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殷墟文化 |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字作铭，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中西交通史以及中国科技史研究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著作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文集》等。今天是先生诞辰113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刊发先生在《文物》1985年第8期上发表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以及王世民《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考古学报》2020年第1期）、姜波《作为考古学术家的夏鼐是如何长成的——从〈夏鼐传稿〉说开去》（《光明日报》2021年2月28日第12版），以示纪念。

文明起源的早晚

“文明”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有文章而光明也。”现今汉语中用它来翻译西文中civilization一词， 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与“野蛮”相对。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Morgan-Engels Theory ）将“野蛮”分为“蒙昧”与“野蛮”两时期，和“文明”时期合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时期。人类从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经过发明文字和利用文字记载语言创作而进入文明时期。

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欧洲的远古文化只有爱琴—米诺文化，因为它已有了文字，可以称为“文明”。此外，欧洲各地的各种史前文化，虽然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进入铁器时代，但都不称为“文明”。

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G . Daniel）在1968年曾认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是六大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包括奥尔密克文化和马雅文化）和秘鲁。前二者是有互相影响的关系，这有考古学的资料为证。印度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荷兰著名考古学家法兰克福（ H . Frankfort ）在五十年代初便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文明可能只有三个：近东（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中南美（墨西哥、秘鲁）。后者远在新大陆，与旧大陆遥隔重洋，一般认为它们的起源与旧大陆无关。只有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问题，成为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论派的争论的交锋点。它不仅是中国史学和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以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

六十年以前，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文史研究的权威胡适博士，在1923年6月写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还说道：“发见渑池〔仰韶村〕石器时代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1925年法国考古学家第·摩根（J.de Morgan ）以为中国文明的开始大约在公元前七至八世纪，更早的便属于中国史前时代，情况完全不清楚。

自从1928年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开始以后，经过了最初几年的田野工作，便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到了三十年代，已可确定商代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但是当时一般学者仍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有人以为这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我们知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所以有些人以为中国文明是西来的，是把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整个拿过来。这是中国文明西来说者用最简单的办法以解决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个复杂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对于小屯殷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先来谈一谈小屯殷墟文化的面貌。

小屯的殷墟文化

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阳殷墟初次参加考古发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这考古圣地。那一季我们发掘西北岗墓群。发掘团在侯家庄租到几间民房住下去。因为当时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群，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凛凛的武装士兵站岗。我最近一次去安阳，是1976年妇好墓发现后去参观这墓的出土物。经过这四十年的时光，这里的农民生活变化很大，社会治安良好。我们考古研究所在小屯村西建立了工作站，盖了楼房，有办公室、工作室、陈列室和仓库。工作人员的条件改善了。日本朋友们去安阳参观的，我们都很欢迎。

这四十多年来变化更大的是商代考古的研究方面。我们不仅累积了更多的考古资料，并且研究工作也更加深入了。去年（1982年）九月我在美国檀香山参加商文化的国际讨论会时，与中国台湾省来的代表和外国的同行们（包括日本的朋友）谈到这事时，大家也都有这种感觉。我们现在不是把甲骨片、铜器和玉器当作古董铺或收藏家的古董来看待，也不是把陶器、陶片、铜器、玉石器和骨器作为孤立的考古标本来做研究，而是把商文明作为一个文明的整体来作研究。

作为都市的殷墟

小屯殷墟是在今日河南安阳市西北约3公里余，在洹水南岸。它是商朝后期的首都。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秦汉之际（公元前三世纪末），大家还知道这里是“洹水南殷墟”（《史记·项羽本纪》）。关于都城的年代，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盘庚迁殷一直到纣王被周所灭，共273年，都在这里建都。它的绝对年代，一般采用公元前约1300—1027年的说法，但是也有提早数十年到一百来年的可能。

根据考古发掘结果，我们知道远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小屯殷墟已是一个都市规模的城市。这里的中心区有几片夯土地基。其中较大的一座是三十年代发掘的A区4号房子，宽8米，长近30米。根据遗迹，这房子大致可以复原。小屯及其附近，还有铸铜、制陶、制玉石器、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当时手工业不仅已经和农业分工，并且已经相当发达，集中于城市内。中心区也有祭殉坑，当为房屋奠基及祭祀鬼神时的牺牲品。占卜是一种宗教活动，甲骨片刻辞后贮藏在坑穴中，有点像后世的档案处。在小屯没有发现城墙。工作站曾经有意地作了调查和试掘，仍是没有找到。只是在小屯村西约二百米的地方，发现南北向的一条殷代灰沟，已探出的部分达750米。沟宽7—21、深5—10米。发掘者推测它可能是王室周围的防御设施。这还有待于继续探测。如果这个推测将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这条灰沟向南伸延后转而东行直达洹水，那末，小屯就不需要筑城垣了。它的北边和东边已有天然的洹水河道作为防御之用。

