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前言：
念书考试的天赋，对那些出身贫寒、屡遭命运戏弄的女孩，是祝福还是诅咒？
一对“霉运”小姐妹，曾在船上对着晚霞，许下改变命运的宏愿。后来的她们，曾被拥上山峰，也被压到谷底，唯一不曾改变的，是“改变”这个深刻入骨的执念。
读书到底能改命吗？虫安的新作《学霸姊妹花》，跌宕起伏，命牵一线，挽救一切的，终是执念。
一个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人，某天，忽然在大街上撞见，我却躲瘟似的逃开了。心想，应该不是她，她怎么可能出现在这。
等我逃回了酒店，照了照镜子，往事又在脑子里放电影。
她哪都变了，变得老了，皮肤像变质的面包，面庞也垮了。唯独眼睛没变，和我们最初相遇时一样，是一种无法凝视的尖锐，刺得人疼。
原本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宋丽，但命运和岁月，就像一对儿蹩脚的双簧演员，十分不搞笑地捉弄着我们。
那是99年的夏天，我12岁，老家的固臼湖有一处烂泥沟，泊着十几艘废船，那里便叫“废船沟”。我整天撑着一条木划子，在那些生锈的铁船间不停地穿梭。
矿泉水瓶，一毛钱一个，废弃的柴油桶，可以换一斤猪肉……运气实在好了，我还能“捡”到废船上脱落的外窗，铝合金材质，够换20斤大米。收工回家，我就买一根冰棍，理直气壮地吞下。
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世，记事以来，便生活在一条腥臭的船上。那是一艘六米长的住家船，船舱是用紫竹编织的，里面钉着床板。
遇见宋丽，在一个傍晚。
我正好去淘马桶，老爹看见了血，他就在床板的两头挂起来一张布帘。他叮嘱我，晓美，你大了，以后换衣物、梳头、洗屁股，都要在那张布帘里。
那天，我对老爹充满了怨怒。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要和一个整天醉酒的男人生活在一条船上，为什么我没有老娘。这些害臊的话应当老娘对我讲。
我撑着木划子，气鼓鼓地将马桶带进了废船沟。那里水质浑浊，渔区的妇女都过来淘马桶，湖面漂着各种垃圾。我却喜欢这个地方，常来这儿淘“宝贝”。我还喜欢那些裸露着船骨的铁船，好像它们随时可以出航，带我去梦里的远方。
我看见一道暗影从废船间钻出来，铁锈和霞光融为一体，暗影正在湖面荡动。霞光正要隐退的时候，暗影挨近了我。
她便是14岁的宋丽，额头上贴着两三片鱼鳞，被霞光烤红了脸，一只手撑着竹篙，另一只手却在滴血、发抖。
“你看见我的手指头了么？”
我被她的问题吓住了，立刻瞥到她那只滴血的手上。
她的小拇指上缠绕着厚厚的布条。
“你的手受伤了么？”
“我杀鱼把小拇指杀掉了。”
我自己的小拇指也好像疼了一下，想起换牙时，一颗晃动了个把月的门牙，都不敢发力去拽。
我盯着这位眼神烁亮的女孩，有点儿惊恐，又有些许服气。
霞光收拢，暮色涌起，我俩在墨色的湖面撑着木划子，共同寻找那一截断指。
天色彻底往下黑了，我发现了那截断指，它卡在一堆白色的药瓶里。
我将它捞上来，两根手指夹紧它，臂膀打得直直的，有些发怵，心慌慌地交给她。
她接过去，说：你的眼比我的尖。
我问她：还能接上去吗？
她说：接上了我也不要，我可不想手上长一截猪尾巴。
断指被湖水泡得肿胀，确实像一截猪尾巴。
我说：那你干吗寻它。
她说：我就怕它掉进脏水里，我要换块干净的地方，扔了它。
宋丽比我大两岁，85年的牛。我们认识时，她已经14岁，个头比我矮了6公分，月经也没来。我教会她写自己的名字，教会她唱周杰伦的歌。但势头很快反转，她不仅发育了、漂亮了，并且，当她学会了认字，读完了我拾荒时收集的课本，她立刻成了我的“老师”，纠正我的认知、纠正我的英语读音、纠正我学会的所有流行音乐的唱调……甚至于后来，她试图一次次纠正我偏轨的人生。
不得不承认，她学习能力惊人，记忆超群。但这份令人羡妒的天赋，却又不知从何得来。
她是渔民的世代，老爹是捕鱼能手，可惜后来中了风，老娘勤劳质朴，却有精神病，常年吃药。一家三口，个个文盲，没人摸过书本。
爹娘一年要吃掉一麻袋的药，她11岁就帮咸货工厂杀鱼。有的青鱼比她的个头还大，一刀下去，鱼血将她染透了。
写到这里，我好像能够理解，她为什么渴望活成一个“干净”的人。
我们后来共同学习，一块儿成长，又一同走进了校园。我们一起站上过一艘废船，对着夜空大喊各自的志愿。
她想考进清华，学医，当一流的医生；我想考进北影，当大明星。
那个夜晚十分滚烫，天上繁星点点，我俩的脚底板，好像蓄满了热度不减的能量，足够一飞冲天，摘星揽月。
现实却变成了一盆又一盆的冰水，命运不断捉弄着我们。
往事实在一言难尽，简单来讲，我能参加高考，有宋丽的牺牲和功劳。她复读四次，高考了5趟，有4趟考过了600分。高考过600分的复读生，能在民办高中拿奖励，复读给她带来了十几万的收入，这笔钱有一部分填掉了我欠下的美容贷，另一部分则用作了她爹娘的医药费。
最后一次高考，她忘填了数学考卷的选择题，错失60分，以后便再也见不得桌子，但凡看见，就会趴上去做选择题，自己把自己绕进了一座精神的迷宫；我虽然在职高考进了本科班，但后来卷入了一起敲诈勒索案，获刑5年。
2012年2月，我入狱服刑，多次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获得了一年半的减刑奖励。2015年5月，我出狱了。半年后，我写了一篇《铁窗里的自考》，文章叙述了自己的经历，用一句话概括：一本出自高墙内的本科学历，托起了“我”下坠的人生。
故事写得特别励志，发表在公众号“世道”上，副标题是“读书改命，什么时候都不晚”，阅读量突破了百万+，各家影视公司争相购买版权，很多出版社也发来了约稿合同。我也借着机遇，成了一名签约作者，全职写作。
