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天津解放第3天，一位中年男子来到军管会：我手里有国宝

1949年1月18日一早，天津市承德道上的军管会办公大楼里，已经是人头攒动，忙碌得不可开交。

这里会这样忙碌，原因可以想见——天津解放才刚刚3天，需要接手的事情自然是千头万绪。

何况，“九河下梢”的天津卫，向来就是龙蛇混杂之地，要将这座城市平安接手过来，谈何容易？

天津解放

就在军管会办公人员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时候，一位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来到了军管会办公大楼，自称有重要事情，需要见这里的主要领导。

接待人员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客客气气地说道：“我们主任很忙，您有什么事？我们会转达的。”

没想到，男子的下一句话，差点把接待人员惊了个跟头：“我叫胡仲文，我手里有国宝。”

胡仲文先生

没过一会儿，胡仲文就被带进了军管会主任黄克诚的办公室。

黄克诚透过厚厚的眼镜片，仔细地打量了胡仲文一会儿，微笑着说道：“胡先生，你说你手里有国宝，请问是什么东西呢？”

胡仲文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份清单，恭恭敬敬地递给了黄克诚，有些激动地说道：“明细都在这里，把它们交给你们，我的担子就放下了！”

黄克诚看了一眼清单，脸上的表情慢慢严肃了起来——在这份长长清单的第一行，赫然写着“乾隆御制黄金编钟十六个”！

黄克诚深吸了一口气，起身给胡仲文倒了一杯水，说道：“胡先生，这些国宝是怎样到你手里的？能详细说说吗？”

胡仲文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慢慢讲起了这段传奇故事——

“挖墙脚”的皇亲国戚

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临朝称制的隆裕皇太后满脸悲戚，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盖下了大印。

从这一刻起，维系了276年的大清王朝，就这样静静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帝退位诏书

作为宣统退位的条件之一，民国政府原本应当每年支付给前清皇室400万元，也就是所谓的“优待费”。

然而，北洋军阀当政期间，最重要的支出是军费，根本不可能有充足的经费来供养这些皇亲国戚。

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在位期间，看在昔日“老主子”的面子上，还时不时地拨款接济皇室，虽然钱数不多，至少还能让他们勉强维持所谓的“体面”。

等到直系军阀上位时，可就没这么客气了——1922年，吴佩孚就曾经向黎元洪提到，清朝皇帝已经退位10年，还要求政府优待，实在太不像话，不如全部取消。

吴佩孚

听到风声的前清皇室，简直都快哭了：之前欠的优待费还没结清，你们就想撂挑子，太没契约精神了吧？

虽然不服气，但如今枪杆子在对方手里握着，清朝皇室也只得打落牙齿和血吞，开始另谋“钱途”了。

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节——没有谋生手段的八旗子弟，到了民国时期，往往只能靠变卖祖宗留下的家产度日，哪怕被叫做“败家子”，也顾不得了。

而要论起祖产，自然谁也没有溥仪丰厚：故宫里几百年来积攒的无数珍宝，随便拿出一件，都能卖出好价钱。

于是，这些皇亲国戚，就把心思动到了这些堆积如山的珍宝上。

影视剧中的落魄八旗子弟

1924年，在溥仪的岳父荣源的引荐下，前清皇室与北京盐业银行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

双方商定，前清皇室以16个黄金编钟和一批贵重文物为抵押，从盐业银行借款80万元，月息一厘，一年为期。到期如果还不上，这16个金编钟，就归盐业银行所有了。

这笔生意在明眼人看来，前清皇室算是吃了血亏——这套黄金编钟，铸造于乾隆五十五年，是为了庆祝乾隆80大寿而特别制造的。

当时，为了铸造这套编钟，工部、户部、内务府三大部门下了血本：先是由宫廷画师反复设计，又征集大量能工巧匠，费了极大的心思，才造出了这套富丽堂皇的黄金编钟。

根据史料记载，这套黄金编钟不仅做工极为繁复精致，用料更是毫不吝惜——编钟总重量达到了13000多两，其中最小的一个，也有630多两，绝对堪称国之重宝。

1900年，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有1个编钟曾经被人抢走。后来，清朝专门花了10万两白银，才从侵略者手中把它赎了回来。

单单1个编钟就值10万两白银，如今这一套编钟加若干文物，才抵了80万元。如果不知其中原委，大概会觉得前清皇室的智商集体掉线了吧。

黄金编钟

要搞清楚前清皇室为什么甘愿吃这个大亏，就不得不说说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了。

在民国初期的金融行业中，岳乾斋称得上一位传奇人物：他本是河南汤阴县人氏，也算是岳飞的后人，从他曾祖父那一代起，才到了北京定居。

定居北京之初，岳家虽然不算大富，至少也算得上小康。然而，到了1860年，随着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岳家为了避祸，举家迁到了通州居住，等到岳乾斋出生时，家里已经是捉襟见肘、日趋贫困了。

