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兵：流氓发展简史，流民、犯罪与权力

金仲兵：流氓发展简史，流民、犯罪与权力

作者：金仲兵

君不见，仗剑行侠，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江湖豪客？君不见，玉树临风，诗歌古今，行吟山河的盛世文章？“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精神贵族的时代。

我们为什么远离了精神贵族，这个时代离我们有多远？

一、从贵族到平民，从流民到流氓

1、流氓简史

周代，中国文化奠基期，周礼，代表的是法律制度和文化意识。周人分三等，贵族、平民和奴隶。

后人强调周之贵族精神，盖因其诚信、道义、责任等精神特质，宁明争而不暗斗的行为特质，虽是社会少数群体，却是人类文明顶级存在。

受贵族精神影响，其等下平民也崇尚光明磊落，宁折不弯的言行品格。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史称东周，即春秋战国，社会进入鼎革期。

战乱导致大量流民，周礼崩殂。

没落贵族孔子周游列国，欲克己复礼，奈何逆大势，终末果。贵族阶级和贵族精神逐渐式微、消亡。

尤需关注者，这是一次社会去中心化、权威化、秩序化并实现平民化的漫长过程，是个体人进入原子化、扁平化、无序化生存的过程。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必然也是导致“三观”重塑的过程。身处无政府状态，陌生世界陌生人，礼教约束淡化，流民群体开始出现流民文化。

从另一面看，奴隶制受到冲击，逃亡奴隶与平民混为一体，共为流民，是一个文明提升的过程。二者相较，难分优劣。

流民，故名思义，其生存状态必然以流动为主，必然需要一定的体力支持，因此，流民中的年老体弱者会被淘汰，生存下来的主体人群多为思想活跃、容易见异思迁的少青壮年。

流民群体中散漫、倾轧、堕落、无礼、阴谋者，即沦为“无组织、无纪律”的流氓阶级。

流氓也多是无产阶级，“无恒产者无恒心”，成为原始的流氓无产者。

流氓之所以成为一个阶级，盖因其形成一套流氓文化。以战国时道家哲学家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以辩证法面目出现的说学为代表，赋予了流氓言行以理论高度。

公孙氏虽属无意为之，但此学说作为社会流氓化的文化标志之一，却也难以自辩无辜。

好在尚处百家争鸣时代，别人还有争辩和反驳的权利。后来秦统六国，天下归一，这个权利也慢慢消失了。

总体而言，一度与当时世界各大文明齐平勃发的周文明,由于战乱流民冲击被拉低至平民维度，整体面相呈下降趋势，再次为后世文明定了基本格调。

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文明返祖”。

2、流氓特征

从人类精神特质上划分，自上而下有贵族、平民和流氓三等，中间的平民永远是社会主流。下等流氓，社会地位、精神追求和道德素养低下，更多是与泼皮、地痞、无赖、混混这些吃上顿没下顿的市井族类夹杂而生，相向而行，虽品性稍异，但几乎类同。

若此，流氓显然又与主要栖居穷乡僻壤的土匪、强盗这些有组织（甚至有纲领）的硬暴力犯罪集团有所不同，与刘邦、朱元璋这些后来成势的政治流氓集团也难类比。

按其表现细分，流氓也分大流氓和小流氓，官流氓和民流氓四种。其中带“官”字头的流氓，即贪腐分子，往往与大流氓合流而不分彼此，成为新的流氓阶级的登峰造极之作。

若是和平年代，流氓一般会相对固定于某特定区域，如村、乡、街、区等，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在社会秩序来回打烂和重建的轮回中，流氓阶级也在不断演变。看待流氓现象，如同“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般要与时俱进。成型后的流氓特征如下：

一是失信。恃强凌弱、没有规则，信奉以无赖、暴力为代表的丛林法则，以市井社会中的强抢强占、强买强卖为基本标志。

二是暴力。个体成员只要具备足够的原始生物能量，即强壮的体力，即有资格占据流氓群体中的高位。“江湖地位和团伙座次，是打出来的。”