其实，高墙里自考，主要是为了减刑奖励分。狱政科规定，服刑人员参加自学考试，每通过一门，加奖励分3分，拿够120分，便可以参评改造积极分子，就可以减刑。
参加自考的女犯不少，但真正能考来文凭的，属于凤毛麟角。我铁了心要拿到这张文凭，除了拿分减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宋丽给我的一记耳光。
那是2010年，宋丽来学校看我，约我出去，想聊聊天，也想听听我毕业后的打算。我们约在一家咖啡店，我跟她摊牌，说自己大二的下学期就辍学了，早都不住校了，现在正做着自己的事业，不想把时间花在无用的知识上，早点接触社会，早点实现财务自由……
不等我的辩解讲完，宋丽毫无征兆地站起，甩了我一记耳光。
我感到脸庞火辣辣的，但并不觉得疼，甚至有点儿兴奋了。
好像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便期待着这一记耳光，期待着这场风暴，扯断我跟她的关系。
挨了那记耳光后，我站起身，朝她大声吼道：我们之间，一笔勾销！谁都不欠谁！
我跑出了咖啡店，外面烈日如火，我也跑进了自己设定的那道偏轨，不撞南墙心不死。可我未曾想过，当我遭受了牢狱之灾，那记耳光突然在脸上疼了起来。
眼下已是2020年6月，疫情缓和了下来，我到黄山出差，在屯溪区的商业街上撞见了她。
她瘦得不能再瘦，穿着和肤色很像一位资深的驴友，可神态却不是享受旅程的。黄山这座旅游城市里，游客的神态都很好分辨。
我跟她对视了足足10秒，她衰老得吓人，脸上布满雀斑和皱纹。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我也迅速瞥到别处，她往商城广场走，我调头去了酒店的位置，彼此默契地分了岔。
我来黄山，是有一部电影正在这儿开机，影片改编自《高墙内的自考》。我是作者，又是故事的原型人物，便被导演聘为了剧组顾问。
撞见宋丽后，我快速躲回了酒店，心里却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又迅速下楼，往大街的南头走了一大截，又转回来往北走，满街都是游客，都是陌生的面孔。
我想，她怎么消失得那么快，她肯定有意躲着我。她只要撇下“我”，就可以把过去撇个干净。
我四处寻她，没头苍蝇似的乱跑。
日头正烈，一道火辣辣的炫光，晒红了我的脸，像是那记耳光又打了回来……
第一场
“万年以前，这里是一处巨大的湖泊——古丹阳湖。长江之水奔流而下，裹挟的泥沙不断沉积，汪洋巨泽逐渐退化成零星的小湖，固臼湖随之孕育而生。”
十几艘废船裸着生锈的船骨，泊在废船沟。
我和宋丽蹲在一艘船上，一起读着一本《淳宁县志》，上面介绍着“固臼湖”的由来。
宋丽还不怎么认字，我读一句，她跟一句。
废船上有很多裂了缝的窗户，玻璃上贴满了避光的报纸、书页、地图、裸女画报。我和宋丽每天都过来，一人带一只脸盆，兴冲冲地爬上船，往这些废窗上泼水。
那些书页和地图，一张张揭下来，铺到我们自家的船头，晾干后收集起来，撩几针渔线，便成了我俩认字的课本。
“哪里退化成了零星的小湖？我都望不着边呢。”
宋丽站去了船头，我也跟了过去。
辽阔的湖域，海一样的无际。正是傍晚时刻，满湖的霞光映衬着我们的脸。一群水鸟跃起，宋丽突然叫了一声，我也跟着她叫，鸟群被吓得左右散开。
我们脸对着脸，大声地笑。
“我要当明星！”
晚霞照亮了我的身体，我感觉自己像画报上的明星，朝着湖面大声许愿。
“宋丽，你也跟着我喊呀！”
“我才不喊，傻不拉叽的。”
“不行，你跟着我喊，刚才我跟着你喊的！”
“傻子才喊！”
我不高兴了，追她打她，推她到船头，逼她许愿。
她提了提气，将双手架成了一个扩音喇叭，脖子上翘着筋，喊道：
“老子要考公安大学！老子要当女警察！”
这位自称“老子”，立志当警察的女孩，将将14岁。她站定在船头，大声许愿时，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刚会念100个数字。
“你昨天还说要当医生，治你老娘的神经病呢。今天怎么又要当警察？”
“我老娘的神经病是我老爹打出来的，老子当了警察的第一桩事，就是枪毙我老爹。”
宋丽的老爹叫宋太平，85年冬月，湖风割面，宋太平起个大夜，撑着一条木划子，将孕期八个月的妻子送进了“庙船”。
庙船里住着“船婆”，既懂医术也会算术。
船婆做了些法式，拨动了几下手指，对宋太平说：你命里没儿子。
宋太平回去了。
固臼湖的北边有个渔民聚居区，百十条住家船泊在一个避风湾。宋太平也有条水泥船，上面用木板搭建了一个矮舍，搁在水湾的西南角，算作了一个家。
他已经33岁，每天起早贪黑，练就了一身捕鱼的本事，总算攒够了讨老婆的钞票。他盼着一个儿子，等着儿子长足了力气，学会撒网，跟着自己一块儿打渔，一块儿在这片水域里谋稻粮……船舱里的鱼虾，永远堆得比别家的高。
一个合格的渔民，只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景。
船婆的话，让宋太平的内心很不太平。没了儿子，他的人生就不及格。
进了家，宋太平蹲去船尾，抽了七八根烟。寒风吹不消他的火气，人杵在哪儿，脚跟前便很快围上一圈烟头子。烟抽完了，火气总归憋不住了。他冲进了船屋，将目所能及的物品统统砸在了老婆的身上。
一双胶鞋击中了老婆的肚皮，她疼得打滚，羊水下来了，腿中间湿了一大片。
老娘正要死要活的这一刻儿，宋丽便降世了。
《淳宁县志》上的固臼湖，只是汪洋巨泽退化的小湖，但对于早产的宋丽来讲，却是无边的命运苦水。
10岁时，宋丽跟宋太平干仗。她小块头，头大身子小，被宋太平拎起来倒过去，用铁块一样的巴掌，扇得她屁股青紫。但她伶牙俐齿，像条小猎狗似的叼住了宋太平的胳膊，咬得那只硬邦邦的胳膊血糊糊。
