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青年农民工阶层的时间特征首先体现在混杂性特征，即他们的工业时间是蕴含在农业时间的背景中的，因而呈现出停滞性、迟缓性和期望与失望之间的交织属性。
外在于农业时间的工业时间则带着冷冰冰的刻度，导引着他们的城市生活，他们无可奈何地疲于应付，却又不得已地逐渐投入到这种时间洪流中。
其次，青年农民工阶层的时间特征还体现在对“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观念的主动接受中。
随着家庭场所与工作场所被显著地分割开来，农民工群体发觉工作时间如影相随，他们的家庭时间已经几乎被侵蚀了，服务业的工作时间绵延为他们的全部日常时间，时间至上便是生存至上，也是金钱至上。
最后，青年农民工的时间观念体现在一种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模糊分化中，也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可逆性的时间特征中。
当春节成为拉近农民工城乡时间感知的仪式时，农民工阶层与农业时间的关系实质上已经基本分离了。而疫情加深了这种分离。但是在他们的记忆中，农业时间依然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时间的认知与规训，最终不可能依靠自己的时间经验。
为了在城市社会中更好地生存下去，农民工群体的时间观念必然需要与整个社会的时间观念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身心分割中的农民工阶层，是如何在工业时间的规训中、在信息时间或者技术时间中，找到自身的？
在农业社会中，劳动是间断性的，对于每一个农村的居民而言，总会有一些任务或者工作，吸引他的注意力，激发他的能量，比如在农闲季节的活动等；但是在现代工体体系中，机器体系导致了大量的失业，更为重要的是伴随失业而来的社会的道德化、不确定性和绝望的情绪。
“在工业社会中，每个个体为了最低的保障而劳动的权利称为一种社会需要。一种高度复杂和机械化的社会的进化，使得它不可能依赖关于消遣和事业的传统的个人理想，这种理想不再能够提供生计和保障”。
因此，在城乡之间往返的农民工，虽然身在工业时间的流程中，时间意识却不断被迫返回到乡村社会的农业时间中。他们的这种混杂性的时间观念，与其身心的分割、身份的分割以及家庭的分离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正如乔治·古尔维奇所说的，农民阶级的深层特征是与生态-地理-人都等要素直接关联，其中自然的轮回性与持续性时间特别值得关注。
“农民现代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欺骗性时间的掩护下悄悄进行的，欺骗性时间允许替代性时间以及不规则时间介入其中”。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业化时间意识的培育，也是在一种乔治·古尔维奇所说的欺骗性时间和不规则时间的意义上完成的。
随着农民阶层时间等级逐渐受到隐性和显性的侵蚀，原有的农民阶层开始分化，新的阶层开始形成，农民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对接，也凸显出新的时间等级，农民工的时间等级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来的。
换言之，农民工的时间等级混合了部分农民的时间等级、工人的时间等级，以及其他阶层的时间等级特征，城乡之间的游荡使得他们的时间呈现出不规则性、停滞性、轮回性以及被延缓的长久持续的时间、在进步与滞后之间的激烈冲突的时间特征。随着新的技术所带来的信息多元化的冲击，信息的时间性对农民工阶层的时间属性也产生了冲击。
研究指出，信息的时间性体现在各种延展的可能性上，比如电报确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间可能性。
现代信息发生的时间性特征，通常是在时间序列和时空交错中界定的。
农民工的媒介时间呈现出仪式性、压缩性、断裂性和永恒性。
信息的时间性既加剧了对农民工时间的阶层性，也促进了农民工阶层时间与其他阶层时间的融合性。
在这种混合时间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农民工群体逐渐突显出一种意识，即“成为我自己”。
他们试图在时间意识的冲突中，伸展出自己的力量，并借由这种力量，形成一种新的属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时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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