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星象、阴阳指示方位家乡地名蕴含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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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先民生产力进步后，他们往往会向更广阔天地进发。离开那些有着明显标识的聚居地之后，这些先民往往会用各种简单易懂的方式给新家园命名，因而在全世界都出现了一大批带方位指示含义的地名。诸如欧洲地名有萨克森，就位于莱茵河下游的下萨克森；有日耳曼旧土，就有国名中带东部的奥地利（国名原义为东部边境国家），可见地名中带上下左右东西此类方位词，乃是一项“国际惯例”。

华夏先民自然也不例外，当他们在中华大地开拓之时，也会根据自己的认识，给新领土起上各种带有地理方位标识意义的名字，流传至今不少都成为现代中国耳熟能详的地名，其中甚至有不少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理念。

地理与哲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学科，却意外地在延续千年的中国地名中得到辩证统一。我们可以从那些亘古相传的地名之中，管窥到华夏先祖对这个世界的特有认知和传统智慧，更能通过古老中国的哲学体系读懂那些由寥寥几个字组成的地名背后的深远寓意和美好祝福。

天地交互

农业生产离不开地理和时候，故而作为一个以农耕起家的文明，中华先民对天象与地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感认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中华传说中上古贤君帝尧就曾经排专门星官去东南西北四方，根据各地特定时刻太阳星宿在天空的位置，确定春夏秋冬的具体时间，以此安排农业生产。将其仅仅归功于尧或许并非事实，但从中也可看出中华先民很早就在生产实践中将天文、时间和地理相互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后世发展出一套“天人感应”的哲学理论，将天上的星宿同地上的方位对应起来。拨开那些形而上学的唯心理论，后人还是能够从这些天地对应的理论和地名中，看到古代先民对宇宙的认知以及将天文知识运用于指导生产生活的朴素原理和思想精华。

在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理论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即所谓“分野”。其实是古人将天空划分成不同的星区后，将其与陆地上的行政区划一一对应。尽管这一做法在历代史书中留下的大多数记录，都是将天文异象与对应州郡发生的天灾、叛乱等变乱强行联系在一起的占星术“成功案例”。但事实上，“分野”体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还发挥着另一种更为现实的作用——指引方向。

在没有卫星定位、甚至连指南针都是稀罕物件的中国古代，如何辨别方向和确定距离便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好在，我们头顶苍穹之上还有那些位置相对固定的恒星。是以，一套基于星座的定位模式在先秦时代便应运而生。

“分野”的实际操作并不复杂，其原理是将天空划分成一个365.25度的半圆，再以恒星或星座指示方向，便能达到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所说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的效果。而通过《淮南子•天文》《史记•天官书》等天文古籍记载可知，其划分办法是从角宿起算，或从寿星之次起算。即以角、亢、氐三宿所在宫位称为“中宫”，其他二十五宿则分别为东南西北四宫。

之所以选择角宿为“中宫”，是因为其亮星正处于与赤道垂直的上空。在确定了中心点之后，二十八星宿便可以通过其与地域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南方的地域可以对应靠南的星宿，而北方的地域则对应靠北的星宿。同时基于经度的对应规则，在每月观察对应星宿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并不受冬夏昼夜长短变化的影响，皆可在古代“中央时间”的上卯时5时30分左右）观测。只是应按经度位置变更十二个观测地域，不同的地域即对应不同的星宿。一些州郡甚至可以直接以星宿命名。

“十二星次”的作用极为宽泛，它们既可以被用于量度日、月、行星运动的位置，进而确定时令和节气，同时也能用于确定方位。东汉学者郑玄在注释《周礼•保章氏》一文时便曾提出“十二星次”分别对应东周十二个主要行政区域和诸侯国，而其中位于东北方向的星次“析木”便对应着燕国的地界。公元1012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将隶属于辽阳府的花山县改名为析木县，更将辽帝国的南京幽州（今北京）改为意为“析木之津”的“析津府”，显然就是根据这种学说而来，成为以星次对应地名的典型。辽圣宗耶律隆绪缘何对古老的“析木”如此衷情，世人不得而知。只是随着辽王朝的覆灭，幽州的析木县在元大德年间被撤销，只是今天位于辽宁省海城市东南的确还有一个析木镇，默默向后世展现着“天人感应”的古老智慧和朴素哲理。