宋太平骂她：“小婊子，你不是老子生的，你滚下船去，你讨饭去！”
宋丽回嘴：宋太平，你不算个男人，你把我娘打得早产，才生了我。现在我光长头不长身体，宋太平是你害了我娘害了我。
宋太平在风浪天里打过渔，湖面光波摇曳，像无数的飞刀袭来，湖面翘起，船只如同一枚抛出的硬币，落下来的正反面就是生和死。他没怕过，铁块一样的胳膊和大腿，更没得一丝丝抖。但他想不明白，10岁大的一个小丫头，怎么就让他怕了，让他疼得颤了。
其实，宋丽7岁的时候，弄清了老娘为啥总喊错她名字的时候，便立志要当一个女战士了。
老娘总喊她“宋宝”，她想自己分明叫宋丽，怎么成“送宝”了。原来她本该有一个哥哥，生下来不足一岁，老娘有天洗被罩，小不点儿在船上乱爬，爬进了湖里。这是宋太平的一块宝，却被老天爷没收了，老娘少不了吃老爹的巴掌。老娘二胎又生下来宋丽，挨打的时候便更多了。几年吃的苦攒在头脑里，老娘的头脑便越来越不好，常常把宋丽当成宋宝。
7岁，宋丽便明白了，老娘可怜，老爹可恨。
自从船上架起了天线，屋里有了黑白电视，老娘便是落难的八路军，老爹便是万恶的小日本儿。宋丽用渔刀，在墙上刻“正”字。老爹侵略老娘一次，正字便多出一道比划。两年，宋丽刻了不知多少个“正”，她认数不超过20。密密麻麻的“正”，就是她一次又一次下定的决心，决心打倒小日本儿。
宋太平这辈子没法儿弄明白，10岁的小孩怎么都这样泼悍，牙齿里带着毒汁，把自己咬得发抖。他不惧湖里的惊涛骇浪，却搞不懂一个孩子，内心世界怎么就藏得住这样的一片无垠深海。
宋丽11岁时，宋太平喝酒喝过了头，跌了一跤，脑袋磕到了硬物，中了风。宋太平浑身上下，光剩一张嘴能动，骂人时口水乱溅。
“小婊子，渔网不是你这样撒的！”
“烂货，刀鱼你还放生！”
“臭逼，渔不好好打，整天拾这些破烂回来！”
……
宋丽只当宋太平是空气，只有吃饭时，才想起那边还多余了一张嘴。
自打宋太平爬不起身的那一天，那只打人的铁巴掌，端不稳一只汤勺了，宋丽的“抗日战争”便彻底胜利了。不过，恶疾虽带走了老爹的暴戾，却也拆断了家中的顶梁柱。
宋丽接管了这条船，但船上吃不饱的日子也多了。她自己想主意，努力填补一家三口的生活。
她在咸货厂杀鱼，脸上黏满鱼鳞，夏天的双臂发满了痱子，冬天又长出了冻疮。
老娘精神好的时候，也去帮忙，两人一天能杀几百条大青鱼，剖开肚子的鱼晾晒在船板上，场面相当红火。
她会打弹弓，眼神很贼，野鸽、麻雀、水鸟、金鸡……隔三差五就是灶上的菜；她还拾荒、收废品，每日正午，带着稻草帽，撑着木划子，在各条水路上打捞漂浮物……金钱像沙粒一样，一点一点汇聚到她手里，托起这个残碎的家庭。
14岁的一天，她去大户的船上杀鱼，正午的日头像悬在头顶的烤灯。她忙得浑身冒汗，燥热难耐了，晃个神的空当，下刀偏了两寸，把自己的左小拇指切下来了。她疼得直哆嗦，但又不想被旁人看笑话，嫌她出不来活儿。几百条青鱼都得杀出来，再送进咸货厂，稍迟几个点儿，热天里都得发烂腐臭。她用刀割下了衣服的袖口，包扎了伤口，继续杀鱼。
船上蹲着几只吃鱼内脏的猫，一只三花用前爪拨动着那截断指，断指在鱼血里滚动，落进了湖里。
三花舔完了前爪上的血迹，日头逐渐偏西，劳碌的一天总算结束了。宋丽撑着木划子，赶在夕日隐退之前，寻找着那截断指。
她忍着痛，拼劲撑船，想起老娘被渔钩扎穿脚底板的时候。她一点点小，见了老娘满脚的血，哭得脸在抖。
那时候，老娘的精神状态还可以，还没将她喊成“宋宝”。
老娘说：丽丽，别怕血。女人最不该怕血。
正是同一个傍晚，我被老爹窥见了身体变化的秘密，恼怒地拎走那只带血的马桶，遇见了同样流血的宋丽。
我们相识之后，“女人最不该怕血”成了她每个月都要跟我讲的话。
我比她小两岁，月经却来得早，每个月都会痛经。起初，我格外讨厌这声话，好像女人活该流血、活该受罪。
如果说，宋丽的命运泡进了苦水，那么，我的命运就是泡进了脏水。
我从记事起，便生活在一艘臭哄哄的木船上。各家各户的渔船，都免不得鱼腥气，但我家的那艘烂船却情况不同。
老爹不会捕鱼，船上出现鱼的天数不多，要么是大户出船，老爹就当帮工，用满身的力气换几瓶酒钱和两条断气的鱼；要么是大鱼换气，跃错了位置，自己把自己搁进了船舱。
水上人迷信，“开船不吃自来鱼”。
老爹却不讲究，进了船舱的鱼，全成了灶头上的下酒菜。
船上的臭味有很多源头，夏季是老爹的胳肢窝，腋下的狐臭味比蚊香管用；冬季是老爹醉醺醺的黄牙大嘴，他没日没夜地喝劣质白酒，没日没夜地呕吐。
最可怕的臭源是船屋的那只粪桶。
我只比那只粪桶高出一个头的时候，就学会了骂：“爹爹太龌龊！”
我当然不肯用，宁愿熬着，老爹怕我尿床，就把我吊在那只粪桶上面，什么时候尿了，什么时候睡觉。
不晓得从哪天开始，那只粪桶的后面开始长出巨大蘑菇。一夜之间，诡异蘑菇就会淌出黑汁，吓人得很。老爹会把它们摘尽，用来烧鱼。菜出锅了，我宁愿饿死，也从不沾嘴。我是进了高中，才晓得蘑菇有个恐怖的名字——”墨汁鬼伞”。它虽然可以食用，配了酒却生出毒性。我后来也不难理解，老爹常常一睡几天，兴许是中了毒。
老爹叫武继兵，块头大，毛发密，面相和体格都不像南方人。他不仅不会打渔，还很怕水，渔区的人都笑话他。最关键的是，他舌头不好，好像短了一截，说话像含着一团棉花，软得说不来长话。渔区的人就给他取外号，叫他“软脚蟹”。软脚的螃蟹个儿都挺大，这外号倒是格外称他。
我很早便晓得老爹无能、懒惰，但有时也会恍惚，尤其是他喝酒喝热的时候，脱掉上衣，左右的胸口露着两条青龙纹身，架势相当唬人。渔民的小孩欺负我时，我难免抱有期待，两条大青龙来保护我，去收拾他们。当然只是幻想，我无数次鼻青脸肿地回家，两条大青龙依旧醉得不省人事。
真正保护我的人，反倒是宋丽。
我记得12岁那年，夏末的气温实在烤人，我寻到一处干净的水域，脱得精光，下水洗澡。周边是枯了大半的芦苇丛，给了我很好的掩护。洗了几分钟，我听见了摩托艇的声音，探头去看，三个渔民子弟正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艇，湖面被搅出一阵阵的白浪。