如再兼具智慧，就能超越李逵，成为宋江。

老实巴脚的大多数人，成不了流氓，但逼急了会成为暴民。

三是害它。流氓以害人为己任，毫不利它，专门害人，对自己和同类之外的利益侵害目标：“它人”，具有极强的依附性。

四是讲歪理。“歪理也是理”，但不代表流氓反智，反而往往很聪明，用以给流氓行径壮胆撑腰，掩护其反社会、反道德、反伦理或非法行径。

五是骗。既然歪理大行其道，则谎言和欺骗也必然信手捻来。骗人于无形，是流氓九段。

六是奴性。在流氓迎上欺下的另一面，是很强的奴性，多难逃招安的命运，成为权力的夜壶。换言之，当流氓足够强大到权氓合一时，也能成为权力的主人。这也是奴性人格的两个极端：要不奴隶，要不奴隶主。

七是准入门槛低。符合底层社会生存现实，故经百世演化而深入市井百姓家，成为底层社会一股潜流文化。

八是民间江湖社会。与官方社会并驾齐驱，分别发展出两种不同的阶级成色和文化底蕴。出于利益之需，二者也时有交集，如官匪勾结。

九是道德标签。流氓二字后来多指品行不端者，甚至，多有被狭义地用于异性之间的反纲常行为。

按照现代标准，首先道德评价不能作为事实认定依据，其次在不侵害第三方利益前提下，异性交往属于私德和私域范围，不应示众。

3、流氓高逑

从农村到城市，众所周知的市井流氓高逑及其同伙，原本就是一些无所事事的城市待业青年，一帮街头混混。后来怎地祖坟冒青烟，竟摇身一变，跃升为拥权自重的流氓高官。从一极走向另一极，高逑是流氓史的经典教科书。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的背后是体制，体制控制了多数社会资源。自从高逑们从街头混混混进体制，有了编制，甚至还成为管编制的大人物，流氓运动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了。

高太尉给我们的启示有二：一并不是小流氓、小人物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关键看你的拼搏和运气；二并不是当官的就不是流氓，恰恰因为有权在手，当官的才更有流氓资格。

流氓堪效高太尉，生子当如孙仲谋。

二、从江湖正义到流氓秘籍，团结有力量，歪理能横行

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原出自1992年1月16日《文学报》，金仲兵本文引用自网络)

1、侠义江湖

传统江湖社会成型后，价值取向分化成几个等级（或种类，暂难分高低），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是与官方儒家文化相吻合的江湖道义，代表人物是义薄云天、威震华夏的关羽大帝。但既然是谈论江湖社会，我们还是要注意在供奉关氏时，别忘了他的双重身份：先民后官——如何剔除其中的官味儿？或者说，他进入体制后，还算不算真正的江湖中人？

另一级，就是本文关注的独立于官方、相对纯粹的民间江湖社会，这类江湖中人多具备关帝的优良品质，但区别在于不食官禄，是最早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信徒，信奉我行我素、济弱扶贫的人生理念，并且在尚武精神时代，亦文亦武亦侠，游历四海五湖，结交天下豪杰。如李白。

“英雄从古轻一掷，盗亦有道真堪述”，盗且如此，况侠乎？关于侠客，有不少传记。

再有一级江湖人物，就是混迹于十里、百里乡土，品行低劣者，即为流氓。有些头面人物，则为恶霸，如果时代不济，即具有匪盗潜质。

可见，侠客与流氓虽都是体制外的江湖中人，但天地有别。

2、团结就是力量

你见过一直单打独斗并长期名振江湖的流氓吗？这不是流氓，这叫侠客，或称独行侠。因为侠客对从事的匡扶正义之举有道义上的底气，哪怕一人也不显孤单。而流氓对干的流氓事自知理亏，所以需要通过抱团取暖来“不讲理”或“讲歪理”。于是才二人为伴，三五成群，拉帮结派。

从博弈理论角度看，以多打少，胜出概率肯定很高，至于道义是非，那不在流氓团伙考量之内。所以那些做大做强“成功”了的流氓就像蟑螂一样，只要发现一个，背后往往很容易形成一群。这是对“团结就是力量”、“集中优势兵力”的深刻理解和实践。

不怕流氓耍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有权力且无道义，即流氓+权力+文化+暴力+资本，那就能无法无天了。

3、流氓逻辑与反智主义

流氓逻辑与反智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流氓“讲歪理”，反智“认死理”。流氓逻辑表面看是反智主义，但流氓不一定弱智，反智只是他们表演和利用的工具——擅长横竖都有理的诡辩术，低端的强辞夺理、颠倒黑白，高端的对立统一、辨证分析，所以才叫真流氓。