在这种情况下，岳乾斋自然很难安心读书。于是，在15岁时，岳乾斋就被父亲送进了北京城里的元成钱铺，当了一名小学徒。

大栅栏曾经钱铺、银号林立，是清末民初的北京金融一条街

在元成钱铺里，岳乾斋很快就显露出了他的经济天分。

他不仅眼皮活、嘴巴甜，对数字又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没过几年，就成了钱铺老掌柜的心腹。

1883年，曾经当过清朝工部侍郎的张燕谋，在天津开了一家金铺，重金将元成钱铺的老掌柜挖到了天津。而时年20岁的岳乾斋，也跟着老掌柜去了天津，当上了新金铺的二掌柜，专门负责联络主顾的工作。

在这个岗位上，岳乾斋更是把他长袖善舞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了许多权贵的座上宾，这些人脉关系，也成为岳乾斋之后出任北京盐业银行经理的强劲助力。

在岳乾斋结交的这些权贵中，就有溥仪未来的岳父荣源。

根据史料记载，在天津任职期间，岳乾斋不仅和荣源私交甚深，还一起开办了一家地产公司，挣下了4000多间房屋、数家影剧院的庞大产业。

有这层关系在，荣源力荐岳乾斋的银行接手这笔借款买卖，又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将编钟抵押给岳乾斋，其用意就非常清楚了——抵给谁都是抵，何必让肥水流到外人田里？

清朝末代国丈：郭布罗.荣源

不仅如此，在这笔借款合同签订仅仅两个多月后，在荣源的撺掇下，前清皇室又和岳乾斋搞出了一个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皇室付出一批估价405836万元的文物，其中40万元，冲抵前次借款的一半，其余5836元，则划到皇室的账目上。

2、之前抵押的16座金编钟和其他文物，则作为余下40万元借款的抵押物，继续存放在盐业银行。

看看，原本抵80万就已经亏本了，如今又添上许多，这些国宝的估值倒成了40万。

由此可见，荣源挖起女婿的墙角来，可谓不遗余力。

国宝蒙难

不得不说，岳乾斋虽然在金融行业上天赋出众，但在文化水平和民族气节上，岳乾斋连他先祖的一根小手指都比不上。

在他看来，前清皇室付给他的这些金玉古董，远不如白花花的银元来得可爱。

因此，当1925年借款到期，前清皇室又无力偿还时，岳乾斋当即就决定，要将这些文物尽快变卖出去。

然而，还没等到岳乾斋动手，这笔巨大的财富，就引来了更多的“苍蝇”——

首先发难的，就是时任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

吴鼎昌

在民国时期的银行里，做假账来避免监管，是一条不成文的“行规”。

岳乾斋在与前清皇室做生意时，也用了这一招：交易中涉及的抵押品，他都没有登记在账目上。

而只要岳乾斋及时将文物出手，补上这80万借款的窟窿，剩下的所有收益，也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岳乾斋的招数，自然瞒不过精于此道的吴鼎昌。

身为盐业银行总经理、又是蒋介石智囊之一的吴鼎昌，动用了大量关系，处处压制岳乾斋，想要逼着他将账目交出来，让岳乾斋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思来想去，岳乾斋终于作出了抉择：与其交出去之后自己什么也拿不到，还不如拉吴鼎昌一起下水，有好大家分嘛！

《潜伏》中的谢若林，一语道破国民政府官员的脾性

吴鼎昌逼岳乾斋交账，原本就目的不纯，见岳乾斋如此“上道”，自然是一拍即合。

也就从此刻起，这些国宝的劫难便开始了。

根据史料记载，吴鼎昌和岳乾斋首先将这批抵押品中最精美的玉器、瓷器等文物，用极为低廉的价格瓜分一空。其中岳乾斋收买的一批清代精品官窑瓷器，作价居然只有可怜的3万大洋。

如果说这两人只是收藏赏玩文物倒还罢了，但最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然将许多极为宝贵的清代金册直接卖给了金铺！

要知道这些金册，都是清朝历代皇帝，在赐封宗亲、后妃等重要人物时专门制作的，上面錾刻了赐封诏书，所以才有“册立”、“册封”的说法。

这些金册不仅做工极为精美，而且是清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文物和档案价值。

然而，这些珍贵的文物，却在金铺里被无情拆毁，直接熔化成了冷冰冰的金条。

乾隆年间的金册

有了吴鼎昌和岳乾斋的榜样，其他牵涉其中的人，自然是有样学样——

1927年，盐业银行总管理处副科长李肃然和稽核员吴延青，要去美国办理业务，岳乾斋趁此机会，将14件瓷器交给李肃然，要他在美国找个大买主。

根据当时留下的出库记录，这14件瓷器中，有8件豇豆红瓶、1对冬青釉大瓶、4件宝石蓝笔洗，都是清代官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仅仅1对冬青釉大瓶，当时就能卖到20万大洋。

