传统的儒家也支持这个方案。毕竟，同改革观点比起来，它才更接近于传统的儒家观念。

一、宋高宗与南宋的保守主义者

作为皇子，南宋高宗早年受过良好教育，是一位有才华的书法家，深受苏轼的影响。苏轼多才多艺，其成就遍及儒家精英文化的方方面面——书法、绘画理论、诗词、散文、政论、经学、哲学，还不乏幽默感。

在他身上，最典型地体现了北宋文化的多元化精髓。高宗恢复了追赠给苏轼的学士头衔。不久，他又推动了对司马光的崇拜。

司马光不仅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领袖，还是一位人格无可挑剔的史学大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受到皇家讲席的格外重视。

这部书特别强调道德在历史教训中的作用，本来就旨在成为历史经验教训的指南。高宗认为，学习这部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隐藏在秩序和混乱（治与乱）之下的基本原因。

他是如此地喜爱这部书，在1134年，甚至将它作为礼物送给女真皇帝——他的敌人和可能的征服者。

司马光的保守主义理论反复论证，通往天下大治的通衢大道在于“端正名分”（正名）。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自觉摆正个人应处的地位，对种种关系所划分的个人角色与责任（名分）采取认同遵循态度。

高宗还特别欣赏司马光的另一个观点，即认为建立秩序的关键在于《大学》所倡导的正心诚意，这句话后来成为朱熹新儒家学派的一个口号。

高宗对司马光的书法大加赞赏，说那古朴的字体就像出自汉朝人手笔。当然，高宗最欣赏的还是司马光为修身和建立家族规范所作的文章，甚至表示自己希望能发现某种办法，以便在科举考试中考察修身、齐家的德行。

显然，在统治初期，高宗心目中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道德保守主义的基础。但是，国家怎样才能实现司马光的设想呢？

对此，道德保守主义者几乎拿不出什么具体建议。他们对历史有着明确的认识，但不是像司马光那样的职业历史学家；对现实问题有着激烈的看法，但不是治国安邦的行家里手；其主要特长便是哲学理论。

司马光设计过一个负责审计的新机构，但从未变为现实。到了南宋，同样的建议两度提出，又两度遭到官僚机构的否决，理由是不现实。

司马光最为人所知的制度改进措施，是将官员按照才能分为十种功能不同的类别，但此项提议也从未全面付诸实施。

高宗想要推行它，朝廷官员对其有效性意见不一，最后通过了一项只有六类的修正案，但是，这个修正案也很快就被抛在了一边，因为它跟现行文官体制的其他部分实在不配套。

高宗寻找司马光的思想传人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学者，把他们请进朝廷，当自己的经筵教授或侍读，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恰当的引导。

女真人对北方的占领和向南方的推进，迫使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幅度向沿海地区聚集，因此，高宗恰好可以在首都临安附近找到这批人。

11世纪末，聚集在黄河流域洛阳地区的保守主义者的精气开始逐渐消失。在12世纪的头15年里，这个学派最终衰亡，其思想却开始由此向南传播，并在传播的过程中积蓄着动力。

儒学在福建的发展最为令人瞩目。在那里，曾经从学于程颢、程颐两兄弟的杨时作为二程高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成为在南方开创程学的第一位大师。

女真人占领黄河流域后，这一学派的残存力量逃散开去，流向陕西、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在长江下游的浙江和沿海的福建，出现了几个更有影响的保守主义群体。

这样，尽管道德保守主义者在朝廷上仍然是绝对少数，但其中的重要知识分子却能够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并在皇帝有意听听他们的意见时应声而出。

第一个被征召到高宗朝堂上来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是谯定（生卒年不详），程颐的学生。他的到来似乎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自己也明白朝廷和大多数官员不可能接受其观点。

于是，当朝廷迫于军事形势考虑迁都时，谯定告假返回四川老家。此后，这个平凡的人就再无消息。

第二个被请到朝廷来的知识分子顾问是杨时。当时，他已是75岁高龄，负有二程高弟的盛名。

他曾经在北宋末年短期在朝为官，了解官场的规矩。在杨时的建议下，朝廷褫夺了改革者王安石的追赠官爵和礼仪上的荣誉。

这是他所迈出的惟一一步，这一步的意义只是象征性的。他的崇拜者把这一举措比做正中要害的一刀，但很少有人同意这个比方。

除此之外，杨时的经筵讲授都只围绕着纯粹的学术性问题。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因年老而退职。

