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打字是如何从不可能变为可能的？| 说书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是由入场顺序引发的。而这样一个小插曲为我们揭开的，只是中文打字机历史的冰山一角。

1949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彰显奥运会的世界性理念，对参赛国的入场规则做出调整，规定主办方有权按照主办国语言的字母顺序组织开幕式的入场式。直到1998年汉城奥运会，入场式才首次采用非西方的字母顺序。而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能说会道的外国电视解说员在解说入场式时突然被打乱了阵脚。

首先，他们了解到中文中是没有字母的；其次，他们没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在希腊入场后，紧随其后的第二个国家代表团是几内亚。由于入场国家代表团的顺序看上去过于“随机”，一些西方观众甚至诉诸于阴谋论，认为美国广播公司（NBC）篡改了奥运会开幕式。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入场式当然不是随机的，它是奥运史上第一次不按照任何字母顺序组织国家代表团入场顺序的奥运会，依照的是汉字的二层排序系统。

在第一层排序中，按照笔画数给汉字排序，几内亚的第一个字“几”只有二画，因此排在土耳其前面（“土”有三画）。由于很多汉字笔画数是相同的，要进一步决定顺序的话需要第二层级排序：所有汉字由点、横、竖、撇、捺、挑、折、钩八个笔画构成，这八个笔画从1到8编号。土耳其的“土”是由“横/竖/横”（笔画顺序记为2-3-2）构成的；而也门的“也”是由“下折/竖/上折”（笔画顺序记为7-3-7）构成的。2-3-2排在7-3-7之前，因此土耳其先于也门入场。

即便是对于作为汉字使用者的我们来说，这可能也是一套略显陌生的汉字排序方法，用拼音字母排序似乎更符合我们的直觉。然而，按照笔画数给汉字排序历史悠久，拼音系统则迟至1950年代才出现。当时，中国大陆开发和推广了一套借用拉丁字母的音标系统，自此以后，“汉语拼音”就作为一种平行文本技术辅助中文书写。

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指出，在中文进入“字母时代”之前，“中文没有字母，因此难以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状况曾给中文书写者带来巨大的焦虑，这是一段长达150年的“中文信息危机不断出现”的历史。

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中，墨磊宁从北京奥运会的这段小小插曲出发，讲述了关于中文打字机的这段历史。它其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文明如何存续的大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却被忽视的注脚，它事关一个关键问题，即中文是否能与大写的现代性相容？

中文打字是不可能的？

如今我们对打字机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雷明顿打字机塑造的。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成立于1816年，其前身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武器制造商，内战结束后雷明顿调整了市场方向，于1873年推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肖尔斯和格利登打字机（Sholes and Glidden Type-Writer）。这是一种单切换键盘打字机，键盘上的每一个按键都对应着一个打字杆，其上的字母有小写形式和大写形式两种，打字者通过切换键实现大小写转换。

随着雷明顿打字机一步步抢占全球市场，其他的打字机机型节节败退。墨磊宁指出，“早期多元的打字机技术生态正在逐步收缩，取而代之的是完全被各种单切换键盘设计占据的一元技术语言生态……新一批发明家在构思外语机型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单切换键盘机作为其机械学起点。”

打字技术想象力坍缩的后果在于，人们在思考打字机的形式时形成了按键对应字母、所见即所得的思维定式。雷明顿打字机所谓的“全语种”，指的是可以和英文打字机兼容的字母文字和表音文字。更具挑战性的是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复杂之处更多在于其书写方向（从右向左），阿拉伯文中还有连笔的问题。

中文是“全语种”中的例外，因为中文根本没有字母，异质性过强。同时，打字机的形制已被认为不可撼动，打字机研发者和制造商于是倾向于认为，中文打字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想法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谱系中早有端倪。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文书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阻碍”，中文的语法结构培育出了某些排斥现代思想的习惯和倾向，用中文思考和交流的人将因此受限，难以登上大写的历史（progressive History）的舞台。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对中文持严厉批判态度，它们认为那些缺少名词变格、动词变形以及最重要的字母文字等属性的语言是“发育迟缓”的。