要命的是，我的木划子被水浪推远了，上面堆着我的衣裤。我总不能光着屁股游过去，便探着头，喊他们，让他们消停一刻儿。
料不想，这三个小渔民都是流氓，两个男孩打着耳钉，摩托艇的中间位置，夹住了一个染了黄毛的女孩。他们兴奋了，将摩托艇开得飞起，围住我打旋儿，腾起的水浪差点把我呛死。
他们还嘲笑我，说我长了一对儿野猪奶子，说我的屁股比甲鱼的背还黑。
我困在水浪里，骂不出声，更没法儿呼救。
如果那天宋丽不是正巧寻我，我恐怕就呛死在水里。
那些天，我教会了宋丽拼音和算数，为了感谢我，她提着一条青鱼尾巴来寻我。老爹收下了鱼尾，说我去洗澡了，给她指了个大概方位，她慢吞吞地寻来。针眼儿大的一点儿运气，就这样被我抓牢了。宋丽随身带着弹弓，她反应迅速，几颗尖头鹅卵石发射了出去，打得小流氓们蔫头蔫脑，个个落了水。他们在水里挣扎、求饶，宋丽又递给他们竹篙，拉他们出水，用竹篙敲击着水面，撵鸭子似的撵着他们回家。
那天，我太感激宋丽，回到船上，便把所有的宝贝都拿出来，要跟她分享。先前，我有所保留，比如，她并不知道我有一个复读机，她也不知道我有周杰伦的磁带。
我那位无能的老爹，只干对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了我认字，让我在这片水域受苦受难时，得以寻到一点儿乐子。我的宝贝都是拾荒时，一点一点地收集来的。
当然，比如复读机，拾荒是拾不来的，有时候便需要一些特殊手段。那些有学可上的渔民子弟，欺负了我，总得付出一些代价。周末或者寒暑假，他们趴在船头写作业的时候，身后的书包便常常少掉一些东西。
那天，我们带着所有宝贝，去了废船沟。
十几条废弃的沙船泊在那儿，船头陷在岸边的烂泥滩里，船尾泊在水面。湖里涨水时，浪推着它们挨紧了一处，退水时，它们又各自分开，困在一簇簇的杂草内。
90年代末，砂业行情很好，江上的运输船越来越多，航道也越来越窄。起初，政府对造船政策管得松，固臼湖旁边的村落便有大胆的人，拿起焊枪就敢造船，没有船台没有槽轨，便用千斤顶用钢缆，用癞蛤蟆翻身的劲头，硬扛硬顶，让千吨轮横向下水。动静闹大了，省里的港监局带着船厂的专家赶来考察，一个个唬得脸色青白，连一张设计图纸都没有，这帮农民也造出了大船。
专家们很震惊，又似乎感到被羞辱了，便认定这样的船，有风险。紧接着，省里的政策就下来了：不允许民间私造船舶，已造好的也不得通航。
十几条大船便废弃了，铁锈和爬山虎迅速包裹住它们，搭建出了穷孩子们的寂静乐园。
我和宋丽爬进一艘废船的驾驶舱，揭下来几张地图，有长江图，有省内地图，还有全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我打开了复读机，我们一起听着周杰伦的歌，研究着这些地图。
“我们在哪儿？”
宋丽问我。
“在这。”
我指出长江图上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又找到省内地图一颗黄豆大小的地方，最后翻开全国地图，那是比蚂蚁还小的地方。那张世界地图，便直接忽略了我们。
“这么小，那我们怎么就望不到头呢？”
宋丽瞥到湖面的远处，各条住家船上已经亮了灯火、荡起炊烟。
“中国可大了，世界就没边了。有的地方长满草，有的地方都是山峰和石头，有的地方全是沙子，还有大海，所有的水都往那儿淌。”
一首《可爱女人》响起，我们又聊起了歌。
“我在电视里听过这个人的歌。”
“这个人贼眉鼠眼，舌头打卷，但调调好听。”
我又拿出了一件宝贝，是一本歌词手抄本，里面还贴着歌星贴纸。
“你看，这就是他。这首歌我学会了。”
我哼了一段。
“你跑调了。”
“瞎讲，我学了好几天了，歌词都能背。”
“你真的跑调了，复读机里是这样唱的。”
宋丽哼了一段，调子很准，音色悦耳。我很吃惊，她的记性怎么这样好。我又很生气，刚刚自己的那一番胡唱，显然出了大洋相。
我拿出了另外两件宝贝，两盘牛津英语的磁带。我晓得宋丽聪明，但在她还不怎么识字的时候，我并不想让她在智力层面占上风。我想炫耀一下，我不仅认字，我还会念英文。
我跟着复读机，念了一串英语，然后得意地问她：
“你知道鱼怎么说吗？“
宋丽回道：沸徐。
我的脸色立刻变了，又问：狗呢？
“到鸽。”
宋丽答对。
“早上好呢？”
“古的摸宁。”
宋丽答对。
“多少钱？”
“号——骂吃。”
宋丽答对。
我没想到，她的记性竟然也是一台复读机，一盘磁带放完，她记住了所有的内容。
我很吃惊，自己没掌握的短句，都被她抢了先。
宋丽让我把另一盘磁带也放了，我不答应，只说：以后我不教你认字了。
回去的路上，正好经过我洗澡的水域，想到宋丽将将搭救过我，便有些羞愧，心底的妒意慢慢化作了服气。
“宋丽，你应该读书，你的记性太好了，清华和北大都得寻你。”
我突然说道，宋丽沉默了一会儿，只说：
“我明天要起早，杀鱼。我们家的药钱都赊着呢。”
她把木划子转了个向，朝着自家的船奋力划去。
第二场
夏末，秋老虎发威了，湖上好像挂着九个太阳，把一切都晒得垮塌。船上照旧热得不可开交，人心也在发毛。
每天夜里，我都没有安生觉，床边虽然摆了冰块，却感觉眼前张皱巴巴的布帘后头，始终有什么东西，正在沸腾。
布帘后头是不安分的老爹，他变得比那只粪桶还要龌龊。
不晓得哪个脏鬼，借给了他一台小巧的电视机，还在渔船的屋顶上，架起了铁锅一样的天线。每天深夜，他抱紧这台电视，离不得这台电视。
我从布帘缝里，瞥过去一眼，电视画面里出现大洋马的外国女人，吊挂着两颗柚子似的乳房，跳着裸舞。
还有更要命的事发生了，但凡他手头的经济有些盈余，便引着一个肥婆上船，每次都语字不清地喊：晓美，你外头寻会儿东西去，我跟你姨娘研究事情。
哪来的姨娘？研究什么事情？龌龊的老爹当我是三岁半！肥婆就是乌龟山的船妓。
