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往事（四）：一个叫张忠谋的男人决定辞职

编者按：这是来自《中国芯片往事》的原有篇章，该文描述了张忠谋回台和创建台积电的过程。

1985年8月，张忠谋在纽约向他的家庭成员宣布：

我要去台湾了。

对于一个五十四岁、一般来说也就只剩下六年工作时间的中年男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决定。

当他的妻子知道他在严肃考虑这个决策时，以为他发了疯，非常不快，两人之间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他的独生女儿刚遭严重车祸，当然需要父亲的安慰与照顾。

震惊的妻子与脆弱的女儿，之所以都不理解张忠谋的选择，基于一个明显的对比：

在美国，他有三个选择，年薪优渥，当个大企业的老板捞一笔不成问题；在岛内，他也有三个选择，月薪二十万元台币，仅相当于在美国的十分之一。

钱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年纪，远赴千里，真的值得么？

张忠谋看出妻女的疑惑，规劝到：

你们看，大企业总裁，不都是从五十五岁做起？

三个选择

张忠谋在岛内的三个选择，来自当时“行政院长”的一个提议。

1981年，全面掌管应用科技事务的半致仕官员李国鼎，终于向德仪总裁“借”到张忠谋，他得以回台，一周三见院长，面禀科技产业之形势与对策。

返美后，他继续向两人呈送书面报告。院长大悦，对其十分欣赏。隔年再次来台，院长对他说到：

我给你三个选择，第一，当工研院院长，第二，当我的私人顾问，第三。

张忠谋的心立马被抓了去。他对第一个选择兴趣甚浓，第二个无感，第三个马上抛却脑后，不知道院长说了什么。

工研院是岛内当局在七十年代初设立的官营科研机构，之前孵化出联电这样的芯片厂商，正是他在德仪的老本行，而且除此之外覆盖领域甚广，俨然有成为亚洲地区一个新的“贝尔实验室”的希望。

加之院长也说了，工研院是他的第六个“孩子”，前四个是他老婆生的，第五个是岛内的国营电力公司台电，足见其政治地位之高。

有一个问题还没考虑：薪酬。院长适时的补充了一句：

待遇方面不会让你吃亏的。

张忠谋犹如孙猴子被菩提老祖在头上点了三下，觉得受到当局权位第二高的长官在政治上的重视，他在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经历，却本能地在心底里提醒他。

张忠谋心里犯疑，不由得向院长解释了一通他在德仪的薪酬计算方法：

基础薪资、分红、股票选择权。

尤其是股票选择权，股价涨的愈高，经理人到期如能兑现，财富也愈多，应是薪酬中的大部。他感到不问不明：

院长，你说要我不吃亏，你是会三部分都加起来吗？

张忠谋在TI

这个问题很美式，让中国人感到不舒服，却不能直接回应。

张忠谋在美度过了他成年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光，思虑单纯，直来直去，一时尚未适应，只是认为院长不知道美国的“国情”。而以中国的人情世故，哪有行政长官给一个外籍人士当面许以厚利邀其担任高阶公职的道理？

应是察觉到了张忠谋的关切，李国鼎和他谈话，也强调“院长说待遇上不会让你吃亏的”。他本以为李国鼎会接着说怎么个不吃亏法，却是又打了一圈太极。

直到行将返美，一个在当局担任公职的留美人士前来送行，这次，那人见了张忠谋直接问到：

你在美国收入是多少？

院长终于来摸底牌了，该出招了。张忠谋一一拆解了他的薪酬结构，得到一个颇感失望的方案：基础薪资齐平，分红要等赚钱，至于他最看重的股票选择权，岛内不这么办，没有。

但他也不想就这样算了，为什么不能一鱼两吃？既保证在德仪的股票选择权，也接受院长的诚心邀请？他向德仪的老板提出“停薪留职”，保留股票选择权，但是赴台工作。

老板没答应，张忠谋权衡再三，书信一封，仔细跟岛内两位高官分析收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回台，会损失很多钱。李国鼎看了，大失所望，破口大骂到：

