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的节制生育观

　　【口舌之勇】

　　如今，信息时代的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都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急剧下降和新生人口不足，已成为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蒋梦麟和马寅初当年始料未及的。

　　孙勇

　　一提到“节制生育”或“计划生育”，中国人很容易想到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马寅初先生。1957年7月，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新人口论》重点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论述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迫切性，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内含“节制生育”之意）。尽管这一观点在当时受到批判，但是后来还是影响到中国最高决策层，成为制定计划生育国策的重要参考。

　　实际上，在《新人口论》发表之前，就有一位中国人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观点，他就是著名教育家和农学家蒋梦麟先生。巧合的是，马寅初和蒋梦麟都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而且都曾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论留学资历，马寅初早几年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是蒋梦麟的师兄（同校但不同专业）；论当北大校长的资历，蒋梦麟主政北大在先，是马寅初的前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先生考证，早在1922年，蒋梦麟就介绍美国提倡“生育制裁”的山格夫人到中国来访问，并在北京大学演讲。至少从那个时候起，蒋梦麟就已经对人口增长必须与社会经济增长同步有了相当深切的认识。而山格夫人“生育制裁”的思想影响蒋梦麟人口观念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949年，蒋梦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地区。此后，他在继续关心教育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台湾地区的农业、土地与人口问题上。伴随着国民党大量军政人员及其家属迁入台湾、台湾地区农业的发展以及婴儿潮的出现和死亡率的下降，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台湾地区的人口剧增，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3%，最高时甚至超过5%。蒋梦麟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对于台湾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于是提出“节制生育”问题。他指出，只有控制住人口盲目增长，农业复兴才能真正实现，才能真正化解台湾人口的压力。

　　在蒋梦麟的著作和言论中，最早提出人口问题的是1951年2月发表的《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和同年7月发表的《土地问题与人口》。在这两篇文章中，蒋梦麟援引中国历史上“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古训，明确提出人口与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后数年，他又发表《为什么要限田？限田以后怎么办？》、《谈谈台湾的人地问题》等多篇文章，阐述自己对台湾人口问题的忧虑和对策。

　　1959年4月，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这是中国现代人口政策史上的一份经典文献，它也标志着蒋梦麟节制生育思想体系的成熟。在此文中，蒋梦麟揭示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在当时的高生育率下，台湾省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人口；二是，台湾省每年新增人口消费一个石门水库当年（注：石门水库是台湾地区重要的水利工程，1954年动工，1964年竣工）所能增产的粮食。基于此，蒋梦麟大声疾呼：节制生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此文一经发表，就在台湾各界引发激烈论战。反对者中，有人认为蒋梦麟目光短浅，有人认为蒋梦麟违背了孙中山遗训，有人甚至把蒋梦麟比作黄巢、秦桧和汪精卫。

　　对于自己的节制生育主张遭遇的抨击、污蔑和威胁，蒋梦麟早有心理准备。他在台湾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当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在见仁见智、弹赞双方针锋相对的争鸣中，台湾当局最终采纳了蒋梦麟的节育谏言。1961年，台湾“人口研究中心”成立，并于1963年在台中市推行节育实验。1964年，台湾“卫生署”成立“家庭卫生委员会”，全面推行节育政策，并在1967年表示，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从1971年起，台湾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的口号。与中国大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同的是，台湾地区的节育政策并非强制性的，而是通过舆论倡导、生殖服务、政策倾斜等柔性的方式来实施。

　　蒋梦麟的节制生育观与马寅初的计划生育观相比，有同有异。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他们都看到了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过快之间的矛盾，进而主张以节育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马寅初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并举，蒋梦麟则无此主张。

　　从现存的公开史料看，马寅初计划生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在1953年到1957年之间。1953年，马寅初提出了计划生育和晚婚晚育的观点，建议国人少生优生，鼓励全国人民有计划地进行节育，并且主张超生罚款。他当时认为，每个家庭拥有两个孩子是比较正常合适的（彼时中国大陆生四个以上孩子的夫妻比比皆是）。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这标志着他计划生育思想体系的成熟。而蒋梦麟有文字可证的节制生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在1951年到1957年之间，与马寅初计划生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时间大致相当。可以说，蒋梦麟和马寅初是海峡两岸人口学的双子星，两人共同成为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奠基人。

　　毋庸讳言，蒋梦麟的节制生育观和马寅初的计划生育思想，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也具有历史局限性。70年前，蒋梦麟和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时，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尚带有浓厚的农耕社会的烙印，经济结构与产业形态和今天相比，还处在比较低的层次；思想界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也远远达不到今天的深度。那时的中国也没有出现独身主义潮流和家庭少子化、社会老龄化问题。如今，信息时代的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都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急剧下降和新生人口不足，已成为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蒋梦麟和马寅初当年始料未及的。新历史条件下的人口课题，呼唤着新一代的思想者，在超越蒋梦麟和马寅初的基础上，交出不辜负时代的答卷。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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