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军阀干将：“财神爷”王永江

北洋时期，被称为财神的能人有好几个，但真正名副其实的恐怕只有奉系财神王永江。其他派系的财神，不过是善敛财也敢敛财而已，只有王永江是因地制宜，干实事，有本事的，在他主政的那段时间里，东三省可以说富可敌国，为奉军的扩军备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时人称奉天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张作霖是在王永江和杨宇霆的共同帮助下走向辉煌的。

王永江

早年经历

王永江，字岷源，民国时期奉天金州（今辽宁大连金州区）人。王永江祖上是山东蓬莱人，闯关东到了东北。当时有一种专门为过往客商提供食宿，以及存放货物的机构，时人称之为“货栈”。王永江的父亲王克谦从小就在金州双兴货栈做学徒，后因为为人老实本分、做事勤快而被货栈的曹老板看中，在得知他读过几年私塾后，曹老板便让他做了账房先生。

王克谦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所以对两个儿子永江、永潮的学业，也格外重视，不管家里再苦再难，他都没让孩子辍学。王家兄弟也争气，后来纷纷考中了秀才，此后人们都管王永江叫王秀才，这称呼就是从这儿来的。在读书期间，王永江还结识了辽阳才子袁金凯，两人遂成莫逆，袁金凯对王永江的一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双兴货栈的曹老板是一位极为开明的富商，他很喜欢王家兄弟，就把自己的一对姐妹花女儿嫁给了王永江和王永潮，后来在亲家曹老板的资助下，王克谦也有了自己的杂货店。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王家的日子眼看就要红火起来了。

天意难料，祸福难测，就在这个时候，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噩耗。王永江的弟弟王永潮是候补知县，所谓候补，就是得等到有人退下来，你才能补上去。可王永潮按照正常程序在保定等候补缺的时候，却因为没钱送礼而迟迟不能上任，小伙子年轻气盛，一时急火攻心，竟然就此撒手人寰。王永江眼见官场黑暗如此，也就打消了当官的念头。

一霜之后还有一霜，王家杂货铺的生意也一直不太好，为了生计，王家父子后来又向亲友借钱，到旅顺开了一家“采真堂”中药铺，谁知道中药铺刚开不久，西药便大量涌了进来，而且旅顺人还很认，久而久之中药铺也就干不下去了。

无奈无法，王家父子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金州，那段日子，王永江手里整日攥着一卷《管子》，四处徘徊，不知人生的前路该如何走下去。

踏入仕途

1907年，王永江处在几近绝望的时刻，突然接到辽阳警务提调袁金凯的一封信.请他帮助考察一下旅顺、大连等地的日本警察制度。已经35岁、一文不名的王永江不负老友委托，四处收集资料，登门向华籍警察请教，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袁金凯读后大为赞赏，推荐他去辽阳警务学堂当老师。王永江以日本警政制度为蓝本，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编写多种讲义，受到校方首肯。不久，他就被提拔为辽阳警务所长。

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选拔人才，王永江受到奉天省的推举。袁世凯召见王永江后，特令“为记名内务部存记道尹”，让国务院备案。次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非常欣赏王永江的才华，想让他担任奉天民政局长，却遭到了张作霖反对。原来，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羽毛已丰.他家“成为全省政治中心，每日宾客如云，文武官员都有。无论与张有无关系的事情，都与他相商或征求他的意见，事先必使他与闻”。而王永江却不吃这一套，从未去过张府送礼物、套近乎。赵尔粪见事情僵持不下，就授意他主动一些。那天，王永江硬着头皮进了张府，却空着两手。张作霖听到管家的报告，故意不出来接见。王永江枯坐半个小时，拂袖离去。当晚，他就辞职回到金州。

1916年4月，张作霖当了奉天督军兼省长，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虽然他只读过三年书，但还是心知肚明: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天下?靠那帮胡子兄弟，是无法把全省治理好的。张作霖有意决定重金聘用各种人才。