胡安国（1074——1138）是第三个应召而来的知识分子。他是谯定的学生，其盛名与杨时不相上下。

他在朝廷中干了6年，比两个前任都长。此时，高宗的历史兴趣已经越过司马光那部著名的编年史所涵盖的时段，转向遥远的古代。

因此，胡安国受命讲授《春秋》和《左传》。可是，后来高宗却说自己从胡安国那儿学到的上古史，不如从另一位更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张九成（1092—1159）那儿学到的多。

不仅如此，缺乏政治理性的胡安国，最终卷入朝堂纷争，被逐出朝堂。

所有这些当过皇帝老师的道德保守主义者都处境不佳。原因之一，是他们没能在11世纪的大师们众所周知的学说之外开创任何新的理论境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双重的保守主义者：不仅在政治上保守，反对机构改革；而且在学术上也是保守的，把自己牢牢地禁锢在已有的思想框架之内，只是在前辈大师们画定的圈子里辛勤耕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转向内在。

他们的著述数量不大。或许，在两个学术浪潮之间，他们只能是相对较为缺乏创造力的。特别是，他们还赶上了战争的灾难与混乱。

政治环境对他们也不利，大多数积极进取的士大夫在政治上都是现实和精于算计的，对哲学根本就不感兴趣。

他们坚持原则，以此支持那些现行政策的反对派，也为道德重建的前景存留下一份活的希望。在他们的激励下，新一代青年学者继续斗争，最终建立了新的道德先验论学派。

二、保守主义者在南宋的建树

虽说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无多建树，高宗还是接受了他们对元祐时期那充满怀旧色彩的崇敬。元祐是王安石变法之后保守派掌权的时期。

北宋晚期，元祐时代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元祐党人”，遭到迫害，刻有他们的名字的石碑散布各地。

高宗下令为元祐党人恢复名誉，授予他们身后哀荣，以便引起各地百姓耳目的注意。最初的荣誉名单不无遗漏，因为在北宋末年，那些满含诅咒的碑刻已大多被毁，碑文的写本也不复完全。

但是，不久，人们就在一些偏远地区发现了碑文的拓片，于是朝廷再次颁布命令发布完整的表彰名单。党人的儿孙获得了直接授官的特权。

苏轼、程颐和少数人被授予较高的追赠官爵，而司马光则获得最高荣誉，成为先帝哲宗庙中的配享大臣。

高宗皇帝对近事的兴趣开启了官修正史的纷争之门，引起纷争的是那段变法体制如跷跷板般废置变换的历史。

正史的第一稿是在保守派集团的领导下完成的，自然将变法派置于不利地位。第二稿在变法体制恢复后完成，描绘出一幅相反的历史画卷。对保守主义先驱充满怀念之情的人们对它感到不满。

范冲受命第三次修改这段历史。其父范祖禹（1041——1098）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合作伙伴之一。

范冲的第三稿出来之后，许多非保守主义官僚纷纷指出他出于私人报复心理造成的错误。错误如此之多，以致高宗不得不下诏命令范冲重考史实，以便改正那些有意或无意的错误。

修订版本最终获得了朝廷的认可。在科举的考场中，保守主义者的声望开始逐渐上升。1132 年，张九成（皇帝认为他的古代史讲得比胡安国好）中进士第一名，由此声名远播，甚至传到了女真人治下的北中国。

1135年，张氏的一个学生又高中状元。皇帝从科举考场上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表现中看到，保守主义的学术确实值得表彰和提倡。

他表示，希望举人们能将更多精力投入经学和元祐时代的著述，而不要太过关注诗赋。几年后，他特意重申这一期望，指出科举策论重在考察古今治国之术，并强调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而这正是道德保守主义理论所鼓吹的。

但是，许多保守主义者，特别是后来的朱熹学派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宣称自己的学术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是正确的，是儒学的真正合法继承人。

三、保守主义者的正统要求

在当时的局势中，正统是最合时宜的话题，但儒生们关注的焦点在于：是否所有儒家流派都可以同等地享有“正统”的桂冠？正统真是从远古传递下来的吗？

1136年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儒家诸派就意识形态的正统及其传承线路问题进行了激烈辩争。

挑起这场辩争的，是道德保守主义者朱震（1072——1138）。他来自长江中下 游（今天的湖北）。

朱震主张正统是循着从一个大师到被选中的弟子（在罕见的情况下可能是一个被选中的群体）的路线线性传承的，就像是许多宗教中从先知到徒弟的衣钵传递，或者皇位的继承及家族中的长子继承。这种说法符合深植于社会习俗的继承观念。