故宫馆藏冬青釉葫芦瓶 堪称美轮美奂

根据岳乾斋的如意算盘，这14件瓷器，拿到美国至少能卖到100万美元。

这样一来，不仅账目完全做平，剩下的利润也足够他风光一世了。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李肃然却带回了一个坏消息：美国人不识货，给的价格太低，这些瓷器一件也没卖掉！

岳乾斋虽然有些失望，但却也不太担心——好货不愁卖，最多再找买主就是了。

但当岳乾斋问李肃然要瓷器时，李肃然却说道：“这一路奔波，瓷器万一有了损坏，岂不坏事？回来之前，吴延青已经将它们都存在了花旗银行的保险箱里，绝对万无一失！”

说完，李肃然掏出一张单据，说道：“这是银行的寄存凭证，您可千万收好！”

岳乾斋虽然压根不懂英文，但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母，还有花旗银行的标志和签章，也就放下心来了。

清末民初 美国花旗银行已经在中国开办支行

然而，几年之后，当岳乾斋到花旗银行要求提出这些瓷器时，花旗银行却告诉他，这张单子只是保险费的收据，压根不是什么寄存凭证！

气急败坏的岳乾斋赶忙找到李肃然，李肃然却一口咬定，吴延青给他的就是这张，如果有问题，真的一定在吴延青手里。

可此时，吴延青已经在上海去世，这件事也就变成了死无对证的无头案。

不管真相如何，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14件文物就此石沉大海、杳无踪迹了。

这些相对常见的文物，都引来了这么多觊觎的目光。作为无价之宝的黄金编钟，自然更是树大招风。

自打黄金编钟落入吴、岳二人之手后，许多高官显贵都曾向他们索要过这件国宝，其中不乏张作霖、阎锡山这样的一方诸侯。

由于这件国宝太过招眼，两人害怕引起众怒，最终都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搪塞了过去。

但不久之后，黄金编钟的真正危机就来临了。

拼死护宝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全境沦陷。几个月后，溥仪又秘密潜逃到东北，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持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溥仪“登基”的消息传来，嗅觉灵敏的岳乾斋和吴鼎昌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好——黄金编钟的事情，日军也一定知道了！

为了尽快把这个烫手山芋甩出去，两人秘密商定，将黄金编钟转移到天津，由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负责保管。

吴、岳二人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死道友不死贫道，就算日军抢走了编钟，这口大锅，就请你陈经理背着吧！

陈亦侯先生

吴鼎昌、岳乾斋“移祸江东”，陈亦侯自然心中有数。但出于保护国宝的道义之心，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巨大的包袱。

不过，陈亦侯不是单纯热血的莽汉，他之所以敢接下这个任务，还由于他拥有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一，天津盐业银行位于法租界内，日军的手再长，一时半会也伸不进来；

第二，在天津盐业银行办公大楼的地下，有一个庞大的地下库房。库房里道路九曲连环，如同迷宫一般，还增建了暗室和夹墙，用来收藏编钟再合适不过。

于是，在1932年，这套黄金编钟与其他尚未变卖的文物一起，装进了16个大木箱中，秘密转运到了天津盐业银行，存放进了地下库房的夹墙中。

天津盐业银行旧址

在这个昏暗的库房中，这些国宝沉睡了整整五年。

1937年7月30日，日军的铁蹄终于踏进了天津，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都成为了暗无天日的修罗场。

虽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在法租界动手，但日军染指这批国宝的狼子野心，已经一刻也按捺不住了——

天津沦陷几天之后，日本领事馆的特务便理直气壮的找上门来，声称受伪满洲国政府委托，前来要回黄金编钟。

这人声称，只要退还黄金编钟，当年前清皇室欠盐业银行的账目，由日本政府连本带利奉还，甚至还可以给陈亦侯一笔数目不菲的中间费用。

日本特务满心以为，以如此丰厚的条件，一定能打动陈亦侯。

可没想到，听完日本特务的话后，陈亦侯只是硬邦邦地扔下一句：“我从未见过什么金钟！”便端茶送客了。

一进门就碰上硬钉子，日本人哪里咽的下这口气？

没过多久，日军便通过对法租界施加压力，派兵来到盐业银行，蛮横地要求对地下库房进行检查。

陈亦侯对自己的保卫措施非常有自信，一挥手，便让人带着日军下到库房去了。

日军占领天津

果然不出陈亦侯所料，日军在地下库房折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出来，只得收兵回营了。