最引人注意的是离小屯约2公里半的西北岗帝王陵墓的墓地。西北岗在洹水北岸的武官村的西北。当时我们的发掘团住在侯家庄，所以叫它为“侯家庄西北岗”，实际上它是在侯家庄的东北。这墓地有亚字形大墓八座，其中最大的1217号墓，墓室面积330平方米，加上四个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各墓的墓中和附近埋有殉葬的人，少则数十， 多的可达一、二百人。殷墟西区近年来发现了一千多座小墓，一般长度只2—4、宽0.8—1.2、深2—3米。它们的规模比起大墓来，相差很大。随葬物丰俭则相差更大。这些都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阶级和等级的分化程度，和当时的埋葬的习俗。

商殷时代的文字制度

一个文明的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有了文字制度。商文明的遗物中， 在陶器、玉石、甲骨的上面，都曾发现过文字。尤其是刻字甲骨出土最多， 已发现的当达十六万片以上。1971年我们在小屯西地发现一堆完整的卜骨，其中有字的十六片，无字的五片；1973年在小屯南地又发现有字的大小碎片达四千八百余片。商代的文字制度，是用汉代所谓“六书”的方法， 以记录语言。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实际上是指象形、象意（包括象事）和象声，而以象形为基本。象形的字，如画一圆圈以代表太阳，画一个半圆以代表月亮，比较容易明白。象意的字，或用两个或更多的象形字合为一字使人领会意思，像许慎所说的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会意），或用几个不成字的点划以表示意思，如许慎所举的上、下二字（指事）。象声的字是用同音的象形字以代表无法象形或象意的抽象概念或“虚字”（假借），或于同音的象形字之外，又加一表示含义的象形字（后世称为“部首”），合成一字（形声）。这样使用不同的部首，便可使同音而异义的字区别开来，不致混淆。至于“转注”到底指什么，二千年来各种说法纷纭，我们暂时可以不必去管它。我是学过埃及象形文字的。古代埃及人的文字制度也不外于象形、象意、象声而已。它也是以象形为基本，以形声字为最多。古埃及语是多音节语言，所以每字长短不一，不像单音节的汉语，所用以记音的文字是方块字。这和拼音文字完全依靠象声这一方法，很是不同。汉字到今天虽然字体有了变化，字形已改变得不再像原来的物形了。但是它基本上还是沿用商代文字制度。所以甲骨文字只要能改用楷书字体来写，其中大多数仍是可以认识的。不过，甲骨文仍保留一些原始性，例如同一个象形字，写法可以稍有不同。同一形声的字， 可以用意义相近的不同的边旁。假借的字较多，只有一部分加上边旁成为形声字。这些不统一的现象是象形文字演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是商代文字已经成熟到足以记录语言，不能再当做只是一些符号而已。甲骨文已能记录史事，包括帝王及臣僚的名字，战争、祭祀和狩猎等的事迹，史事发生的月日和地点。这表示小屯殷墟文化已进入历史时期，不仅只是有了文字而已。为了创造文字制度，象声方法的采用是一个突破点，否则所写的仍是符号和图画，不是文字。试想如果我们只用象形和象意（包括象事）的方法， 那末，不仅是“之、乎、者、也”等虚字无法表示，便是那些在理论上有可能用象形或象意的方法表达的，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例如甲骨文以一划表示一，一直到用四划表示四；但是十千为万的“万”字，我想谁也不肯写上一万道的笔划来表示它的。这便需要用同音的字来表达。

