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年展·策展人视角｜立足本土文脉 探索未来之路

《中国美术报》第298期 美术聚焦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双年展

杨晓萌 赵墨 /策划

【编者按】自1992年广州双年展为中国双年展建设拉开序幕后，经过30余年的发展，双年展的策划和运营模式已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体系，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城市加入举办双年展的大军。2022年末至2023年初，武汉双年展、济南双年展、新疆双年展、广州三年展、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等近乎同时开展，并让双年展再度引起热议。对此，《中国美术报》联合多个双年展项目主办方、策展人、参展艺术家、机构负责人等，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双年展”为主题，从不同群体的视角探讨各自对双年展的诉求与期待，以期深度探索双年展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城市文化建设、区域美术发展、艺术创作创新等方面的新路径。

● 策展人视角｜立足本土文脉 探索未来之路

张晓凌：中国双年展的未来之路

张子康：数字时代，双年展与城市的连接点

王春辰：双年展不是秀场，应该成为社会的表达

吴洪亮：双年展的长期主义思考

何桂彦：双年展的国际化需强调本土性、在地性

● 艺术家视角｜助力艺术创作 开拓国际视野

● 主办方视角｜深挖文化资源 讲好城市故事

张晓凌：中国双年展的未来之路

双年展最初的定位是各个国家最具实验性、最前沿的艺术成果的展示平台。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西方的双年展有了一些暮气，但仍在西方乃至世界公众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其特点可以归为两个方面：其一，仍然延续以实验性艺术直面社会问题的传统；其二，在展览的结构、形式、主题乃至具体形态上，日趋套路化、概念化、同质化。中国的双年展虽然有30多年的历史，但总的来讲仍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双年展未来如何发展？

第一，政府体制的支持。中国早期的双年展几乎都是民间投资的，难以为继。以上海双年展、北京双年展为始，政府体制接管了双年展，各地的双年展一拥而上，呈现为“双年展现象”，皆赖政府体制的支持。政府体制支持的好处是保证了双年展的可持续，同时可以完成一些宏大主题比如“北京冬奥”的叙事。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往往把双年展办成了“嘉年华”，容易滑向同质化。事实上，每个不同地区所办的双年展，大都还停留在视觉审美猎奇的层面上。

其次，建构新艺术体系。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家参加各类国际艺术大展已成为常态。作为世界艺术格局中的一员，中国艺术家已参与到全球当代艺术体系的建设之中，并共同直面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一大堆难以破解的难题。在本土与世界、传统与当下、全球化与地域主义之间的樊篱已被拆解之际，中国艺术家将以何立足？唯一的方法，便是建构西方当代艺术体系之外的，具有本土特色、时代特征的新艺术体系。如何去建构？虽然我无法直接回答，但有两个前提需要强调：一是依托于传统文化资源；二是立足在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之上。

第三，兼顾国际性与地域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并进入到国际展览、收藏和评论体系当中。但我们的双年展在强调国际性的同时，往往忽视了自身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双年展少了区域文化的色彩与价值。但是，必须清楚的是，发掘区域性文化价值不仅是双年展避免同质化的手段，而且是双年展建构价值体系的主要方式。对此，艺术家们在面对传统文化资源时不能偷懒，更不能靠小聪明搞简单的挪用，而要注意更高精神层面的转化，这才是当代艺术的大课题。

第四，强化问题意识与探索未来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是中国的双年展最缺乏的。

随着双年展在中国各大城市落地举办，中国的双年展正以极快的速度成长，且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各地方的文化建设和艺术生态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双年展的未来，在这个艺术与科技高度融合的时代，我们应着眼于科技进步给美术创作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影响，尝试借鉴世界最前沿、最优秀的艺术手段、艺术材料和展现方式，赋予展览以新的活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济南国际双年展学术主持）

2022济南双年展现场

张子康：数字时代，双年展与城市的连接点

近日，第三届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开展，此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担任总策展人。他曾在新疆做援疆工作，推动了首届和第二届中国新疆国际双年展，同时他还承担了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2022武汉双年展专题策展人等多项重要展览工作。《中国美术报》特采访张子康，探讨在数字化时代中国双年展将如何推动城市创新发展。