此时，袁金凯已是奉天督军署秘书长，是张作霖的心腹谋士。张作霖询问袁金凯东北有哪些人才，袁金凯举荐了王永江。张作霖于是再邀王永江出来见面，王永江却很傲娇地说，张大帅府前戈矛森然，他一介文人胆子小，不敢登门。张作霖不明白什么意思，袁金凯为他解释， 说王永江就是想把当年丢的面子找回来，张作霖表示这个容易。于是第二天王永江如约而来，这一次，张作霖亲自站在自家大门口，把王永江接入府。事实上，这是张作霖与王永江两个人此前约好的，就是为了给王永江找回面子。就此，王永江正式步入政坛，张作霖任命他为奉天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警察厅厅长。

王永江任警务处长之后，立即改革警政，仿效日本警察制度，重新厘定警务规章，在省城各处设立派出所。他严督部下按章办事，凡军民人等，如有违反警章者，概依法惩处。其时，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部下纪律最坏，在省城胡作非为，常用军权侵害警权，不时发生军警摩擦。有一次汤的部下在省城西关平康里妓院闹事，不服从警察干涉，并殴打警察，王永江下令将闹事人员拘押起来。汤玉麟闻讯大怒，径向警务处要人，扬言要率兵包围警务处。王永江也不示弱，在警务处院内，架起一门小炮借以防卫。汤玉麟无奈，怒气冲冲地去找张作霖告状，要求撤销王永江警务处长职务。王永江也自动提出辞呈，等待张作霖裁决。张作霖为了长治久安而支持王永江惩处闹事官兵，并对汤玉麟等人严加申斥。汤玉麟颇觉难堪，后竟与张作霖闹翻，于1917年3月被免去旅长职务。

事态平息后，老谋深算的张作霖将王永江从金州请了回来，不久，就调他担任财政厅长兼烟酒专卖局局长。这样做一箭双雕，既可以请王永江解决财政顽疾，又能让汤玉麟等老部下心里舒服一些，和和稀泥。

整治财政

在他到任之前，奉天的财政，乃至整个东三省的财政都濒临崩溃，不得不靠借外债维持。王永江主持东北经济后，立即严令改组财政管理机构,惩治不法分子和税收中的营私舞弊现象;整顿捐税项目,制定赏罚章程。为了扩大资金,稳定金融,王永江还推行了募集公债、整顿奉票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对政府经营的商业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与治理,使之更适合于奉天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外,为了缓和经济上的危机,又于1918年向朝鲜银行借款300万日元。在王永江的努力下,到1921年,不但还清了借款,添补了过去的财政赤字,而且还有了1000万元的财政结余,对此，张作霖大喜过望，对王永江更加倚重。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并推荐靳云鹏组阁。后来，张作霖改为支持亲日派，让梁士治出任国务总理，迫使靳云鹏辞职，直、奉矛盾由此尖锐。张作霖兵强马壮，决意武力对付直系。对此，王永江坚决反对。他认为，东北久病初愈，应继续搞好民生建设，不应自不量力，有问鼎中原的贪欲。但张作霖一意孤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不久，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由于张作霖的穷兵黩武,将王永江多年辛苦为之积蓄的家底几乎全部耗尽,也使王永江进一步发展奉省及东北经济的宏伟计划破灭。张作霖退守东北后,宣布“东三省自治”,开始“整军经武”,准备再入中原与直系军阀一决胜负,进而争霸全国。但张作霖深知,若想达此目的,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因此,他在整军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恢复和发展东北地方经济,并把解决财力物力的希望再次寄托在王永江身上。

代理奉省

1922年,张作霖决定将奉天省长职务交给王担任。王永江执意不肯，经张作霖再三促请，才应允任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省长仍由张作霖兼任）。王永江代省长后，他首先从整顿财政入手,以清查税务为中心,极力剔除“积弊陋规”,对各税局严格规定了上缴定额,完成定额有余者发给奖金,舞弊者严加惩处。随后,他又在全省范围内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开发和经济改革措施:(一)废止省内没有收益希望的官营事业,鼓励创建有利可图的私营企业;(二)开垦荒地,奖励移民;(三)省内矿山开采完全收为官营;(四)官有财产有归民实之必要者,速归民实,以免损失。