已经发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有人以为青铜器是文明的各种重要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正确。古今中外许多已掌握冶炼青铜甚至于炼铁技术的民族，仍是“野蛮”民族，不算是“文明”民族。但是我们可以说，最能代表商文明的高度水平是它的发达了的冶铸青铜的技术。商代青铜器包括礼器（举行仪礼时用的酒器、食器等容器）、乐器（铎、铃）、武器和工具、车马器。其中形状奇伟、花纹瑰丽的礼器，一般认为是上古文明世界中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从前有人以为这一类的青铜器只能使用失蜡法才可铸成。失蜡法是用一种易于塑刻又易于熔化的蜂蜡一类的材料做成模子，刻上花纹，然后涂抹上几层细泥和粗泥，留出灌铜口和出气口，最后用火烧烤厚壁的泥范，使蜡熔化流出。使用时把青铜熔液灌进范内的空隙，凝固后打碎泥范，取出成品， 再加修整。近三十年来我们在安阳小屯及其附近不断地发现陶范碎片。最近几年我们又做了模拟试验，知道商代铸造青铜容器是用复合范，不用失蜡法。这和西方各文明（包括印度河文明）很早便采用失蜡法，似乎代表不同的传统。中国最早使用失蜡法的实物是属于春秋时代，例如近年发现的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铜禁（放置酒器的小方桌）和随县曾侯乙墓的尊和盘。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四百多件铜容器，其中许多是器形整齐、花纹清晰的佳品。有的器形奇伟，如鸮尊，有的还是前所未见的，如三联甗和偶方彝。至于那两件通高达80余厘米、重达百余公斤的方鼎则以凝重庄严见胜。在湖北崇阳，还发现一件商代铜鼓。治铸青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采用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首先青铜的原料铜和锡不像石器时代那些制造石器的石料， 并不是到处都有，可以就地取材。其次，铜和锡都是矿物，其中自然铜的产地很稀少， 一般铜矿和锡矿都要经过提炼才能提出金属的铜和锡。这不像石料那样可以利用天然物如砾石、页岩、板岩等，不必经过化学方法来提炼。金属提炼出来后，还需要翻铸，才能铸造出可用的青铜器来。这些是意味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术的熟练工匠，又要一定的贸易活动和保证交通路线的畅通，才能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这又需要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包括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金属冶炼方面，又有一个商代用铁的问题。最近十多年来，在河北省藁城和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都曾发现过铁刃铜柄钺一件。年代可能比安阳殷墟文化第一期早，或可早到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但是经过分析，这两件都是由陨铁锻造而成，所以并不能作为殷代已能冶炼铁的证据。现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用冶炼的铁制成的器物，是在春秋晚期（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

殷墟文化独有的特点

除了上述三个文明的普遍性特点以外，殷墟文化还有它的一些自己独有特点。但是这些不能作为一般文明的必须具备的标志。殷代玉石的雕刻， 尤其是玉器，便是这种特点之一。别的古代文明中，除了中美洲文明之外， 都没有玉器，但是它们仍够得上称为文明。妇好墓中出土玉石器七百五十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是玉器。这是迄今发掘出来的数量最大的一批玉器， 而且品种众多，雕刻也很精美，有许多实在超过了从前的传世品和发掘品。它们在制作技术上，已有熟练的操作水平，而造型和花纹方面，许多都是头等的美术品。这些花纹和殷墟铜器的花纹，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是殷墟艺术的重要的表现。殷墟又出土了许多骨雕和象牙雕刻，它们的花纹也是和殷墟铜器上的相类似。妇好墓出上的一对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便是这一类中的特出的精品，是前所未见的。

使用马驾的车子，是殷墟文明的另一个特点。但是这也不能算是一切文明都必具的标志。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中，在欧洲人于十五世纪末侵入新大陆以前，始终没有马匹，也没有车子，当然没有驾马的车子。埃及的马车是希克索人于公元前十七世纪左右由亚洲人侵时引进的。这时离开尼罗河文明的开始已是一千多年了。三十年代在安阳曾发现过几座殷墟文化时期的车马坑。1947年安阳发掘的老将石璋如先生说：“（车子的）木质均已腐朽，仅余不相连续的铜饰。各种装饰的部位，也非绝对正确。所以精确的结构如何仍难复原。”1935年我在安阳工作时也曾亲手发掘过一座车马坑，颇有同感。但是1950年在辉县琉璃阁发掘到战国时代的一座大型车马坑。我亲自动手和熟练发掘工人一起探索，终于搞清楚了车子的木质结构，复原了车子的原状。后来在安阳又发掘过八、九座车马坑。发掘是采用辉县车马坑的发掘方法，大多数都可以大致复原。

殷墟文明的另一特点是制陶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灰陶占绝对优势（占所采集的陶片的90%）。它替代红、褐、黑陶而成为主要陶系。这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刻纹白陶的出现和原始瓷（proto-porcelain即加釉硬陶） 的烧造。最后一项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然后传到安阳来而成为小屯陶器群的一个组成部分。浅灰色的细泥灰陶，颜色均匀，表示陶工控制陶窑中还原气氛的技术更加完善。原始瓷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总之，现下我们可以确定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驾马的车子、刻纹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中国文明各时代都有变化，每时代各具有一定的特点，但仍维持中国文明的共同的特点。

