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化政策充满戏剧性：培养人才却不知重用人才

元的前身是成吉思汗公元1206年统一草原各部建立的蒙古国。强大的骑兵军事实力很快就攻陷了西辽、西夏等政权，形成了一个横跨亚欧的庞大帝国。但元代文学的大幕却依旧还未正式拉开，时间来到公元1234年元军攻破蔡州，金被元朝消灭。相较于元，金人的文学发展要好上不少，元代文学的发展才正式进入了快车道。

积极培养人才却不启用人才，且书院的建设上坚持的是数量而非质量，利用行省的官员来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在这样的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冲突的产物，怎么会是有效的呢？但这却侧面发展了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发展，也算是误打误撞。

一、元代的文化融合

1.元朝的都城位置

公元1260年忽必烈“中统”即位，开始了他宏伟的一生。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取自《易经》之中，意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可奇怪的是元朝都城定在大都（今北京），要知道国都是一个国家权力的象征城市。

或取自《吕氏春秋》“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不得不说在权力的传承上，帝王们都还是有着那么一层“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抓住这些稳固权势的舆论工具。

2.元代文化融合的政策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他没有像鲜卑、女真一样主动汉民族化，进行民族大融合，而是坚持蒙古化，这对于他们统治的是极为不利的。

在选拔人才的政策上一直坚持着上等人至上的观念，始终秉持四等人制度，这样的观念直到元朝灭亡也还是没有改变。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如此辽阔的疆土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

元朝疆域行政图

但相较于文化兴盛的汉民族，特别是这样一个庞大拥有上千年历史底蕴的民族，而且还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单纯的从武力上征服，并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依据《文献通考·汉程国学》来看：“诸经议疏，绅咸宗师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没於煨烬矣”。

文治兴国，武治安邦，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形成后，就应该开始选拔人才来充实国家的人才储备，而儒家的治国理念却正中下怀，是历代和平时期的帝王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

在重视儒学方面，元朝的统治者也很是关心。成吉思汗时期，就招募了众多流亡的儒士，如：耶律楚材、元裕之、杨惟中、郭宝玉等人。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下令：“敕上都重建孔子庙”“敕修曲阜宣圣庙”，将因战乱而被掠走的儒士“官赎为民”。

对儒士文人采取安抚怀柔之策，其目的在于表示“上达天意，下结民心”，“国家育才待聘风动四方之美”。

二、元代的书院

1.书院的历史地位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政策上的支持，而一个国家的进步更离不开文化的发展，在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才来源就是通过书院来培养人才，通过科举制度考试来选拔人才。

历朝历代，书院都是文人治学论道的重要场所。

从唐朝的松州书院，到北宋的岳麓书院。书院遍布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书院为国家的建设培养了许多治国理政的人才，如：欧阳守正、林登龙、文天祥等。

它有着极强的文化宣扬和政治稳固的二重地位，不止是寻求学问的居所，培养人才的地方，还是教化乡民、居士安乐之处。元代书院在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数量增多了两倍不止，而且思想更为活跃。

2.元代的书院普及性建设

从《文献通考》的记载来看：太极书院为元所修建，之后全国性的兴建书院，可见国家在政策方面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的。依照《元代书院概况》所记载，新建书院143所，恢复65所，改建19所。

书院的官学化在宋朝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而到元代时，其主体地位逐渐完善，可以说是顺应经济发展和政治环境的需要，书院在元代正式踏入了以政府为主体地位的官学化道路。

行省制是元朝的一大独创，而元代书院很大的一个举措就是委派各级政府官员作为书院的山长，负责管理书院。中央可以直接由行省管理辖下的地方官员，从这里看来，书院就成了政府的一个下辖机构。

形成这样的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元初宋末的民众历经国家灭亡，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尚存在许多的罅隙，政府为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加强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

其二，元代鼓励书院的发展，尊崇儒学，但它们本身对汉文化和儒学缺乏了解，他们主张的是武力统一，而不是文人治国，加上宽松的文化环境，元代的文化氛围极其浓郁。

3.元代书院文人的创作

在这一时期，杂剧和散曲是其主要的文学形式，也诞生了许多文学大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仕途不顺的文人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和《感天动地窦娥冤》，白仁甫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马致远的《西华山陈抟高卧》，还有马致远和他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二、元代的科举制度