析津府虽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今日中国以星宿为名的地方却也不少。湖南省娄底市，便是以二十八星宿中的“娄”和“氐”星为名。娄宿含有18颗恒星，以星座而言位于白羊座、双鱼座和三角座一带，氐在中国天文星图中为东方青龙之胸，以其为青龙根柢而得名，位于天秤座、室女座和巨蛇座一带。据说娄底上空正是“娄”“氐”二星争相辉映之处，故而以两星起名“娄底”。至今，该市还有一区名为“娄星区”，直接对应娄宿。今安徽省淮南市下辖的寿县，其名字来源更是典型的“天人感应”式。按“分野”的理论，古代“郑、汴、陈、蔡、颍为寿星分”（《新唐书》），而寿县所在位置，就恰恰可以对应天上的寿星宿，故而得名流传至今。广西省柳州市得名似乎也是如此，虽然有人说其名来自境内柳江，但考察《读史方舆纪要》《新唐书》，都提到此地在唐代原名“南昆州”。唐初“贞观八年改柳州，以地当柳宿而名”。不仅如此，湖南省省会“长沙”这一地名也有人说就来自二十八星宿中轸宿中小星“长沙”，虽然今天学者对长沙名字来源还有其他各种说法，但恰如唐代文士张谓在《长沙风土碑记》中所云：“上为辰象，下为郡县”，人间的长沙终究是与天上的星辰密不可分了。

阴阳相辅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阴阳”的提法早在商、周时代便已出现，在《易经•系辞上》中就有“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样的提法。虽然历代学者对于这句名言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但无法否认的是，“阴阳”几乎可以涵盖自然界中各种对立又相连的现象。以天文而言，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以时令而言，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以生命而言，则生前为阳、死后为阴。而在地名之中，“阴阳”则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使用规则。南宋学者洪迈在其著作《容斋随笔》卷十六《郡县用阴阳字》中便曾开宗明义地写道：“山南为阳，水北为阳，《谷梁传》之语也，若山北水南则为阴，故郡县及地名多用之，今略叙于此。”即是说，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代先贤便已然将山脉以南、河流以北称之为山阳和河阳，而相对应的山脉以北和河流以南则被称为山阴和河阴。之所以出现山脉和河流两侧阴阳逆转的局面，据说是因为我国国土地势西高东低，直接决定了大多数河流水系的走向是自西向东。北半球的阳光大部分时间由南向北照射。古人以高于地面的山为视角，南为阳、北为阴；以低于地面的水为视角，河流北岸则成了阳面，南岸则是阴面，而这种以哲学名词暗示地名方位的做法，几乎为中华文化所独有，为今天中国贡献出一大批独一无二的地名。

有趣的是，在早期地名之中，中国的地名呈现出“阳盛阴衰”局面。在东汉学者应劭所撰写的《汉书集解》中，出现的248个地名中被称为“某阳”的地名总计有41个，而以“某阴”形式出现的地名仅有寥寥3个：山阴、汝阴和平阴。

这三个地名之中，山阴县地处钱塘江以南、会稽山以北；汝阴则相对于汝水以北的汝阳；地处河南郡的平阴虽然与隶属于河东郡的平阳相隔甚远，但因为地处黄河以南的交通要津，纵然在建安年间得以改名，也还是被唤作“河阴”。

从上述三个例子来看，汉代的地名似乎有一种“好阳恶阴”的趋势。除非避无可避，否则一个地方似乎并不愿意与“阴”扯上什么关系。而名称中带“阳”的地方，却往往能在汉代历史中留下响当当的名号。如西汉初年著名外交家郦食其便自称“高阳酒徒”。诸葛亮在讲述自身简历，也自诩为“躬耕于南阳”。甚至于隶属于南郡的小县当阳也因为赵云七进七出、孤身救主的故事地而名满天下。