等到日军走后，陈亦侯突然感到有些不放心，他叫来为日军领路的职员，询问道：“这些日本人除了搜查，还干了些什么？”

职员回答道：“倒也没干什么，只是其中有几个人拿着软尺，量了量咱们地下库房的尺寸，可能是要往咱们这儿存东西吧？”

在陈亦侯听来，这句话不啻于晴天霹雳：以日军收集情报的能耐，有可能找到办公大楼的原始设计图，只要与现有尺寸一对比，暗室和夹墙马上就会曝光！

感觉到危险步步逼近的陈亦侯，马上通过秘密渠道给已经逃到大后方的吴鼎昌发电，询问应当如何处置黄金编钟。

没过多久，吴鼎昌的回电就到了，整份电文只有一个字：“毁！”

看到这份电文，陈亦侯气的双手直抖，狠狠地把电文扔到了一边。

在多年之后，陈亦侯想起此事，仍然愤愤不已：“这是世界上最混账的一个电报！”

此刻的陈亦侯，已经打定了抗命的念头，就算拼了性命，也要保住这些国宝。

然而，这样的大事，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是办不成的。思来想去，陈亦侯选中了时任天津四行储蓄会副总经理的胡仲文。

胡仲文是江苏淮安人，4岁时随父母来到天津定居。

18岁时，胡仲文考入南开大学商科就读，与周恩来总理既是同乡，也是同学。

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胡仲文深受张伯苓等开明人士的影响，对侵占中国的外部势力，一直抱有坚决抵抗的态度。

特别是日军进攻天津时，炸毁了他的母校南开大学，更让胡仲文愤怒不已。

因此，当陈亦侯找到胡仲文商量此事时，他想也没想，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大学

不过，此时日军对天津盐业银行的监视还很紧密，为了不打草惊蛇，两人商定，等到日军松懈时再动手转移。

时间很快就进入了1940年，随着全面抗战进入胶着阶段，一直没有抓到陈亦侯把柄的日军，也慢慢松懈了下来。

一直在暗中观察日军的陈亦侯和胡仲文意识到，动手的机会终于到了。

1940年4月的一天深夜，一辆小轿车悄悄地从天津盐业银行的后门开出，神不知鬼不觉开进了四行储蓄会。

等在这里的胡仲文带着一名亲信工友，和陈亦侯一起，将装着黄金编钟的木箱小心翼翼地搬进了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里。

靠着这种方式，陈亦侯和胡仲文整整搬了4次，才将编钟和其他文物全部成功转移了出来。

等到国宝转移结束后，胡仲文以囤积煤炭为借口，派人买来了8吨煤炭，一股脑地堆在了门口，将地下室的大门牢牢地封了起来。

四行储蓄会旧址

办完这件大事之后，陈亦侯、胡仲文两人终于松了口气。两人约定，今后陈亦侯在明、胡仲文在暗，一定要联手保护好这批国宝。

在之后的整整9年里，这两个人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在明处的陈亦侯，无论是面对日军，还是面对胜利后前来搜刮的国民党大员，只要说到黄金编钟，永远只有一句话：“不知道！”

为此，他受过日军的讯问，也受过国民党官员的威胁恐吓，却始终没有吐露国宝的下落。

而在暗处的胡仲文，虽然没有遇到生命危险，但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不小：解放战争后期，天津物资极为短缺，连胡仲文这样的银行业高层，也不免为了吃饭取暖发愁。

但即便妻子儿女冻得瑟瑟发抖，胡仲文也从来没有动过那座关系国宝安全的煤山。

不仅如此，在金圆券发行前夕，国民政府到处搜刮民间金银，并贴出告示，只要检举私藏金银者，就可获得物品市值的70%!

以黄金编钟的价值，只要胡仲文稍有贪念，他马上就能成为巨富，即便全家移居海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胡仲文依旧牢牢地将这个秘密藏在了心里，一直等到了天津解放的这一天。

在困难的生活中，牢牢支撑着胡仲文的，正是陈亦侯对他说的那句话：“毁了这样的国宝，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

在天津时的黄克诚将军

听完了胡仲文的讲述，黄克诚将军激动地站起身来，握住胡仲文的双手，郑重地说道：“我代表党和人民感谢你们！你们是人民的功臣哪！”

这天下午，在胡仲文的带领下，解放军战士来到四行储蓄会，扒开了那座煤山。包括黄金编钟在内的2000多件国宝，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此后，这架黄金编钟一直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向全国人民展示着我们国家曾经的强盛与辉煌。

1970年，当“东方红一号”卫星冲向太空时，它所播放的“东方红”，也正是由这架黄金编钟演奏的。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时光荏苒，当我们再次回听这段动人旋律时，应当记得，在它的背后，还有这样曲折的故事与无名的英雄。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中华文明才能薪火相传、永续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