中国美术报：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双年展？

张子康：一个成功的双年展应该跟城市的发展战略、文化建设发生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如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表面上看它给城市带来的更多是拉动旅游业发展和提振经济，事实上它是以艺术作为城市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并借此推动了文化教育、文旅消费、经济转型、科技创新、环境生态等一系列社会层面问题的解决和发展。目前中国的城市处于高速发展期，正需要借助双年展的力量推动城市各方面的创新发展。

中国美术报：作为展览的直接策划者，您对于双年展的策划有着怎样的设想？

张子康：为一个城市策展，首先要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分析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找到一个好的连接点，以审视的眼光和包容的态度，把国际上最新的、最好的艺术作品、艺术观念、艺术形式、艺术语言带进来，引发人们对城市文化和人类发展的思考。

如何找到这样的连接点是关键。例如我策划的第三届新疆双年展，结合新疆的地理位置，从新疆的区位人文特点和未来前瞻的开放优势出发，结合当下国际艺术的前沿趋势，从中挑选能与中国发生关系的连接点，并通过双年展来探索、试验与展望新疆未来的文化艺术生态。在我看来，举办双年展除了要考虑城市与文化之间的连接关系，还应考虑它能够给这个城市的发展带来什么，战略定位越清晰，双年展就越有价值。

中国美术报：介绍下您的策展理念。

张子康：在我看来,策展理念是不断发展的，每个展览都有不同定位、不同思路，不能固化成一个模式。好的展览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大家看到国际前沿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拓展深化对于人类、对于地球、对于未来的认知。而在策展人的策展思路方面，我认为国际化视野很重要，要能够在不同视角下产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双年展的作品，不是让观众看得懂，而是引起观众思考并产生新认知。

中国美术报：什么是支撑双年展持续生长的关键？

张子康：目前国内的双年展普遍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美术馆的推动。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双年展会把两年内艺术界创造的新作品及发生的新变化呈现出来，让大家去了解、交流、讨论，从而推动人们的创新能力。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闭门造车很难产生创新，除了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之外，思想的碰撞、文化的激荡更容易产生创新的火花，双年展对于创新能力的推动就在于此。尤其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不同文化间交流的需求更强也更明确了。

中国美术报：数字化给双年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张子康：数字时代专业知识的获取越来越容易，形成了一个多元的知识结构，建构起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种变化推动了人们生成新知识的能力。而艺术被明确指向有推动创新的作用，在很多科学家眼中，艺术代表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数字化拓宽了双年展的策展思路，增加了作品类型选择，丰富了布展形式和观众观展模式，更重要的是通过数字化的信息优势加持使得双年展在观众获得感上产生了1+1＞2的效用。所以数字化时代的艺术双年展不仅与城市发展产生关系，它所产生的连接点能够在更大效能上推动人们产生新的认知。

中国美术报：所以说现在的双年展增加了很多应用科技的装置和影像类作品。

张子康：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与艺术之间不断发生碰撞，艺术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同时科技也反哺了艺术，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视角、新的创作手法和新的认知方式。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同时又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从这一层面来看艺术引领科技、科技改变生活，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美术报：对于双年展的同质化现象，您怎么看？

张子康：面对当下关于双年展同质化的质疑，我认为这有它的必然性，我们的资源就那么多，艺术家也是有限的，重复的展览太多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其实我们也在为避免双年展的同质化作出努力，现在的双年展多采用中外联合策展团队的方式进行策展，每一届的策展团队、策展主题都会有所不同，这样可以集合不同的资源，从不同的视角思考，让观众感受到差异化的观展体验，产生不一样的审美认知，从而激发双年展的生命力和鲜活性。■