乌龟山是湖里的一座小岛，很多年前，岛上埋过不少无名的尸骨，大多是洪水里死掉的灾民，岛上的竹丛有不少无碑的坟。岛上不常有人，渔民嫌晦气，打渔也要绕着走。最近两年，岛边多出来七八条渔船，船上都是妇女。她们大多是同一种模样，烫着泡面卷发，蓝墨水纹的眉毛，嘴巴因为上了年纪，涂上鱼血一样的口红后变成了灰紫色。
夜里总有渔民上她们的船，船上罩着油布蓬，扁担长的船身被这顶蓬子遮去了大半。船头摆着烟酒，船尾是灶台，蓬里有铺盖。妇女们将男人拉进来过夜，船身将水面压出稠密的波浪。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住，去找宋丽。
她家在就在不远处，一条住家船斜躺在湖面，废旧的竹篙和破烂的脸盆零落地散在水边。船体虽然破旧，但上面摆满了泡沫箱子，栽着各样的鲜花。远处一瞧，以为是个鲜花小岛。
“你想不想捞外快？”
“哪有外快捞？”
“你跟我走吧！我要拼命赚钱，我要去找我老娘。”
宋丽一脚踏上了木划子，我带着她去了西沙口。
西沙口是一个废弃的沙场，一架生锈的扬沙机竖在那儿，周围长了成排的柳树。人要是不小心钻进去，蛛网会把人的脸糊住。
树林里藏着一艘架空的废船，六米多的水泥船体上盖着一栋木屋，刷的绿漆还很新。
前些天，我发现湖面漂着不少矿泉水瓶子，顺着水路过来，捡了半麻袋，抬头时，忽然发现了这个木屋。
“你看，船尾堆着好多麻袋，都是矿泉水瓶子。那天，我捡了半麻袋，应该是湖风吹过来的。”
我指给宋丽看。
“被风吹下来的，我们可以捡。但船上那些，是人家攒下来的，弄回去就成了偷。”
宋丽准备调头回去，我用竹篙拦住她，小声说：
”船上没住人。“
”没住人哪来这些矿泉水瓶子？“
”他们都不是人。“
我发现船屋的那天，当然也发现了这些矿泉水瓶子。我上船后，如果没有朝船屋内偷瞄一眼，这些瓶子早都被我弄走了，也就没有“好处”分享给宋丽了。我带她来，主要是壮胆，况且她有弹弓，船上碰见了脏东西，可以反击。
眼下，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我拉着宋丽上船。我俩轻手轻脚，走到窗户边，张望着屋内。
屋内的景象十分骇人，十多平米的空间内，住了4个人。床上坐着一个“骷髅鬼”的男人，瘦得不能再瘦；地上有个直不起背的女人像鸭子一样挪动，费劲好半天只是为了喝一口水；一个面部僵硬、眼皮下拉、牙齿外翻的女人跪在一本经书前，吐字不清地念经文；还有一个四肢萎缩的男人斜躺着，似睡非睡。
“我没骗你吧。我是胆子小，不然这堆瓶子早都弄回去了。”
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翘了起来，宋丽却不见半点害怕，只有眉头紧了起来。
“他们哪里不是人。他们都是病人，这些瓶子我们不能要。”
我生气了，赌气说：
“你又不是医生，你怎么晓得他们是病人？带你来什么用没有！”
“你捡人家的瓶子，都还回来！”
“凭什么！就不还。你只有九根手指，你也是怪物，你们一起搭伙吧！”
我撑开木划子，准备走，屁股忽然火辣辣地疼。我回过身，宋丽的正拉开着那把弹弓。
没等我缓过来劲，一颗石子又袭击在我的肚子上。
我哭了，捂紧肚子，蹲着叫骂：
“宋丽，你白眼狼！你全家都当淹死鬼！”
骂着骂着，我的嘴皮子变成了机关枪，肚子里的苦水都是子弹。
“我要离家出走，我老爹龌龊，我老爹要得艾滋病了，我要找我老娘……我需要钱！”
船上的怪人听见了响声，出来一位面善的大姐。她是这条船的主人，刚才正在灶头发面，准备一家人的晚餐。听到吵闹，出来查问。
大姐问：是不是被我家人吓到了，不哭了不哭了。
大姐说，一家人都有遗传病，原本住在城里的小区，也是因为太吓人，索性买了这条船，安顿在这片柳树林里。
我们不敢说明来意，我也只好不哭，只能撑着木划子，慌忙离开。心底也开始涌上悔意，好端端的一家人，怎么就被我当作了鬼。到了湖中心，各种情绪搅得人难受，我又哭了，哭了十多分钟。宋丽也不来哄，等我哭得实在没力气了，我们便和好了。
宋丽问我：“你老爹怎么得艾滋病了？”
我说：我从《生理卫生》上看的，他把乌龟山的女人搞上了船。
《生理卫生》，是我捡来的书。一整个下午，我和宋丽都在研究这本书，最后得出来结论：我老爹没得混了，早晚得艾滋。
宋丽担心我的处境，我跟她说只要凑够200块车费，我就可以坐火车去北京，去找我娘。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盖了一栋别墅，在院子里吃饭就能望见毛主席。我去找她，就可以留在北京上学。
宋丽在家翻箱倒柜，找出来20块钱，塞进我的手心。
“还差多少？”
“150。”
“一时半会儿是凑不齐了，不行，你再等等，咸货厂给我结了工资，我送你坐火车。”
这是99年，150块钱是个大数，宋丽杀50条鱼才赚一块钱。
我瞥见她腰间的弹弓，忽然想起前不久猎鸟的事。
那天，湖岸的树林钻进了鸟群，宋丽带我去猎鸟。鸟很大很漂亮，优雅地站在树上。弹弓射程不够，我们只得到几片水鸟的羽毛。
“我要是有把气枪就好了，渔区的丁小帽就有一把气枪，他家的船上有一麻袋的鸟骨头。”
丁小帽15岁，已是渔区的狠人。无论寒暑，他总戴着一顶线织帽，渔区的人都喊他小帽儿。这是他老娘织给他挡耳朵用的，他的右耳像一坨烧融后又凝固的粉蜡，左耳扇着风，肉嘟嘟地垂着。
据说，小帽儿老爹有天喝醉酒，小帽儿老娘那天又不巧在熨衣服。这片水域，男人都是一个模子刻的，喝醉了酒就喜欢干婆娘。爹娘互殴的时候，小帽儿去帮衬，被老爹一把拎起来，摁住了右脑门。他拿起熨斗，压在了小帽儿的右耳上，熨了有十来秒的，冒烟了，连皮带肉地揭开来，右耳就是这么糊掉了。
小帽儿的耳朵不行，眼神却比旁人的好，端着气枪能打掉30米开外的啤酒瓶盖子。他是个枪疯子，吃饭、睡觉、上厕所……随时随地，手头离不得那把木柄开了缝的破枪。
我对宋丽说：
“丁小帽他家在岸上卖野味，好像很有钱。”