解放以前，有人认为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有人推测在这以前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更古的、更原始的阶段；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这只好作为一种推测而已。解放后三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可以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第一步是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

郑州二里岗文化

郑州二里岗遗址是1951年发现的。当时我们考古所的河南省调查发掘团到了郑州。当地一位对历史和考古有兴趣的小学教师韩维周，在二里岗一带采集了一些陶片、石器和卜骨。他把它当做新石器时代遗址。他把采集到的标本给我们看，并且引我们去观察一些已露出的文化层。我们认为这不是新石器时代的。它的遗物近于安阳殷墟的，很可注意。1952年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便拿这个遗址作为实习地点，证实了二里岗文化的重要性。它是早于安阳小屯的商殷文化。后来河南省考古队的同志为了配合基建， 在这里做了多年的考古工作，现已基本上搞清楚二里岗文化的大致面貌。

二里岗文化的时代，根据层位关系，可以确定为早于小屯殷墟文化。至于绝对年代，根据几个碳十四测定年代，是约公元前1500—1600年（年轮校正过），误差约为150年。这便是说，它的年代有68%的可能是在公元前1350—1750年的范围以内。相对年代要较小屯殷墟文化为早。它的分布地区，以郑州二里岗为中心，根据已知道的材料，北达河北藁城，南抵湖北黄陂，西到陕西华县，东至山东益都，近年来都发现过二里岗文化的遗迹。

我们就上述的文明的三个主要标志而言，二里岗文化都已具备了。它在郑州的商城，有夯土城垣。城的周长近7公里，城内外遗址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城内东北部发现有大片夯土台基，当为宫殿遗迹。城外近郊有几处手工业作坊遗址，包括铸铜、制骨、烧陶等手工业。黄陂盘龙城也有夯土城墙，周长虽只1.1公里，但城内也有保存较好的宫殿遗址。其次，二里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这里曾发现过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只有一字。其余一件有十个字，似为练习刻字而刻的，是在翻动的地面上找到的。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有划刻记号的，但是那不是文字，只是符号。古今有文字制度的各民族常有在器物（包括陶器）上面用符号为记。当然他们也可以在陶器上刻划文字。但是我们就《郑州二里岗》这本报告中所发表的资料而言，这批陶片上刻划的似乎都是符号，不是文字。再其次，关于铸造青铜器，二里岗文化已有单范或双合范的武器和工具，还有复合范的容器，其中有郑州杜岭街出土的两件大型方鼎。除了上述三点以外，器物方面，它的陶器自成一组， 但是可以与小屯殷墟的排入一个系列。青铜器也是这样。花纹方面，铜器、陶器和玉器上的花纹，显然是商代艺术的风格，但较为简单。占卜等宗教活动也带有中国特点。所以二里岗文化够得上称为文明， 并且是属于中国文明中的商文明。

偃师二里头文化

我们还可以从二里岗文化向上追溯到偃师二里头文化。二里头这遗址在河南偃师县西南9公里。这是1957年发现的。1959年夏天我们考古研究所徐旭生老先生，作河南省西部“夏代废墟”的调查时，到这里进行考察，指出这里可能是商汤的都城西亳。这年秋季起，考古所派遣发掘队前往工作。这二十多年做了十几次的发掘，到现在仍未停，不过现下正将一部分力量放在编写正式报告上。这项工作，在考古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二里头文化现已可确定比郑州二里岗文化更早。根据层位关系，我们已搞清楚：它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而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它的绝对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其范围约相当于公元前1500—1900年。它可分早（1—2期）、晚（3—4期）两期。它的分布范围，据已知的材料，集中于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西南部。它西达陕西华县，北达山西襄汾地区，但是南面和东面似乎都没有超越今日的河南省境。

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第一，在二里头遗址本身，便发现过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殿遗迹。已发掘出来的一座，它的台基近正方形，每边各约百米，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左右。宫殿的基座，略高出于台基，呈长方形，东西长36、南北宽25米。建筑物的规模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周有挑檐柱。屋顶可能是四坡出檐式。宫殿区以外，还有制陶、铸铜等手工业作坊。第二，它似乎已有文字制度。发掘物中有刻划记号的陶片，都属于晚期。记号已发现的共有二十四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但是都是单个孤立，用意不清楚。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第三，冶铸青铜器，这里不仅有工具和武器，并且也有爵杯这种小件容器。此外，陶器具有一套有一定特色的陶器群。其中如觚、爵、盉等专用酒器也在墓中开始普遍出现。玉器中有的器形和花纹，已是殷墟玉器的祖型。总之，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最近发现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小件青铜器，如小刀和锥，如果被证实，也只能说它是青铜冶炼的开始，与二里头青铜容器的铸造水平是不能比较的。