1.元代科举的发展

根据《隋书·文帝纪》所记载：开皇二年正月甲戌“诏举贤良”，七年正月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十八年七月丙子“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据《文献通考》之言：“炀帝即位後，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於开皇之初。徵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於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

可见科举制度是以选拔人才为初衷创立的。

科举制度自隋文帝创立以来，历经唐宋的完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在元朝在这样的制度加持下应该是繁荣兴盛，但是元朝很少开科举选取汉人委以高官，这与元代的文化发展倾向也有着很大的联系。

2.等级制度对科举制度的冲击

自从“武仁授收”的闹剧上演，惊动多方势力的参与，在明宗“崩死”的情况下，图贴睦而“入临哭丧”显露这场政治混乱的狰狞面目，宝玺驰扶持燕铁木儿登上帝位。

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得很多的蒙古和色目之间矛盾不断，人心涣散。

文宗登基后便实行了一系列表面上的“文治”政策，组织官员收藏文玩字画在皇宫之中，还为此专门设置了奎章阁学士院，设专人维护，广济天下名士，策问学问，也算是在人才方面的一番改革。

元朝立国之时就将国人分为四个等级，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南人、最低一等汉人。虽然奎章阁学士成为了治理国家的百变锦囊，成为了君主政治的狗头军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人才的流失，大量有才华的文人流向市井民间。奎章阁也不过是一群有“文学士”而已，实际权力还是在显贵的蒙古人、色目人手中。

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就提到：“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根脚人”相当于就是继承性的“官二代”。

在元代想做官主要有这三种途径：根脚、为吏、习儒。为吏习儒晋升，往往充其量只能做到中级技术官僚，而官要做大，全看根脚。

《元典章》还中规定；“如有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于所在官司复诉”。

可见汉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想要通过科举取士的道路实现理想抱负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有幸成为官员，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小官，并不能掀起起多大的波澜。

造成这样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首先，文人治国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不切实际，马背上的民族也未真正的想做到民族大融合，尤其是政治上，他们只信任自己；其次，元代的科举取士充满民族歧视的色彩，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各自分化而治之。最后，在考试方面启用程朱理学，束缚和僵化人们的思想。

当然，书院当不当立，反映的是统治者对于“汉民族化”的态度。鼓励书院发展、加强官员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统治者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

三、科举制度与书院政策的冲突

1.政策制度上的冲突

如元代学者虞集所说：“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教授，强加于诸生之上”。诚然蒙古的官员吏治仍旧是一个大问题，不加以甄别就委以擅长这样重要的重要位置。

而书院讲学过多的受到官府的牵制，对书院的教学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相较于文化兴盛的汉民族，特别是这样一个庞大拥有上千年历史底蕴的民族，而且还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单纯从武力上征服并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2.文化培养与人才机制冲突

元代优待而非独尊的儒学政策，引得很多的儒学才子放弃做官，将自己的才华投入到文学的创作上去。元朝的经济发展却于文化政策截然相反，重视农业发展，鼓励工商业进步。

书院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但如此兴盛的功利主义建设，并不适合理想主义的发展。这样的官学化书院能够极大的普及教育，但也忽视了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功用。

加上歧视色彩的选拔不能推动文学的发展，思想的开拓，不过是培养了一群固化的被领导者，而授受知识的过程也就没有意义。

公元1368年，元朝走完了他的一生。

总结

科举制度与书院的人才机制形成了冲突，培养人才却不知重用人才，仍旧坚持四等人的观念，不利于选拔真正优秀的栋梁。建设书院的初衷竟是为了束缚和僵化人们的思想。这样的普及化官学制度下，书院就失去了本身的自由性，在这样的政策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得益于元朝开放的对外交使得经济繁荣，也为文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席之地。失去出路的书画才人们在转型成为了市井文学的创作者。不得不说元代的文化政策是充戏剧性的一幕，但却有一个文化繁荣的结果——杂剧和散曲的发展。

参考文献：

《文献通考》

《庚申外史》

《吕氏春秋》

《元代书院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