看了你的信，我是非常的失望，想不到我们善意的提供你职务，你还不考虑！

从曼哈顿到新竹：再造工研院

时隔三年后，张忠谋最终还是选择来到了台湾。

1985年，来台的时机已经成熟。时任的工研院院长专程找到张忠谋，请他回去接班。此前“行政院长”、“国务委员”、“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人”三人三顾，他已经有些动心。

这个时候，在德仪的股票选择权已经兑现，存款利息足以维持日常生活，算是财务自由。既然物质生活无虞，那么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自从三十三岁达到高级管理层，压力与日俱增，张忠谋已经厌倦了美国职业经理人的“老鼠走迷宫”游戏：

经营者在商业竞争中胜出，最终只是让下注的股东拿走绝大部分果实。

相较之下，工研院院长决然是一份全新的、富有挑战的、可能让人喜欢的工作，他自觉正是头脑最好用的时候，人生的剩余精力，要用在最好的舞台上面。

张忠谋以人生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选择，无意中踩中了岛内的时代鼓点。

他走马上任之际，美国与盟友们的经济战争愈演愈烈，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纷纷被逼迫升值本币。

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从四十元升至二十五元，往外卖货更贵卖不出去，外销立足的岛内企业利润越做越薄，纷纷出走，大量的产业资本外流到大陆地区和东南亚。

技术官僚们花三十年才建立起来的地基，不过几年面临被颠覆的风险。

要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便需要工研院这样的官营科研机构，为传统工业注入新鲜的血液，增加地区内的产业附加值，大家能通过技术创新挣到更多的钱，自然会留在岛内。

岛内粗放的出口加工业竞争优势逐渐不再

值此关口，工研院最近的表现，却与其政治地位相距甚远。

工研院由“行政院长”亲自提案设立，研发预算一向在“立法院”畅通无阻，从十年前的几千万增加到几十亿，人员也由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连美国最大的科技研发单位——贝尔实验室也不过如此。

不过，一般的美国大企业研究人员，在忙期的时候通宵达旦节奏极快。工研院的研究人员，却花着公孥，一个计划做了十年还没完结，上班的时候戴着耳机听股票行情，宽松优裕，吃起来大锅饭，好不自在。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工研院不能再无为而治，非改不可。

在后发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像张忠谋这样的人，身上总是承担了很多期望。可他一上台，大家又会觉得不对劲。

张忠谋初来乍到，表现的像一个让岛内人士倍感“蹩脚”的职业经理人。

他英语讲的极好，国语讲的不流利，却偏要坚持“全国语”讲话，搜肠刮肚，语速颇慢。

他单枪匹马，无帮无派。岛内的大企业，无不为一号领导配上建制齐全的随从与幕僚团队，他身边竟然时常只有一个秘书和收发，任谁都是公事公办，无人是“张派”。

他授权彻底，给出一个大方向，便交给副院长胡定华全权执行，除非遇有劲敌反对他才下场，不似岛内的大部分行政长官，对于权力的下放总是心存芥蒂。

实际上，张忠谋对于再造工研院自有他的计划。他一出口，就让众人心惊：

不要跟着大老走。

工研院几乎所有的研发经费由政界大老所拨，不跟他们走，跟谁走？

跟着民间企业走。工研院不能停留在模仿阶段，也不能自闭到象牙塔中，而是自力更生，察企业之需求，从工业界寻求将来一半的研发经费。

张忠谋所做的一切，即是用“现代化”管理手段，达成这个目标。

首先是开会。以往工研院会议，不守时，有会无议，有议无决。他一来，像规训上学的孩童一般，不准迟到，不准说话。甚至对于在媒体会上说话的记者，他也不忘重申，会场由他主控。

然后是报告。他要的报告，说何时是何时，不准有误。听报告，但有问题，丢回重写，有时实在太差，他把报告扔到桌上，也不管汇报人是个女职员，厉声指责，工研院绝无性别优惠！

最后是工作简报。下属定期向他汇报近期工作，有的离题太远，他当场下令赶人。主管们战战兢兢，生怕被公开指责，从此勉力准备，上台被质询，又是一连串问题，打得人晕头转向，直到人答不出来。有时实在过于严厉，他事后打个电话，安抚一番。