但是，许多其他学派的儒者根本就不理会这套线性传承说，古代典籍中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它。

然而，朱震却并未就此打住。相反，他大胆推论，以为道或者说真理之路，是从远古的圣王传给孔子这位最伟大的圣人——“素王”，又从孔子传给其得意弟子曾参，曾参传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传孟子。

孟子之后，此线中绝近千年，既没有合法的继承人，也没有特别的传承活动。直到二程——北宋洛阳的程颢和程颐发现并重新接续起这条断线。

从那以后，二程学派即成为惟一正统的卫道士。而后，正统转而向南传布。这种说法暗示正统的转移与朝廷的南迁并行不悖。

其他几位保守主义学者作过大同小异的论述。有人画图来表示像族谱一样的传承线路。还有人把文章写得一本正经，就像有孔子、孟子的权威似的。

但朱震却是第一个正式在朝廷上如此断言的人。此论一出，攻击随之而起。道德保守主义者所画的传承线路是如此狭隘，难免招来其他儒者的反击。

发起反击的是陈公辅。其原委正是儒家学者间官场角斗方式的一个缩影，颇为值得玩味。起初，陈公辅因在太学诸生中的影响而显名，范冲对他印象深刻，推荐他升迁到更高的位置。

之后，他又因攻击王安石的理论在朝中声名鹊起。到这时候为止，他和大批道德保守主义者结成朋友，虽然他本人还不算是其中的一员。

1136年，他看到政治风标转向，决定疏远道德保守主义者。由于害怕背上支持太学诸生保守派运动的嫌疑，他决心摆明立场，转而反对保守派；

于是，便抛出了一封陈词激烈的奏章，攻击朱震的正统论是僭伪的自我标榜，以此来取悦上面的人。

抛开陈公辅别有用心的动机不论，这篇奏章的第一部分听起来颇有道理。他认为道德保守者不自量力，竟想做正统的唯一继承者。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领袖人物的个人德行确实无可指摘，但其追随者中却有不少人的行为值得推敲。

有人假称程学中人，领袖们也懒得去调查核实。有人伪造家庭背景，就像是南渡的北方移民常做的那样，把自己“过继”为元祐党人的后人，以便猎取朝廷特许的授官。

还有些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一听说杨时和其他几位保守派学人获升朝位，立刻不请自来地自称门生，要求推荐。

有些保守派的领袖，比如赵鼎把这些人“宁可信其有”地照单全收，予以保荐任官。等到这帮只知营私的家伙负其夙望，甚至投向政敌时，领袖们也只有自任其咎。

1136年的辩争无疑将保守主义者置于十分不利的处境。朱震等在朝知识分子没能成功地进行辩护。高宗皇帝似乎倾向于同情和支持程学的反对派。

让保守主义者稍感庆幸的是，这时胡安国还没有被解职，尚能奋起捍卫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他说，不管怎样，二程之学源出孔孟之道，有什么理由横加摈弃？

用他的话来说，解释是深入儒经真义的门径，而禁绝程学就像登堂入室却不经由门户一样。再说，以孝、悌、忠、信的标准衡量，程颐的行为都超出凡俗，堪为表率。

众所周知，他从不接受任何不符合其道德标准、不正的东西，这样一位哲学家值得人们尊崇。不可否认，如今的许多程学信徒确实德行有亏。他们的自负已经遭到陈公辅之流的讥讽。

但是，问题出在信徒身上，跟程颐本人又有什么关系？

胡安国的看法似乎有理，但在他的观点抛出之后，宋高宗似乎有了自己的立场。尽管作为深谙权术的皇帝，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观念，但善于揣摩圣心的臣下，早已洞悉了一切。

高宗在他统治的剩余岁月中保持着几乎同样的政策。学术空气里透着死气沉沉的衙门气息，毫无理想可言。

就像一篇文章里所说的，在整个国家“精英们饱受派性的折磨。作为学者，他们随着某个学派一时的升降沉浮而左右摇摆；作为官员，他们为官场的道德水准而忧心忡忡”。

而在朝廷之外，程学却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逐渐出现了后世所谓“新儒家”者。

其支持者通过著书立说，出版本学派的著作，特别是开学授徒，成功地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当各地的地方官学纷纷陷于颓败凋敝，新儒家却在他们的所居之地开创、促进和扩大了民间的书院。

几十年中，他们与政治风暴、压制甚至官方的迫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烦躁和苦闷未能阻止他们取得辉煌的最终胜利：国家终于赋予他们的儒学以正统的光荣，即使在宋亡之后，依旧保持了极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