宋丽疑惑了一下，反问我：“他有钱关我们什么事？他可抠了，鸟屎不见得分我们一泡。”
“走，我带你见个不能见的东西。我们把它卖给丁小帽，他肯定求着买。”
我引着宋丽上了自家的船，老爹跟那个肥婆还在研究事情。
肥婆的肉就像一口破布麻袋，铺得满床都是。老爹正搬运那个麻袋，运到了自己的裆下，将麻袋掰成了两半。
“龌蹉，你老爹蛮龌蹉哦！”
宋丽慌忙捂眼睛。
我们趁着老爹不见消停的时机，去了船尾，撬开了灶台旁的一块船板。里头是一把短小的手枪，用一块红布包裹着，旁边还摆着一只洗衣粉袋子，装着十几发子弹。
“你家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宋丽有些吃惊，我来不及跟她解释，把枪丢上了木划子，催她上来，一块儿去寻丁小帽。
我们到了远处，我对她说，枪肯定是我老爹的，我6岁开始在灶头烧开水，就发现了这东西。宋丽说，你爹这么懒，又不打猎，藏这东西干嘛？我说，鬼才晓得，卖给丁小帽将将好。
丁小帽家的船修得像座小洋楼，泊在三里地外的一处浅水湾。船上各个房间的窗户都相当漂亮，装着铝合金边框，包装纸都没拆。
住家船修得这么漂亮，渔区的人都清楚，爹娘肯定要给他讲媳妇了。
我们挨近他的时候，他正在躺椅上午睡，线帽拉下来，盖住了眼睛，胸口摆着那把气枪，脚跟前撂着半个西瓜，里头叉住了一把小铁勺。
“小帽儿，小帽儿！”
宋丽大声喊他，他醒不来。宋丽拉开弹弓，一颗石子击中了西瓜里的铁勺。
他醒了。
“拾破烂的，到我家来找什么。我家这么新，没破烂，快滚！”
他朝我们吼了一声，我有些怕他，躲到宋丽身后。她站到木划子的前头，喊道：你那把气枪就是破烂！
丁小帽似乎受了冒犯，端着枪站了起来。我看见气枪的木柄上贴着很多虎皮膏药，上面写着潦草的圆珠笔字，“丁家之宝”、“特种兵专用”。
“信不信老子把你九根手指头打得只剩一根！”
丁小帽把枪对准了宋丽，我吓得发抖，宋丽却不怵，她端起了手枪。丁小帽立刻两眼放光，眼神一跳一跳的，朝我们喊道：你们上船来，让我看看枪。
我们上船，搬了他家的一个西瓜，切开了，一人端着一半，吃瓜消暑。
枪被丁小帽接过去，好像长进了他的手心肉里。
他一边摸一边称赞：好枪呀。好钢呀。我用它能把林子里的野猪打光了。
宋丽说：卖给你。
丁小帽鸡啄米一样地点头。
“说钱说钱，开价开价。”
“150！”
我含着一嘴西瓜汁，抢了句话。宋丽狠劲掐了我一下，嫌我报价太低。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正好买得起。”
丁小帽抱着枪，去屋里找钱，没一会儿，塞给我们一大把零钞。我点了点，正好150。
“子弹呢？给我子弹。”
丁小帽朝我们伸着手，宋丽把我手上的洗衣粉袋子夺了过去。
“子弹是子弹的价，十块一颗。没看电视里演的，两样东西不合价。”
丁小帽为难了，挠耳抓腮，把帽子都揪掉了，头顶心冒出油汪汪的汗。
他那截耳朵也真的吓人。
“有多少颗子弹。”
“十六颗。”
“行行行，我搞定我来搞定。”
他又搬给我们一个瓜，让我们等他片刻。
这点时间，他找了一把梅花起子，将船上的新窗户全部拆了下来。
“统统拉走，做废品卖钱，怎么也值100。”
说完，他又跟宋丽讨子弹。
“你把那把破枪也搭上。”
“行行行，我搞定我来搞定。”
他把气枪丢到我们的木划子上，又撂过来一袋子铅弹。
物品交割完成，我和宋丽将那些窗框运到了木划子上。丁小帽顾不上帮忙，抱婴儿似的抱着那把枪。
宋丽忽然问他：
“丁小帽！你第一枪想打什么？”
丁小帽说：”野猪。“
宋丽说：“你别打野猪了，你先把你老爹打了。不然，他回了船，指定剥了你的皮！”
丁小帽不以为然，抱着枪，呆顿顿地站着。
我瞅了一眼那艘失去了窗户的住家船，像一张人脸长出疮又烂了孔，相当丑陋。
窗户卖了164元，丁小帽付了150元，还有宋丽的20元。
我们一块数钞票，统共334元。宋丽回家找了针线，把100元缝在了我的内衣里，200元车费缝在口袋内衬上，34块的零头让我塞在包里，随时取用。
我想把34块留给她，一番推让，她只留了4块钱，要给老娘买药。她把我送到岸上，又陪我走了一段，走得很远。我有些心慌，期盼着她一直陪我走下去。她也有很多不舍，但终于停下脚步，鼓着腮帮，对我说：
“我该回去了。”
“你等等。”
我把包里的复读机和磁带掏出来，递给她。
“我到北京会有新的，这个你拿着用吧。”
“行。你快去吧，天黑前指定能到县城的长途车站。”
她又往回走。
我又往前去。
湖滩上扬起沙尘，云彩低垂，湖面蓄满了金汤。我们相隔得越来越远，沉沉的落日背在了彼此的肩上。
第三场
我到了县城，天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昏黄，沿街的几个餐馆飘出饭香。我饿了，坐进一家店里，点了红烧排骨、红烧肉、红烧猪脚。水上的人吃鱼吃腻了，整天都在馋肉。老板小看人，让我先付钱，以为我要吃霸王餐。
餐馆一碟小菜3到10元，大菜15到30元，我点了三个大菜，一共48块。我把口袋内衬里的百元大钞扯出来一张，老板立刻叮嘱后厨备菜。
不多久，喷香的菜出锅了，我吃得美滋滋。
这一刻，我早都把老娘忘得干净。我并不知道她在哪儿，跟不知道去哪儿寻她。我也不知道她的模样，她的名字。
我压根儿就没娘。
不开心的时候，伤心难受的那几分钟，我确实想象过这样一位角色。但眼下她和桌上的红烧肉、红烧排骨、红烧猪脚，在功能上已经没了什么不同。我得了满足，就不在乎有娘没娘。
我离家出走，主要是想进县城开大荤、吃肯德基、刮彩票。我在电视上看见了这些热闹的场景，做梦都想来。
老爹的龌蹉事，正好成全了我，给了我离家出走的底气。
县城的夜晚并不热闹，从饭店出来，我住进了一家招待所，过夜只要十元。一整夜我都睡得格外舒服，想象不到，城里的床竟然可以打滚。
县里的人醒得早，六点钟的街面已经热闹得不行，卖菜、卖早点的摊子到处都是。