归根结底，张忠谋是一个全然美式的人，他所发起的工研院改革，是东亚国家与地区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官营科研院所的经营体制变革。

他讲求成效，媒体和展位曝光混他不过，凡事落在工厂产线上，方获认可。

因整体进度不能达到要求，他更是强硬推进裁员计划，各所考评最后3%公布于众，“留院察看”一年，如还未改善，即扫地出门。众人见来了真的，一扫颓唐，不敢在上班时听股评了。

民间企业注意到工研院的变革，与之合作的意愿大为增强。民间委托的研究经费，三年间从五亿元增加到二十六亿元，已有张忠谋赴任时总盘子的一半。

随着技术不断精进，工研院对民间企业的溢出效应愈发显著，后者的挖角也远甚于以往。

尤其在芯片产业，工研院投资光罩公司，从此岛内的芯片工厂都可便捷获得重要的生产原料。民间的芯片公司数目渐多，竟把电子所当成了主力人才来源，拼命挖角。

工研院见达到效果，一面让电子所职工工资增幅高于他所8%，一面转移工作重心，多做富有潜力的应用技术研究，以提升产业层次。

操切的改革

虽然工研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并不是人人能明白张忠谋的用心，他的铁腕改革，遭遇了不小的阻力。

张忠谋的改革理想，是再造一个贝尔实验室，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单位。他时常以此勉励下属，正如后来华为公司的创办人任正非。

在后发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对于贝尔实验室的崇拜，是高技术工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很多人都将其视为旗号和象征，但很少有人敢真正想做成另外一个贝尔实验室。

张忠谋和任正非，是中国高技术工业中的异类，他们都在事业的艰难起点，设置了一个严肃的、极富纪律性的、高度美式的终点线，同一时代环境中的大多数人，对其报以不可思议、不以为然、或不可置信的态度。

贝尔实验室

正因为急切的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景，张忠谋在工研院改革操切，处处与人性作战，也处处碰壁。

在工研院，职员想出应对他的法子。属下汇报的多了，看到他抓耳挠腮，在桌上敲烟斗，知道他心中不满，即将发作，于是迅速结束，赶紧开溜。为应对裁撤3%的严惩，多所在尚未整顿前多招了3%的“备份人员”。

在当局举行的政策会上，政客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

他与众多留美人士激辩，反对自由主义，主张继续维持强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尤其对于地狭人稠的岛内，只是投美国研发预算的零头，如加善用，在产业发展早期重注于若干大公司，也有很大的产业意义，正如荷兰之飞利浦，瑞典之诺基亚，皆是佳话。

他的这一建议抛到1980年代末的戒严后时代，如泥牛入海。

蒋经国去世前后，政党缠斗不休，威权统治时期的技术官僚群体早已老矣，皆不能视事。总的来说，岛内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制定或执行富有成效的产业政策，芯片产业幸而抓住了时代的尾巴，搭上了末班车。

在“行政院”和“监察院”，意见人士对他构筑了一张围墙。

他初到工研院时，就有人批评，久居岛外之人率领工研院，打击岛内英才士气。他锐意发动改革，有人心生不满，径直把投诉信寄到了“监察院”。等到实际管辖工研院的“经济部长”换人，他越发感觉合作密切程度不如以往。

对于种种碰壁，张忠谋心灰意冷。

他以一外乡人的身份，持着中国人特有的对于政治情势的敏感嗅觉，自觉地承担起独一无二的历史使命。

在美国掀起自由化的滔天巨浪之际，他抓住岛内技术官僚群体的最后一抹余晖，将积极产业政策的成效予以发扬光大，领导民间工业向上突破。

他以全美式的方法发起变革，对受官僚体制浸染拖累的工研院施以刮骨疗毒，不可避免的要中途止步。

最终，他感到失望，递上辞呈。

1988年十二月，工研院如一锅被闷住的沸水，新竹的山头下，到处疯传着张忠谋离职的消息，职员奔走相告，Morris辞职了！但不解随之而来，工研院的几大超级项目都在进行，电子所要设立次微米实验室，果实唾手可得：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