有学者认为，先秦两汉时代之所以带“阴”字的地名少，主要是因为山的南麓、水的北岸往往光照充足，夏季降水更充沛。同时，因为受到水流冲击较小，土质更为结实，这些条件都非常适宜耕种，方便生产，自然也就成了人们聚居地的首选。而“阴”在古文写作“舎”，意为“正在旋转团聚的雾气”。所以环境条件相对没那么适宜生产，形成的大型聚居地相对较少，保留下来的地名自然不多。

这样的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区位条件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某些位于山麓之北、河流以南的城镇更因为特殊的历史时代而被赋予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一直流传至今。

今天陕西省渭南市所辖的华阴市，便是这样一个带“阴”字的地名。地名中的“阴”字让人们轻松想到它的具体位置—位于西岳华山北麓。华阴市虽然地处富饶的关中渭水平原，但由于交通不便而发展较为缓慢。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之中，华阴却因为地形复杂而得以远离兵燹，最终孕育出华阴杨氏这样的政治豪族。隋文帝杨坚开国之后，为了替祖上找个显贵出身而攀附上了华阴杨家，使得此地声名鹊起，从而一直度过千年延续到现在。

因位于汤水河以南而得名的汤阴，地处华北平原与太行山脉交汇的交通要冲，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但也正是在那些摧毁和重建的循环之中，磨砺出了汤阴人百折不挠的精神。由于此地有幸孕育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使得这座名字带“阴”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圣地，流传到后世。与汤阴类似的，还有地处江尾海头的江阴。有趣的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曾因地处一片名为“暨湖”的水泽以北而被称为“暨阳”，直至南北朝时期才因位于长江以南而被称为江阴。地处长江咽喉的江阴在近代史上曾多次以江防要塞的角色正面抗击外敌入侵。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江阴率先举义，迎接“百万雄师”渡过被反动派引为天堑的长江。今天的江阴更以“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十六连贯”的美誉，如明珠般镶嵌在苏南经济带之上。

今天，中国带有“阳”字的县区级以上地名总计过百，其中既有省会级的沈阳、贵阳，也有如洛阳、安阳、襄阳这样的历史名城。与之相比，带有“阴”字的地名却仅有十几个。除华阴、汤阴、江阴之外，较为著名的还有隶属湖南省岳阳市管辖的湘阴县以及江苏省淮安市下辖的淮阴区。

虽然仅从数量上看，中国的地名依旧呈现“阳盛阴衰”的局面，但大多数人似乎已然不再在意地名中的“阴”“阳”之分了。毕竟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阳光灿烂，唯有自强不息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顺境和逆境。从这个角度来看，先贤所云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何尝不是我这些芸芸众生在这个世界之中福祸相依、否极泰来的生存状态呢？

五行生聚

同星宿融入地名类似，古人也将五行学说配合一定哲学融入地名，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在成书于西晋的《太康三年地志》中便赋予了九州以不同的五行属性。如青州因为位于山东境内，便被认为“五行属木”；而地处西北的凉州则“五行属金”；中原地带的豫州则“五行属土”。不过古代五行学说与地名的联系似乎也仅限到州一级，具体讨论某一座城市属性的案例并不太多。当然，世事无绝对，西晋学者张华在其著作《博物志•卷六•地理考》中曾记录一则围绕洛阳“属性问题”的趣闻：“旧洛阳字作水边各，汉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于行次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复佳加水，变雒为洛焉。”

洛阳改名背后的政治逻辑这就很清晰了：依据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利用五行相克的学说建构起解释权力更迭的“五德终始说”，定都于洛阳的东汉政权曾自称“天赋火德”，但水字旁的“洛”显然对火不利。于是光武帝刘秀大笔一挥，便将“洛阳”正式改名为了“雒阳”。而篡汉的曹魏自以为奉行由“火德”相生的“土德”，需要水源的滋养，是以又将“雒阳”改回了“洛阳”，从此成为沿用至今的地名。