（杨晓萌采访整理）

王春辰：双年展不是秀场，应该成为社会的表达

我们国家的很多城市都曾做过双年展，但许多首届办完，就没能再持续举办下去，最后不了了之了。这是因为我们此前的双年展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而一个完善机制的形成，我认为需要四方面的合力：首先组织和出资的当地政府要认识、理解并充分支持，它有自身的专业化需要遵守；再者，双年展的举办需要一个稳定的、专业化的组织机构来承接它，不能临时搭台子唱戏，而双年展的举办，也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承接单位越做越专业，因为它们掌握了架构一个国际化展览所需的社会、文化、艺术资源；第三，就是政府或者相关赞助单位，要给予双年展这样一个城市文化品牌持续的资金支持；最后，要有意识地遴选、建立出一个专业化、国际化的策展人库，让全球范围内优秀的、能调动各方社会资源的策展人为本地的双年展积极献言献策，提出真正有影响力的双年展主题。因为双年展最核心的地方，不是日益扩大的规模、大腕的艺术家，而是它的主题的有效性、针对性。为什么说双年展是国际性的？除了我们的策展人、参展艺术家的选择是国际性的，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提出的主题是国际性的，是全社会、全人类都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双年展的影响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当然，我还要强调一点，双年展并不等同于一个一般的展览，只是展示一批艺术家的新作品，而是要用双年展的这样一个机制，来讨论我们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所以说双年展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我们传统认知的艺术概念范围内，并不是讨论美不美，而是一个更宏大的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概念，双年展要表达的应该是诸如生态问题、移民问题、文化交流和冲突的问题、传统与当代如何交融的问题。当一个城市对当下的某个社会问题进行探讨的时候，那么这个双年展就拥有了一定的创新性。我们去留意国外很多成熟且成功的双年展的时候，会发现它们的双年展主题指向性都非常明确，就是针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思考，这是我们国家的双年展需要意识到并且真正直面的问题。全社会都要给予双年展更多专业化的理解，不能当作是秀场，而是应该成为社会的表达、当前社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表达。■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第55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

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现场

吴洪亮：双年展的长期主义思考

在当前开展的多个双年展中，北京画院院长、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吴洪亮参与了2022武汉双年展“城市形态”板块和第七届广州三年展“边缘”板块的策展，结合他对威尼斯双年展品牌的研究，《中国美术报》特专访了吴洪亮，探讨双年展能够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美术报：结合您在国际国内参与策划双年展的经验，在您看来，我们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双年展？

吴洪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无可逆转的全球化，很多城市开始有了文化这种软实力的需求，确实需要各种艺术类活动，但双年展这种形式是不是每个城市都需要，我觉得是城市本身要考量的。其实艺术专业人士和政府领导对双年展的理解有所不同，很多城市是把双年展视为一个文化秀，这就导致如今的许多双年展已变成了城市景观性的展览，化为城市的节日，而不仅是艺术圈的活动。

中国美术报：据您观察，能够延续发展至今的那些双年展都具备哪些要素？什么是支撑一个双年展持续成长的关键？

吴洪亮：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双年展未来要想发展好，还是得有一个长期战略，而不是说看着别的城市很热闹、很成功，你就开始模仿，作为策展人，面对这些趋同的展览有时也比较尴尬。

一个双年展要想能够长期稳定地持续发展，首先要对举办展览的城市有更深层的认知，尤其是站在国际的视野进行在地性研究，但目前许多城市在做双年展时，在这方面的考量并不多，在我看来，城市不是不需要双年展或艺术项目，而是要考虑如何从长期战略的角度让展览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现在举办一个双年展的投入非常大，动辄数千万，还常常配合着城市美术馆的兴建，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这种高成本的单向输出是否合理？

此外，双年展的选题是否具有针对性？每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都是大家热议的，但中国双年展的话题性好像要弱一点，从这点来看，如果你不能建构出一个可持续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双年展举办两三届后大家就会感觉疲劳，没有兴趣了。如果说很多城市都有相类似的双年展，到时还怎么吸引人流？怎么带动城市的发展？

中国美术报：从策展的角度，为推动双年展的国际化、本土化、公共性，我们的策展理念做了哪些创新？

吴洪亮：中国的双年展正处于起步阶段，而双年展的策划是个技术活儿，要先掌握玩儿法，才能谈提升。我认为我们当前的策展理念还谈不上引领这个行业，仍处于探索阶段，而展览体系的创新，我认为还有待商榷。

