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撕裂：玄机与悬疑之下的危在旦夕 曼陀罗

族群撕裂关乎国家与民族危亡。

严格来讲，族群撕裂是人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现象，只要有族群的存在，难免内部会你争我斗，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顺乎人恶的一面本性，谁都想争为人上人，获取最大的利益。

所以，人类社会在经过原始社会的胳膊粗，力气大、丛林社会的骁勇，谋略一比高低之后，猛醒到这些统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勾当，血腥味儿太浓，杀戮的成本太高。最终，知觉者匍匐在英国大宪章这面大旗之下，找到了共识，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秩序，达成社会有条件的共识，从而让社会的话语权、执行力达到最大的公约数，让公民们比较顺气地在社会里能够品赏鲜花和音乐，品味美食和美酒，愉悦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当然，也有不畅快者不甘心憋屈，仍会以撕裂的方式抗议，他们集会、游行甚至采取暴力手段焚烧商场，袭击警察。这样的场景，在民主成型的国家堪称是小菜一碟，平和的诉求随你随便呐喊，举标语、飙旗帜都是合法的正当权利，但暴力过度就两说了，自有法律的狼牙大棒收鞧，该拘的拘，该判的判。所以，尽管族群撕裂抑或社会撕裂是民主国家的常态，但社会大体是平稳和谐的。

2021年1月6日，米帝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发动的冲击国会山暴乱就是典型的一例。那一天暴乱场面大多数国人都看过，惊心动魄，鼓角相闻，但是，冲击国会山仍未能阻止国会对选举结果的认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获得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当选总统。

族群撕裂虽然也是和国家共生，但不同国度的撕裂因认识程度也有所不同，有些不值得撕裂的问题，一旦引起撕裂，就应该从政治思想、文化传承，包括智商情商上考量了。

近日，网上流行一个帖子，虽然是一个亲朋之间的春节聚会，反映的虽然是家族和朋友间的矛盾，但在我看来却是族群撕裂的缩影。

兹录入如下：

过年亲友聚会，从大年初二至初七，共聚了六场，其中有三场弄得不欢而散，还导致我果断退了四个群，拉黑了五个人！现将这三场不欢而散的聚餐分述如后：

第一场聚会（大年初二亲友聚会）：不知怎么聊到俄乌冲突，我的三位连襟中有两位都在强烈谴责乌克兰，另一位大骂俄罗斯，我没吭声，争着争着，大骂泽连斯基的大连襟恼羞成怒，竟然将桌子都掀翻了！第二场聚会（初四的同学聚会）：菜还没有端上来，就民营企业家是否存在“垄断”的这个问题上，十二个同学不知不觉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拆分驱赶马云、刘强东，一派主张保护这些企业家，也搞得不欢而散；第三场聚会（初六的战友聚会）：饭吃到一半，就有几个战友借着酒劲打起来了，起因是关于疫情，一方认为前段时期严控是正确的，另一方认为早就该放开了，争着争着就打起来了！瞧这年过的，真闹心！

这几条撕裂的问题显得挺高大上，原因是撕裂的一部分人还真的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出于一种家国情怀。他们放弃小我为大我，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意识，时时刻刻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大有气贯长虹的意思。这里，还需补充一下，那就是台湾是武统还是文统，还没有列入争论的话题，一旦介入，这个话题最能撩人的神经，也最能煽动人的情绪，争论双方最容易兵戎相见，往往是台湾那边无战事，这边就先“武统”了。

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有关实践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在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割裂的“文革”后达到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空前共识、空前统一的。彼时，由于“文革”政治上的杀伤力、经济上的破坏力、人际关系的隔阂力、道德上反噬力……不论是从历史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心理学，统统称得上令人发指的旷世劫难。正因为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享受过相对的同仇敌忾，人们对族群撕裂充满恐惧，对和谐充满依恋。

前面说过，族群撕裂是人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现象，和谐的共识与共生光景要靠全社会最大的公约数来保障。没有一边倒的大多数群体提纲挈领，那可就要坏菜，一旦持不同观念，不同观点的群体势均力敌，社会就可能就要乱，至于乱到什么程度，收拾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根据国情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本事来决定了。

从那位发帖人的帖子内容来看，情况有点不妙，也就是说持不同政见者是旗鼓相当，撕裂程度大抵来说是很严重的，也看出了发帖人的无奈、沮丧和悲愤。

细细地捋一下，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族群的撕裂似乎还真的没有消停过，关系到走什么道路重大问题的，先后有高校的学运风波、后有社会主义姓公还是姓私等全民性争论，目前凸显的是怀念伟人、要求重新评价“文革”为数众多、慷慨激越的呼声。相比之下，像保险双轨、天价房市、就医囊空、上学付费、国企下岗、盖楼征地……这些民生之本，远不如重新评价“文革”来的强烈，就像转贴中的讨论焦点，尽是俄乌冲突、清零躺平等老百姓说了不算的事儿。至于马云、刘强东是否“垄断”，虽然沾了点边，也由不得底层人指手画脚。大国向来有顶层设计高屋建瓴的传统，一般地说，这个闲心犯不上草民操啊！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族群撕裂虽然与人类共生，但不同国度有不同的方法调剂它、分解它、消弭它。大国从1949年以后，就有始于1947年止于1952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开始的“镇反”，1951年开始的“三反”，1952年开始的“五反”，1954年开始的“公私合营”，1955年开始的“肃反”，1957年开始的“反右”，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1963年开始的“四清”；“文革”中较大的运动有“夺权风暴”“三支两军”“三忠于四无限”“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有学者做过统计，历次运动加起来竟有56次之多。

顺着这条历史脉络，始于1942年至1945年结束的延安整风以及期间康生提出的“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使整个边区，开始了“全线进攻”和“日夜抢救”，到处召开“规劝会”“坦白会”，把边区搞得乌烟瘴气，特务多如牛毛。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等等破土而出，使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惧万分。“抢救”，把15000人打成特务、奸细。其中，在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极端民主化”的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被悄然建构起来。“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斩断了世俗伦常的亲情和友情，“党性”与“人性”似乎变得水火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结果，革命队伍中固然涌现出一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那样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时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也不断发展蔓延。

一个思想，就像模具造人一样，千人一面，万人同声，往往弱冠之年懵懂，而立之年不立，不惑之年呆滞，知命之年迷离，花甲之年乖张，古稀之年狂戾，耄耋之年僵化。年龄小些的没有人生擘画疲于奔命，年龄大些的沉浸在阶级斗争里不能自拔。随便做个民调，大多数的国人都像印度人相信喝神牛尿会防治新冠感染一样，相信“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好，美国经济日渐衰败”；大多数国人都相信“中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英国大宪章人权思想的产生，是英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果。《大宪章》反对王权、争取人权，它不仅仅是一个契约，它本身就是合法维权行动的标志。从族群撕裂的角度来看，《大宪章》签署的国王的权力并非至高无上，就为族群撕裂找到了一个可以公开抗衡的办法，最后通过立宪制度，以社会最大的公约数达到大多数人支撑的社会广厦，从而在法律的限制之下平衡社会。一句话，行使权力，王在法下，国王的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这些，也为半个世纪后平民代表进入议会奠定了基础，更为近代公民意识和公民法权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当下，一部分愚昧与无知的族群为压制另一部分清醒与理性的族群，为另一个心态分裂、人格虚伪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族群创造了历史机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现代社会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悲剧。

聪明的人在关注生物战，

愚蠢的人在担心核大战。

“两战”之间，从思维上便注定了最终你会死于生物战，还是死于核大战。

癸卯年甲寅月于虚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