我起床后顾不得洗漱，寻人打听“肯德基”。那人给我指了方位，在百货大厦楼下的第一间铺子，有3公里。我又寻人打听“百货大厦”，兴奋地在各条街道上乱走。水路走惯的人，脚很不受力。没走出一公里，我便累得头脑发晕，坐在一排梧桐树下面的椅子上。想象不到，街道上还会摆着椅子，什么样的人家这样大方。
八点钟不到，我找到了“肯德基”，那是一间玻璃铺子，里头吃饭的人，个个洋气。有几个小孩背着漂亮的书包，穿着我没见过的运动鞋。我的脸突然发烫，自卑感一下就上来了，非常难为情，不敢推开那扇玻璃门。
店里飘出了一阵炸鸡的香味，肚子里的馋虫给了我勇气。
我推开了那扇门，浑身着了火似的跑到点餐口，嗓子烫得说不出话，直接将一大把零钞搁在店员面前。
店员问：小姑娘，你要吃什么？
我便一通乱指，点了4个大套餐，70元一个，打完折是270。
店员跟我确认，我当时的脑子已经烧糊了，后面又有人排队，便只知道点头。临走时，店员还送了我4套玩具，4只叫“奇奇”的穿鞋大公鸡。
出来店，我吃完了第一个大套餐，里头有鸡翅四对，7块钱一对，原味鸡4块，七块钱一块，十块钱的鸡腿汉堡1个、9块钱的鸡柳汉堡1个，两杯可乐。我的肚子撑爆了，就开始后悔。我想起宋丽打过的一只野鸡，那对儿翅膀五颜六色，漂亮的不行，那只鸡她舍不得吃，岸上人要花10块钱买。宋丽不肯，直接放生了。眼下，这对儿包裹着面粉的鸡翅竟然要7块钱，够宋丽杀大半天的鱼了。
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块钱了，拎着剩下的三袋餐，哪儿都去不了，只想坐公交回去。
十点多钟，街道上热闹得不行，我看见很多路人往一处挤，那边竖着一个充气拱门。我也跟着去，等近了，看见拱门上贴着黄纸大字——2元+运气=桑塔纳。
我正好有2元，兴许今天就不缺运气。
我往前头挤，挤出来一头的汗，总算买到一张彩票，忽然有些担心，担心自己中了大奖，汽车又不会开，大奖弄不走可咋办。
卖彩票的人讲：放心，车开不走可以换钱，8万块。
我这才安心地刮奖，刮出来9等奖，奖品是个双喜脸盆。
周边不少人逗我：小姑娘不亏了，带回家洗屁股正好。
我把三袋肯德基放在盆里，稳了稳手腕，端着盆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没钱坐公交，我便铁了心，走回渔区，好在用不着饿肚子，一大盆肯德基端在手上呢。
我想，怎么也得给宋丽留一袋，让她开个洋荤，晓得一下城里人的滋味。虽然路途较远，走回去肯定摸黑，但再累再饿，我总不能把三袋大餐都吃得完。
我的确低估了肚里的那条馋虫，不到正午，盆里剩下两袋餐，不等太阳偏西，盆里只剩下一袋餐。天还没黑下来，盆里光剩一个汉堡、一对鸡翅、半杯可乐。
快到渔区了，我在考虑是吃掉汉堡还是鸡翅。既然想让宋丽开洋荤，我决定把汉堡留给她。可乐过了气，早都不对味，我也就不给宋丽留了，一口喝光。
我走到湖滩上，跟近岸的渔民借了一条回家的木划子。渔区的灯火比往常耀眼，各条住家船的渔灯全亮着。
有渔民认出了我，朝我大喊：晓美，你不要回家，水警正跟你老爹打仗。
我问：水警干吗跟我老爹打仗？
渔民讲不晓得，反正昨天夜里响了一记枪声。枪声是丁家的船上传出来的，丁小帽的老爹教训丁小帽时，丁小帽用一只不知哪来的手枪还击，把他老爹的耳朵轰了个稀巴烂，水警便赶来了，一拨人把丁小帽老爹送去急救，另一拨人给小帽儿戴上手铐，扭送进水警支队审讯。
得知了情况，我慌得不行，又想起事情不对劲，关我老爹什么事，水警要打仗也得找我呀，枪是我卖给丁小帽的。
“biu！”
岸边的林子忽然响起枪声，像荒漠里抽鞭子，惊起一群水鸟，黑压压地乱散出来。
我跳上一条木划子，听不见渔民的劝，只顾往自家的船那边划。
“biu！biubiu！”
枪声密了，吓得我浑身发抖，手却本能地使劲撑船。我想，我老爹是整个渔区最懒惰最无能的男人，怎么会有能耐跟水警打仗。
离自家的船越来越近了，我看见五六条水警支队的巡逻船，围住了我家的船。船到处是枪眼，烂出了一个又一个窟窿。岸边的林子透出警灯的光线，在墨色的湖面划出一道道移动的长影。
正当我慌乱无措的时候，一道黑影从湖中心过来了，是宋丽，她背着丁小帽的气枪，朝我大声地喊：你老爹还有一把手枪，他躲在林子里，跟水警干起来了。我带你躲起来吧，水警一会儿就得干我们了。
正当我跟紧她的时候，岸边的林子里，好像藏着千军万马，闯出来很多的武警和水警。
四周的灯火成宿不灭，天色被照得昏黄。林子里的军警抬着一个浑身乌漆漆的男人，上了一条水警的大船。
有探照灯打到我和宋丽的身上，水警发现了我们，有人用扩音器和我们对话：你是不是武继兵的女儿？你们原地不要动！
两个水警跨上一辆摩托艇，朝我们过来了。
宋丽喊：快跑！来抓我们了！
我俩拼命地撑着木划子，撑得双臂抽筋，也不过逃开了十几米，立刻被摩托艇挡住了去路。
“你们两个谁是武晓美？！”
一个水警大声地问我们，他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背心。
“我就是武晓美！枪是我卖的！你们要干吗！”
宋丽挡在我的身前，她脸上的皮肉像一张绷紧了的弓。
“你枪哪来的？！把枪拿过来！”
水警要没收那把气枪。
她端了起来，瞄准了他们。但她不敢扣动扳机，打鸟和打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水警用摩托艇带起一波水浪，掀翻了我们的木划子。我带给宋丽的汉堡泡了汤，那只九等奖的脸盆也漂得很远，再也够不着它。水警迅速把我们打捞上来，押着我们上了那艘大船。
一上船，我便看见了我老爹，他浑身是血，脖子被子弹轰烂了，像一只蝙蝠似的倒挂下来。他已经快死了，手上却还戴着手铐。我赶紧趴到他身边，两只手捂紧他那条烂脖子。我哭不出来，只顾着喊：救命！救我老爹的命！
水浪的声音盖过了我的呼救声。
船顿顿地前行，军警们都很疲倦，没人应我。
船是往岸上的医院驶去，老爹尽力跟我说话：不躲了……上岸了……