从私德上来说，有一市井故事：子求其父买车，父吝啬，本欲拒之。恰店家开价十，父乃报一，差距巨大，久拖未果。店家怒怼：卖乞丐亦不止此！父无视，遂劝子：非我不买，实店家利欲薰心，毫无诚意。不如回家开我那辆自装车吧。

从公德上来说，有各种霸王条款：一些大平台无视合同、契约方面的立法精神和具体规定，利用强势地位制定单方协议和规则，侵害用户利益。比如，平台为应合上面要求，消解压力，对作者热文无预警地突然删除，紧接着是封号，这还不算，在文章正常展示时已经产生广告收益的前提下，在结算期内私自扣除，不给结算分成——如果说删文封号是管理需要，那么拒付收益就是借机吃人血馒头的流氓行为。

从学术面来说，联想到法学界争论不休的“恶法亦法”论和其它各类不胜枚举的荒诞理论。

从舆论面来说，有“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厮马论......

但凡反智盛行之际，必是流氓兴起之时。在流氓勃兴的时代，流氓意识如同远古病毒复活一般，倒也沧海横流，时显豪横本色，不免令人唏嘘。

三、从流氓到无产阶级，从企业家到流民二代

流氓既然能从流民发展而来，说明这一社会和文化现象也并非一成不变。说说当代流民阶级的进化特性。

1、当代流民简史

革命时期。前溯百年各个历史阶段，通过斗争和清除私产在农村孵化流民，然后转化为战斗队伍，再不断整合各村乡县形成态势，进行统一领导。所以也可惯称为流民起义。

据考证，领袖当时就看重流氓无产者的革命作用，当成贫农的组成部分，并且称之为“赤贫阶级”，这一点，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因其在短视下的无尽贪欲之外身无分文，四大皆空，流氓无产者在“有害”的另一面，据称也有其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先进性”，正如《国际歌》所言“失去的只有锁链”，没有后顾之忧，拿得起、放得下，绝决得很，具备革命的彻底性，故一直是先锋主力。

从统战原则讲，流氓到底是可以团结利用的正面力量，还是必须着力打击的社会毒瘤？这取决于对时势的判断，更取决于谁掌握了权力。

文革时期。武斗运动中的红卫兵，就是城市无业游民，属于流民的一种，游走于流民和流氓之间，很像待业青年时代的高逑。从作家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中就能看到，“小闯将”们后来被涂上“知识青年”的油彩，“上山下乡”流放到农村，本质是剔除了城市不稳定因素。这一点，没有宋代高逑们幸运。

改开时期。知青回城，待业青年身份得到钦定和正名，终于有了挥洒青春荷尔蒙的市场空间，好多人从倒爷干起，涌现出一批创业能手，有的成为企业家。

另外与此相对应的，改革释放了大量原先被户籍制度捆绑在土地上的富余农民，在大量涌入城市过程中，形成数以亿计的新流民——统称为“农民工”的外来流民群体。

改开松绑造就了流民，也用市场手段稳住了流民，使之转化为农民工、产业工人和城市白领、中产阶级，推进了城市化。

将反社会力量引导为正向建设力量，这是老邓的绝笔！

2、流民现象分析

第一，从流民到流氓，打乱了有序的社会运行机制，也导致原有的财产、产权制度发生危机，进而累及社会信任和道德基础，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历史文化面相，对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法治社会长期不振，是否也有渗透和制约？

答案是肯定的，流氓文化盛行的社会，对恒定的产权（财产）制度，对社会繁荣稳定的严重伤害，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革命时期提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口号，本质上是对产权制度的一种尊重：从细微处做起。也因此感召了不少人。而近些年频频发生的强拆强迁事件，则是对产权制度的巨大破坏，丧失的是民心。

第二，繁荣的经济，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财政盈收平衡的基础，是治理核心要义之一。我们多年追求经济高增长，本质即维持稳定，获得政绩合法性。而正确处理流民问题，是保证经济增长和发展繁荣的前提。

第三，在官方数据认定城市化已实现60%以上的情况下，还有大量城市本土和源自农村的流民阶级尚待转化，其中所谓“三无人员”的一部分，则可能转化为流氓，成为民间江湖犯罪的潜在主力。如前两年江苏昆山的龙哥事件，即是从留守儿童成长为城市游民的典型。

