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美学观念】：陈亮、叶适事功美学（反对理学空谈性命）

北宋经世致用的美学观念，在南宋事功学派包括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哲学流派，南宋事功学派的兴起，源于王安石“为天下国家之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哲学思想，故而其美学观也与王安石一脉相承，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这种事功美学观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永康学派的陈亮和永嘉学派的叶适。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南宋哲学家，浙江永康人，曾授签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之职。著有《龙川文集》。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南宋哲学家，浙江瑞安人，历仕南宋三朝，曾官至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著有《水心文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

何忠礼指出：“南宋的弊病也很多，士大夫们不屑于实务而热衷于空谈。”的确，当时士人受程朱理学影响，多空谈仁义、心性而耻言实用、功利。在以道德性命的自我标榜中，文章之用逐渐被忽略，造成士大夫们严重的脱离实际。这成为南宋时思想文化界的一大弊端。

陈亮的思想在与朱熹的多层面辩论中展开。理学家朱熹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夏商周三代之君循“天理”，讲“仁义”，而汉高祖、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则是出于“人欲”。尽管他们的国运也昌盛长久那也只能算是其“人欲”与“天理”部分有吻合之处，而其总体出于利欲的动机是不义的和邪恶的。

而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人欲有其合理性，不应该被完全否定。三代虽然以天理行，也不排斥人欲。将二者对立起来，不能说明历史：

【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索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

故而，陈亮反对朱熹只高谈王道、仁义、天理的高论，而实事求是地肯定人欲的合理，倡导“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他的观点新颖而论证有力，朱熹虽不赞同，亦无可奈何。正如叶适所说的那样：“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

陈亮反对程朱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分割对立的思路，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这在美学史上有其重要意义。

【儒家】认为，追求感官享受和审美欲望是人的天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但长期以来，儒家片面强调对仁义道德等精神方面的追求，对人欲基本持压抑的态度，这种压抑到了宋代开始走向极端，产生了“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遗书》，“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的说法，甚至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这样骇人听闻的理论，其结果是“以理杀人”戴震《与某书》，造成大量社会悲剧。

【道家】也崇尚清心寡欲，这当然有其积极的伦理意义，但老庄也从未辩证地看待人欲合理性的一面，老子片面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要“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庄子也只主张“少私而寡欲”《庄子》，甚至反复赞叹“心若死灰”《庄子》使人难以首肯。

【佛家】对欲望同样持打压态度，不论欲望的正当、合理与否，一概称为“妄想”、“妄念”，甚至认为人只有放弃一切欲望，才能脱离苦海。陈亮大胆肯定人欲，是对传统伦理观的挑战，开启了元明清审美思想的解放。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永嘉之学可溯源至北宋。他们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道学家的空谈义理。传统儒家历来把“利”和“义”对立起来，例如，“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南宋理学家如朱熹等更是推崇取义而贬低取利。

叶适大胆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和朱熹相反，叶适不但不认为唐太宗讲究利益有什么错，反而赞赏他的务实重功：“唐太之宗，少而为将帅，长而为帝王，英锐明达，驾驭贤俊，利在仁义则行仁义，利在兵革则用兵革，利在谏诤则听谏诤，惟所利而行之，而天下之人，欢然毕力愿为之用。”因此，他主张一起都要根据是否有利而决定是否行动，而不是根据空泛的“天理”或“王道”。

叶适的事功思想在审美方面凝练地表现在以下一段名言中：

【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赠薛子长》】

对于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中罢词赋，试经义，叶适予以高度赞赏。而面对南宋科举中又设立词学兼茂科，以精致华丽而空洞无用的文词取士。叶适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这样选拔的人才无实用之才，于国家事功无益，明确建议应当废除此科。

总之，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实学”，重经济、重民生，肯定利欲的合理性，不奢谈天理王道，蕴含着尊重事实、尊重实际的哲学意义，与历来儒家完全否定利欲，抽象地去高谈伦理道德形成鲜明的反差，具有近世思想的特征。他们的理论体系完备，虽着眼于南宋的时局，而所论却具有超时代性，在今天看来，仍然觉得非常深刻，且有现实的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