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丨岳飞、于谦、袁崇焕，一代名将总是与千古奇冤相伴而生

随着春节档电影《满江红》的热映，网络上掀起了一波“岳飞热”“满江红热”。我想起2020年11月，我去杭州旅行时，除了瞻仰过西子湖畔的岳王庙，还瞻仰过另一位民族英雄的墓地——于谦墓。

风波亭外，天日昭昭。历史是如此的相似。两宋之际，“靖康之耻”，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大明中叶，“土木之变”，蒙古瓦剌部南侵，掳走明英宗。保卫大宋的柱石岳飞被冤杀，保卫大明的柱石于谦也被冤杀。就连后世千古流传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据考证也可能不是岳飞本人所作，而是明代人在明英宗“土木之变”事件之后，托岳飞之名所作，是为了借古喻今，借“靖康之耻”之古喻“土木之变”之今，借金人掳走徽钦二帝之古喻蒙古掳走明英宗之今，借岳飞被冤杀之古喻于谦被冤杀之今。

其实，在以宋朝继承者自居、自诩为继承宋朝衣钵、“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明朝，一代名将被冤杀的悲剧又何止于谦一例？还有明末的袁崇焕，被中了清太宗皇太极反间计的崇祯皇帝冤杀。自古以来，一代名将总是与千古奇冤相伴而生。岳飞、于谦、袁崇焕……他们都没有亡于敌手，而死在自己效忠的君主的刀下。

何况宋朝还是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政治上相对最开明、最文明、最宽松的朝代。即使在宋朝，都产生了岳飞这样的旷古奇冤，那么帝制史上其他朝代的冤假错案就更加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了。那么，何以至此呢？

这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皇权体制的排他性，导致整个朝堂之上容不下B计划存在的空间，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逆淘汰机制，劣币驱逐良币，优汰劣胜，以奸胜贤。用“海边的西塞罗”公众号文章《岳飞的真正死因：不被允许的Plan B》中的一段话来说：

“南宋高宗杀主战的岳飞，与晚明崇祯杀款和的袁崇焕、杀替他款和的陈新甲，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说到底，它们都是为了“定策”而杀人。在那个体系下，一个计划一旦制定，就不允许有人再唱反调，也不允许不同的意见成为备用的Plan B。

（Plan B）是与南宋和晚明的“操作系统”不兼容的。你死我活的党争思维模式，不允许‘Plan B’的主张者们带着他们的主张继续存在。无论他是主战的岳飞、主和的袁崇焕、还是代皇上主和的陈新甲。”

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从最近的一千年来看，北宋有改革派与保守派（新党与旧党）之争，南宋有主和派与主战派之争，明代有阉党与东林党之争，大清有后党与帝党之争。正如濠哥在“郭导读经典”公众号文章《<满江红>点睛：不是开篇“怒发冲冠”，而是末句“空悲切”》中所说：

“从两宋，到元明，再到清，哪一个皇权王朝不是大悲剧呢？

南宋岳飞之死与晚明袁崇焕之死，并无多大区别。在那样的权力社会，那样的一元社会，越是有担当的人，越是有浓烈家国情怀、心系天下苍生的人，越是会背负罪责，越是能遭遇不测，甚至身败名裂，亦或身首异处。

这是皇权体系的死结。权力没有制衡，政策就没有弹性；政治没有妥协的空间，斗争就没有雅量。”

如果再把视野放得更宏观一些，这是由于中国古代两千年帝制史，没有太多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中国古代几千年无数次改朝换代，184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其实质都是一曲又一曲的“单曲循环”，无论是赵宋、蒙元、朱明、满清，历史其实只是在循环往复地重复。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有的时候甚至连汤也不换。相同的配方之下注定是相同的命运。所以，大宋出现过的悲剧，就会在大明重演；大明出现过的悲剧，也会在大清重演。从这个意义上说，岳飞、于谦、袁崇焕，他们既是冤死于昏君奸臣之手，更是封建皇权体制的牺牲品。正如邓学平律师的公众号文章《岳飞的结构性死亡——也谈<满江红>》中说：“回到史实，必须承认，岳飞并非死于某一个奸臣之手。岳飞之死是一种结构性死亡，是当时权力游戏规则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的无解悲剧。”而近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仁人志士，救国救民；一辈辈英雄好汉，前赴后继。他们的一切奋斗，其实质都是为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而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