微言大义

我国是一个地形地貌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国家，而汉字中往往只需两三个字便能描述和反映一个地方的大致特征，除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星宿、阴阳之外，还有许多全球通用的方位、地点指示名词也被用在地名之中。如广东省高州市、山西省高平市、辽宁省阜新市、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一望可知便是建立在高原或阜丘之上；山西省太原市、太谷县，陕西省三原县、富平县，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则仅从名字便能让人联想到平原或谷地。这其中的学问可谓博大精深。

除了地形地貌之外，地名之中往往也只需要一个字便能表示方位。如山东省、台湾省台南市的东山区、海南省东方市、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浦东新区等涉及“东”的地名，自然便是位于国家或某个行政区域的东边。同理，西藏、西昌、南昌、南宁、北海、肃北等地名也都可以明确表示其所在方位。除了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中作为方位指示字眼进入地名，则在内蒙古自治区尤为常见，如苏尼特左旗、察哈尔右翼前旗、乌拉特后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等等。一般来说，这些地区以坐北朝南定左右，西部为左旗、东部为右旗、南部为前旗、北部为后旗、南北之间为中旗，不过也有地方以坐南朝北定左右，西侧为左旗、东侧为右旗、北部为前旗、南部为后旗，如通辽市和兴安盟的一些地区。

有趣的是，除了今天通用的东、南、西、北之外，中国古代“乾坤八卦”的方位体系也蕴含在地名之中。如因为西北为乾，西南为坤，所以陕西省乾县“以地在长安之乾隅”而得名。而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址选在此地，称为乾陵。吉林省乾安县，也因地处该省西北为八卦中乾卦位，寓“西北平安”之意而得名。

曲折蜿蜒本是河流和山脉的常态，是以地名中带有“曲”字的城市大多与山水有关。山西曲沃县的地名由来便是“沃水之所潔涸盘旋也”，而河北曲周县，则以地处河曲、水徙而周得名。而文圣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则是“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因城中有蜿蜒曲折的土山而得名的。

世界是五颜六色的，大地是多姿多彩的，地名作为一个地方的名片，必然也是色彩缤纷的。地名中的色彩，基本上都是客观反映当地的自然色彩现象，如赤峰市，因境内有红色的花岗岩石山，蒙古语为“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境内的红河得名，红河以两岸为红色泥土、江水呈红色而得名。

除了这些比较常见通用的方位指示词外，也有不少具有深具中华文化底蕴的字被用在地名之中，让了解中华文化之人一望便知此地的特点。诸如湖北省天门市、荆门市和安徽省祁门县，地名中都带“门”字，此地特征不问即知——定境内有江，江上两峰对峙，宛如门户一般，正所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李白《望天门山》）。对国人来说，地名中所蕴含的此种“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情景，早已深深刻在文化基因之中。同样，如果今天一个地名中带“浦、港、口”，必然都是河边要害之地，如江苏省张家港市和连云港市、南京浦口区，湖北省老河口市，都是如此；而如果这些城市地名中带“通”“利”的字，不用问，一定曾是交通辐辏的要害之所：如江苏省南通市古名通州，“据江海之会，南北之喉”，一个“通”正说明其紧要位置；北京的通州区更是金代开始就是“水路便利、漕运通济”，而得现今的名字。

联合国第5届地名标准化会议6号决议曾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而作为历史文化最原始、最基本的载体，地名也是一个民族哲学思想最原始的表达。地名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征服自然和发展自我的辉煌历史；记录了战争、疾病的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和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哲学思想的批判与继承，离不开对地名、地名文化的研究和整理，更离不开对地名所蕴含的哲学信息的探索、挖掘和发扬。

文章作者：赵恺

文章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第11期

选稿：耿瞳

编辑：李春燕

校对：邹怡思

审订：黄舒馨

责任编辑：黄舒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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