“中文打字机”甚至成为了西方流行文化中的一个梗，用以描述难以实现的荒谬狂想。1900年1月，《旧金山观察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称，旧金山唐人街附近的杜邦街上，一家报社的库房里存放着一台中文打字机，它配有一个长达12英尺（约3.66米）的键盘，上面有5000个按键。文章旁边的一幅漫画中，四个并排坐的、拖着猪尾辫的中国人一齐操作这台机器。次年，《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也刊登了一张中文打字机的漫画。它看上去和雷明顿打字机差不多，但尺寸大很多，“打字员”需要借助台阶爬上爬下苦苦寻找字符。1903年，摄影师兼专栏作家路易斯·斯特尔曼为这一从未在现实中存在过的打字机取名为“嗒记”（Tap-Key）。这是一个巧妙的双关，听上去既像粤语，也像敲打键盘的声音。墨磊宁写道：

“自1900年首次出现以来，这种巨大的中文打字机很快就频繁出现在各种流行文化作品中，比如书刊、音乐、电影和电视节目，而且每次都是为了体现以汉字为基础的中文书写在技术上的荒谬感。针对中文和中国人的这种充满挫败感的幻想和描述，并不仅仅是过去那段苦涩历史的残迹，它还一直延续到如今。”

从19世纪开始，西方人试图解析“谜一样的中文”，找到中文书写的规律，让海量的汉字不再成为学习和信息交流的障碍。三种中文解谜的方式出现了，分别为常用字、拼合字和代码。

1880年代，历史上的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由美国传教士谢卫楼发明。1899年3月6日，《科学美国人》刊登了一幅谢卫楼发明的中文打字机图片，它看上去与雷明顿打字机截然不同。这台打字机由一个大圆盘构成，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了30圈汉字（总计4662个），这些汉字按照使用频率进一步分入四个分区。所谓“打字”，实际上是打字员用手操作选字杆，择取所需的汉字。这一发明虽然令谢卫楼倍感自豪，但它一直停留在原型机的阶段。

第一台接近商业化生产的中文打字机由旅居美国的工程学专业中国学生发明。1914年5月，周厚坤发明了一台滚筒长16-18英寸（约40.6-45.7厘米），直径约6英寸（约15.2厘米）的中文打字机。滚筒上近3000个汉字按照康熙字典的部首-笔画系统排布，打字机上方有一个网格化的矩形平板，所有汉字被印在上面帮助检字，操作者使用一根金属检字杆查找所需汉字。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中国留学生祁暄发明了另外一台中文打字机，滚筒上除了4200个常用汉字外，还包括一套包含1327个汉字部件的铅字，打字员可以用这些部件拼合组装出一些不常用的汉字。但其低效的打字速度更加深了美国人对中文打字机不可行的刻板印象，《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这样的——《新型打字机上的4200个字符；中文打字机只有三个按键，但有50000种汉字组合。2个小时100个字。纽约大学学生祁暄的发明专利堪称同类产品中的首创》。

后来，工程师舒震东抛弃了汉字滚筒，改用长方形平面字盘，字符可以自由移动和替换。舒氏打字机实际上是一种活字打字机，中国第一部动画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就是它的广告片。它最快每小时可以打2000多字，比手写速度快三倍。因为几乎没有按键，许多人还是认为这不算是“真正”的打字机。

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中文打字机“明快”中文打字机，实际上是由林语堂在1940年代发明的。它有72个按键，看上去很像一台“真正的打字机”。墨磊宁认为，“明快”打字机在中文打字的技术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开创了“输入”的人机交互方法，即放弃“按下按键-汉字直出”的设计思路，而是通过三次按键缩小检索范围，直至选中所需汉字，把打字过程转化为搜索过程，与如今我们使用的拼音打字法思路颇为接近。

墨磊宁最有趣的研究发现是指出了毛时代对当今所谓“预测文本”（predictive text）信息技术的实验和运用，这种技术形式如今已成为中文搜索和输入法的普遍特征。为了提高打字速度，当时的打字员会试着改变字盘中汉字的编排方式，不再完全遵循部首-笔画编排法，而是将常用词汇组合中的汉字编排在一起（例如“革命”“社会主义”“政治”等）。这种编排方式能让打字员每分钟最高打70个字，至少比民国时期快三倍以上。此类创新实践终于奠定了中文打字的底层逻辑，“中文输入是一种检索-组合过程，而非打字的打字-组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