中国美术报：为强调观众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当下双年展的参展作品，越来越追求视觉效果，如“共生世界——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中，大体量的装置和影像类作品数量较首届双年展增加约三分之一，还大幅增加了AR、VR、人机交互、3D打印、影像互动等科技应用作品的数量。这是不是未来双年展的一大趋势？

吴洪亮：这不是未来双年展的趋势，而已经是个现实了。我现在策展就特别警惕这类简单地通过视觉冲击引发互动的作品。双年展应该阐释价值，而不是仅仅通过消费达到双赢。在我看来，双年展既要让观众开心，由浅入深地理解艺术，又要保证展览的学术诉求，这两者都要抓在手里。

中国美术报：对双年展的未来您怎么看？

吴洪亮：未来当然希望有更多更好具有本土价值、国际影响力的双年展。目前新的双年展品牌如成都双年展、济南双年展、武汉双年展等，它们都吸引了大量的人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年轻人很喜爱。同时展览也激活了新馆，带动了美术馆的发展和城市的文化热度。除却这些可圈可点的成果外，我们要思考接下来展览的可持续性、开创性，这是各方要特别动脑筋的事情。■

（杨晓萌采访整理）

何桂彦：双年展的国际化需强调本土性、在地性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者，多年来，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批评家、策展人何桂彦对双年展持续有所关注，并参与了2021年“超融体——成都双年展”、2019年第二届安仁双年展、2017年第五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等展览的策展工作。本报记者专访何桂彦，听他从中国双年展的发展历程中，梳理并探讨当下双年展的发展之路。

中国美术报：您曾提及源于种种问题，今天的双年展已走向衰落，但现象是近期双年展扎堆开展，未来它也将持续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何桂彦：这个问题需要结合中国双年展的发展历程来谈。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双年展建设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当时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走向国际、需要融入全球化，双年展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双年展的建设进入第二个阶段，即高速的发展期。到2008年前后，中国已涌现出规模不等的数十个双年展。2010年以后，中国的双年展开始出现分化，也是第三个阶段，主要的特点是，一些双年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术品牌，而另一些则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但到今天，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持续发展，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为满足人民对艺术文化的需求，中国的双年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美术报：对于新时期中国双年展的发展建设，您有何建议？

何桂彦：可以从制度建设和学术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一个能够不断延续、持续发展的双年展，首先要有完善的展览制度，其中包括国际化的策展人制度、可持续性的资金运作渠道、专业的运营模式和艺术管理团队等。其次，双年展的学术建设要在当代艺术的背景下展开。双年展呈现的是代表当下前沿或未来发展的前瞻性艺术，反映的是当前人们在思想、文化、审美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双年展是对当下的、新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艺术思潮的呈现。第三，要真正将双年展融入到城市文化的建设中，在追求国际化的同时，更需要强调本土性。中国幅员辽阔，文化资料丰富且具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因此，完全可容纳多个双年展品牌。但是，一个好的双年展，不仅需要与城市的本土文化发生关系，而且需要有清晰的学术定位。

中国美术报：从策展人的角度，您如何时看待中国双年展的国际化、本土化和公共性？

何桂彦：关于中国语境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有着鲜明的界线，而且，互为参照，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但30多年后的今天，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已经没有了，今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本土问题已经就是全球化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大家习惯用本土的视角去思考本土的问题、用全球化的视角去思考全球化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一定是用全球化的视角去观照本土化的问题。

中国美术报：您对于中国双年展的未来有着怎样的设想与期待？

何桂彦：双年展在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积累，我们已具备了国际化的视野和相应的硬件条件，关键还是取决于城市、当代艺术与公众的艺术生活之间能否形成一股合力。实际上，双年展成功与否涉及到三个维度的要素：第一，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艺术？第二，一座城市的艺术形象和文化定位是什么？第三，双年展能否实现“在地性”？只有这三者互不脱节、相互推动，才能形成双年展往前发展的良性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的双年展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是很大的。■

（杨晓萌采访整理）

责编 | 杨晓萌、赵墨

制作 | 冯雅颖

校对 | 安亚静

二审 | 马子雷

三审 | 冯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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