至于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和商朝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但是夏朝是属于传说中的一个比商朝为早的朝代。这是属于历史（狭义）的范畴。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我们知道，中国姓夏的人相传都是夏朝皇族的子孙。我虽然姓夏，也很关心夏文化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文明的起源和新石器文化

有人以为“文明”这一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不管怎样，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现今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一名辞来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经过了这个“革命”，人类不再像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的人那样，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靠天吃饭。这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一次大跃进，而为后来的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三十多年新发现而已发表的，大约有七千余处，经正式发掘的也在百处以上。这些遗址，散布在全国。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使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有了确切年代序列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最引人注意的是七十年代后半所发现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即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5700年（校正过，以下同）。当时人民的主要农作物是粟类，已知驯养猪、狗，住宅是半地穴式，屋旁还有储粮的窖穴。陶器较为原始，都是手制的，陶质粗糙，火候不高。石器有带齿石镰、磨盘和磨棒。这种文化还有它的渊源。如能找到更早的新石器文化，或可解决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起源问题。

五十年代发现和发掘的半坡遗址，现今成为仰韶文化早期的代表。现已建立现场博物馆。它以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但是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座当时村落遗址来研究，想搞清楚他们的住宅的结构和布局、手工业、墓葬制度和墓地的位置、生产工具和经济生活、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半坡文化年代是约公元前5000—4500年。彩陶的美术图案，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彩陶在中原地区后来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便衰退了。但是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反而更为发展了。那里的马家窑文化和半山马厂文化，都有图案华丽的彩陶。年代则前者为约公元前3000年，后者为公元前2500—2000年。1974至1980年，我们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发掘一千七百余座以半山马厂文化为主的墓葬，随葬陶器达一万余件，其中彩陶壶、罐便有七、八千件。现以564号墓为例，出土陶器便达九十一件之多，彩陶占八十一件，其中有七十三件为彩陶壶。

长江流域最近有许多重要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它的年代与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同时，或许开始稍早。当时这一带气候比较温暖潮湿，居住点的周围环境是分布有大小湖沼的草原灌木地带。河姆渡文化的房子是木结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主要粮食（水稻）的最早的实物标本，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家畜有狗、猪，可能还有水牛。石器有斧和锛。还发现有木质和角质的柄以及骨耜等。因为这里的文化层已在潜水面以下，所以像日本弥生时代的登吕遗址一样，有许多木器如船桨、耜、碗、筒等保存下来。陶器制作比较原始，都是手制的。胎壁粗厚，造型不整齐。表面多平素，但是也有刻划花纹的。从前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2250年）是我们所知道的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并且认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后的较晚的一个变种。实则这里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个文化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此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仰韶到河南龙山文化的过渡期的存在，纠正了前人以为二者曾同时存在、东西对立的看法。

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从前我们只知道有龙山文化，以光亮的黑陶著名。解放后于1959年发现了大汶口墓地，以另具一种风格的彩陶而著名。这种大汶口文化后来被证明较龙山文化为早，而分布范围大致相同。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们又发掘滕县北辛庄和平度县东岳石。前者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碳十四年代约公元前5300—4300年。后者却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空隙，现称为岳石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1500年。岳石文化中已出现青铜小件器物，陶器上印压有云雷纹和变体夔纹。这样看起来，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演化的序列，与中原地区的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不相同。黄河中下游是有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圈，不过与仰韶文化相对的是大汶口文化，而不是山东龙山文化。

中国文明是否系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上面所说的以外，在其他地区还有别的新石器文化，例如湖北省的屈家岭文化等，今天不谈了。关于各个文化中类型划分、早晚分期以及各个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等问题，今天也不谈了。我只谈那些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这主要是上述三个地区中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就其文化内容和所在地点而言，显然是从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过来的。但可能又吸收了其他地区一些文化中某些元素，例如山东晚期龙山文化（陶器某些类型、铜器），晚期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可能还有铜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等玉器），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陶器上符号，铜器）等。我以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国外的。但是根据上面所讲的，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当然，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许多地方仍不清楚，有待于进一层的探讨。

来源：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