1923年在东蒙设立了“垦务局”,1925年又在天津组织“移民局”,并规定:在京奉路“凡移民及其家属乘车,票价均较定章减至十分之四、五。给移民以优惠和方便条件,吸引关内人民到东北开垦荒地,以开发地方农业。王永江的移民和奖励垦荒政策,使东北人口迅速增加,从1900年的450万人增加到1927年的2200万人。大片荒地被开垦耕种,进而推动了东北各项经济事业的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东北地区的铁路虽然较为发达,但在整个东北的铁路网中,中国人自己经营的铁路却不到百分之一。特别是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控制了整个南满的交通运输业,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各种资源。为了虎口夺食、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王永江于1923年2月制定了一项修筑奉天到吉林、然后再通往海林的铁路并修建葫芦岛港的计划。该计划一旦实施,不仅可以形成自己的海陆联运体系,与日本南满铁路至大连港的联运势力展开竞争,而且也有利于开发吉林北部和奉天的各种经济事业。因此,这一计划提出伊始就遭到了日本的抵制与反对,但王永江却毫不动摇,他一面同日本侵略势力进行交涉,一面主持动工修建,到1927年使奉天至海龙段铁路正式贯通通车,同时还破土动工开始了洮昂铁路的修筑。

1923年,在王永江的倡导下,东北创建了第一个能与日本纺织业展开竞争的奉天纺纱厂,先后从国外引进各种机器设备,拥有工种、工人数量和纱锭数,均为国内前列,规模极为宏大。此外,在王永江的倡导与推动下,东北的商业与工矿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王永江在推行各种“新政”过程中,深感人才缺乏,于是便决定由奉天省公署出面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1923年4月,东北大学正式成立,王永江任第一届校长。

经过王永江的苦心经营，东北经济再次复苏。而随着东北经济的复苏，接踵而来的，是张作霖的再次扩军备战，眨眼之间，东北陆军扩充至二十五万，甚至还组建了海军和空军。随后张作霖再度挥师入关，与吴佩孚一决雌雄，誓要把整个中国都收入囊中，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王永江这时才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张作霖的白手套，张作霖一直没有忘掉那个统一中国的梦。面对张作霖问鼎中原之志，王永江屡次苦劝无果，他被张作霖气得左目失明，心脏漏血。

辞官著书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张作霖并未见好收兵，而且乘胜穷追，到处抢占地盘，陆军经费支出就达一亿多元，占全年总支出的89%，导致东北地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

1926年1月,王永江又提出了新的财政方案:把兵工厂的费用缩减了十分之四;正规军削减为三、四个师;全部取消了张作霖的个人机密费;以便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商业、工业、交通和教育等方面。王永江的这一财政方案,对正醉心于军阀混战、企图称霸关内的张作霖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此时，王永江心灰意冷，乃以养病为名向张作霖请了假，再次回到了故乡金州，从此一去不归，只给张作霖寄回一纸辞呈。张作霖先后派袁金凯、张学良等人来金州请他回去，可王永江这时已经心如死灰，谁来他都不见，其后张作霖亲往金州，也吃了王永江的闭门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五十八岁的王永江病逝于家乡金州，葬于金州肖金山南麓，当时张作霖已经击败吴佩孚入主北京，闻讯深为痛惜，特派袁金凯前往祭奠。

王永江其人博学多才，精书法、明易理，擅诗文 ，通医道，且自归隐之后多有著述，如《读易偶得》、《铁龛诗草》、《医学辑要》、《方书选粹》等书皆出其手。王永江不仅仅是东北大学的创办者，他还是东北大学的首任校长，东北大学那块刻着“知行合一”的校训匾额，就是出自王永江的笔下。临终之际，王永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见到东北大学的首届学生毕业。

在民国历史学家傅斯年的《民国史大纲 .循吏传》中，王永江位列第一。能得到如此殊荣，王永江这辈子的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就都是值得的，可见史笔汗青，到底不负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