三年防疫的当下，经济萧条、贫富分化、道德式微、权贵横行，以流民二代、三代组成的新老流民，是社会治理面对的一个重大命题。

四、流氓排行榜，权力的夜壶

1、流氓与金钱、权力的关系

事实证明，现代流氓中的成功者，往往不再限于市井蝇头小利之谋，而是在固有的黑色系中加入了官（权）、商、资本、文化要素，拥有完整的现代公司制度和管理架构，呈现出合法化、组织化、商业化、官方化、隐蔽化特征，从外表看，几乎是企业典范。加之往往坐拥诸如矿山、运输、建筑、娱乐等江湖味浓厚的低技术行业的巨大份额，甚至能影响地方政策走向和政治风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流氓趋富，必用其极。这时候的流氓团伙其实已经发生了质变，说其品质在不断优化改良也好，说其德行趋恶、更加隐秘也罢，总之，当一匹狼披上羊皮的时候，就像流氓穿上西服，不是学好，就是做恶，区别在于流氓本性的多少，而非有无。

听其言之外，重点是学会观其行。

近年来，屡打不绝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其成员即多由市井或村镇个体流氓构成，并不断向村镇街道基层治权进行反向渗透，后来发展到亦民亦官，出现了民间与官方交叉的混杂局面，可以类比的就是《水浒传》中的一些情节——民间江湖犯罪往往与官场腐败同步而生，是社会犯罪的一体两面。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对打黑除恶显然是个新考验，司法实践中，也确实表现得敌我难分。原因再强调一遍：盖因多有官方背景当保护伞，也逃不脱充当权力夜壶的宿命。

2、流氓排行榜，谁才是最大的流氓？

按上文分析一级级推上来，最大的流氓是谁？大隐隐于朝者，蜇伏十载，方一鸣惊人。体制内、有编制、有公共资源，才有可能成为大流氓（甚或大英雄）。如宋代高逑们。

不妨将视野进一步放大，继续展开联想：如果高逑像秦末刘邦那样想：“彼可取而代之”，然后按照宋太祖“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作风逼徽宗禅让，在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继续假设，如果高逑当了皇帝，无非是刘邦的简化版和宋太祖的流氓版，那么，以“高家人”的利益为核心的新王朝与历代有何不同？无非又多了一个流氓建立的朝代，并且更流氓，居流氓排行榜之首。

说到底，起家于流民的流氓，肇始于民间江湖，成型于官方背景的流氓集团，到最后还得与权力合流，或以王朝式的政治面目示人，或成为王朝的工具。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的尽头，其实是权力。而与权力相对的，是个体人的权利。要不然，有权力的就是流氓，无权利的，就可能成为流民。

五、从流氓到贵族，从驭民五术到人生四步曲

上文首节侧重于事实，讲述了从贵族到流氓的文明返祖过程，其中，战乱是引子，贫困是生存状态，流氓文化是结果。这还只是礼崩乐坏的初始阶段。

一俟[sì]秦统天下，则是另一文明返祖的定型期。其“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贫民、辱民）与“皇权万世”观，直接将社会生态定格为上下两极断裂、中层缺失的二元社会，以及非奴即主，治或受治的官奴文化。

其后，底层平民多在生存和温饱线上挣扎，普遍患上物资贫乏症而无心他顾（抢占、囤货即由此而来），民心渐趋躺平摆滥，妄论贵族精神为何物了。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难发现，贫穷、动荡、不公就是流氓之母，而刻意制造流氓者，万恶也。

韦伯把人类社会分成三个时代，分别是传统时代、英雄时代和法治时代。马斯洛生存理论则将人类生存状态分为六层，处于生物阶段的生理需求（衣、食、住、性，即今之温饱论）是最低层次的。恰恰与此“完美”对应的，正是“百代皆行秦制度”的两千年帝制。

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具而知荣辱。基于此，脱贫致富，培养中产阶级和生存安全感，改变中空社会为橄榄型社会，获得价值需求，进而实现自我，仍是吾人使命。

依据马斯洛理论，我提出过人生四步曲：由贫而富，由富而贵，由贵而雅，由雅而信，这样一个逐步升华和实现自我的路线图。四十年改革新生的中产阶级即其初级产物，但面临何去何从之困，希望不是昙花一现。

借用唐诗“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明喻其理，若此，即离回归贵族精神远而有期了。

二〇二三年一月九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