他的气息十分微弱，每出一声，气管那边就鼓出一个血泡泡。
我说：老爹你别说话了，老爹你省省力气。
老爹说：帮我找小美……帮我找小美……
我说：我就是小美，我就是小美呀。
老爹说：帮我跟她讲，讲我对不起她……
没等船只靠岸，老爹便咽气了。
这时，我才哭了出来，哭得没人样，脑子却越哭越清爽，越哭越明白，明白老爹的口舌没问题，话音流畅、气息浑厚；明白老爹不是一个无能的懒汉，而是一个隐藏的悍匪，船板下藏着一只枪，枕头下还藏着一只枪……
隐约中也哭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一个没娘的女孩，为什么跟这位单身的悍匪，生活在一条船上。
第四场
写到这里，我当然不能再把这位悍匪唤作老爹。他的真名叫秦小军，老家在山西，89年的秋天，他在老家的矿上开枪杀了人，逃进渔区后，改名“武继兵”。
秦小军有个哥哥，叫秦大军。爹娘都是矿业局的小干部，两兄弟从小没吃过苦，又天生了一副好体格，谁也不缺力气，在矿上整天闯祸。爹娘就把他们送去当兵，两人在部队里也不踏实，喝酒、纹身、偷东西……坏规矩的事天天都在做。有次，一个老兵看不惯了，要管他们，两人就把老兵的一只眼珠子打废了。爹娘到处开后门，到处塞钱，总算没让两个儿子上军事法庭。不过，兵是当不成了，他俩便回到矿上当工人。
80年代的矿工地位蛮高，收入在重工业行当中数一数二。兄弟俩如果吸取教训，踏实工作，讨老婆就是招招手的事。但他们哪里肯过安分日子，从部队回来，两人就偷了三只手枪。矿上的活儿干了个把月，部队就派人下来查他们。
兄弟俩一合计，眼下总归没退路了，被部队上的人捉回去，少不了坐牢，与其活得像个瘪三，倒不如杀出去一条路，便直接在矿上开了枪。
部队上的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来不及招架，任由两人逃走了。
逃了几个月，两人一天也没闲着，在周边的矿上嘣了几个财务，把矿工们的工钱都抢了，准备偷渡去香港。
矿工们恨他们恨得不行，一窝蜂堵在他们的老家，讨说法时，围殴了他们的爹娘。
受不住重怒，爹娘一人喝了一瓶农药，对两个逆子的烂摊子，撒手不管了。
爹娘一走，兄弟俩更是无所牵挂了。逼死爹娘的矿工们肯定杀不净，为了讨这口气，两人准备去香港前杀几个矿长。
89年的秋天，东三矿的矿长李国强过33岁的生日，前脚刚踏出饭店，后脚便撞见了两兄弟。
那天，李国强喝多了酒，从店里出来，独自到一处墙角根撒尿。兄弟俩盯上他了，闹市街头，两人不准备开枪。一个人端着匕首，另一个捡了半截砖头，要对他下黑手。不曾想，李国强看着个头矮小，平常却喜爱操练拳脚，一番反抗后，兄弟俩竟摆不平他。
李国强中了两刀，都不在要害的部位，又有酒劲上身，撸着袖子要跟兄弟俩搏命，扯开了嗓子，大吼：打土匪！打土匪！
饭店里的人都出来了，矿上的安保队也在里头吃席，五六个人迅速包围了兄弟俩。李国强的老婆也是个大胆的妇人，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挤到前头大骂两兄弟：
“你们两个畜牲，弄伤了我老公！”
”你们两个畜牲，害死爹娘！”
“你们两个畜牲，害得矿上人领不到工钱！”
……
80年代的人胆子都大，谁都见过世面，经历过磨难。矿上的人，尤其热衷“武斗”，无论男女，都要争当狠人。
兄弟俩这是撞上了硬茬，不大开杀戒，肯定脱不开身。两人便都亮了枪，各自端着一只国产52。秦大军先开枪，他对紧李国强的眉心，直接扣动了扳机。
结果，枪没响，哑火了。
枪的握把短小，手大的人不便持握。秦小军翘起一根兰花指，瞄准了逼上来的安保队长，赶忙补了一枪。
枪还是没响。
局面立刻扭转了，众人一拥而上，四五只拳头砸向秦大军，两三块砖头砸向秦小军，接着就是密集的大脚踹了上来。
最先垮的人，是秦大军，顷刻之间，便被众人揍成了一摊烂泥。
秦小军也是满脸沾血，好在他的站位有优势，从众人的腿缝里逃了出来。他握着一把匕首，脱身之后，先给矿长老婆来了一刀，将矿长的孩子抢到了手。
“麻痹！谁再敢动一动！”
匕首抵紧了孩子的脖子，孩子不哭不闹，好像命里注定要给这位悍匪打掩护。
那个孩子不是别人，就是2岁时的我。
众人当然不敢再动，便给了秦小军逃命的时机。
那把改变我命运的匕首，被我在渔船上用了十来年，相当称手。那是一把65伞刀，双面刃，刀身上有一个倒钩。这是配发给伞兵的特战匕首，倒钩是方便伞兵在遇到紧急事故时，能够及时钩断伞绳。从我记事以来，它被我用来削苹果、剖鱼肚，给黄鳝放血时刺啦啦地响，非常锋利。
写到这里，肯定有人会疑惑，秦小军脱身后没理由帮别人养孩子，他为什么没杀我？
其实，脱身后的秦小军相当恼火，他清楚，哥哥秦大军指定没了活路，就想杀我泄愤。他想不通两把枪怎么都会哑火，便重新给枪上膛，对准我的脑门，扣动扳机。
枪，还是没响。
他不停地上膛，不停地开枪，直到自己灰心丧气，一身的邪火散尽，枪始终没响。
冷静下来，他就认命了。况且哥哥不在，就没了主心骨。
后来，我从他写在日历本后页的几行字中，了解到他带我一同躲进渔区，多年收养我的理由。
第一点：他迷信，认定命大的我是他的护身符；
第二点：将来万一自己暴露了，我照旧是他脱身的筹码；
第三点：有几个瞬间，看我在他怀里一声不哭，觉得可爱，心里不落忍了。
至于秦家兄弟的两把枪，为何同时哑火，警方结案时搞清了这个疑惑：
52式手枪的产量少，生产成本高，配用的7.65mm子弹全国就它一个用，后勤供应困难，枪便被部队弃用了，锁进了部队的枪库。秦家两兄弟退伍时，偷了两把52手枪，一把64手枪。
枪小巧秀气，非常耐用，秦小军格外喜爱。52的子弹打光后，秦小军用64手枪的子弹代替。他每天都要把子弹拿出来，反复地擦。子弹只有7.62毫米，加上弹底没有底缘，子弹被擦得过头，进膛就会略深，击针的撞击力度不达标。
也正是这把国产52，暴露了他的行踪。
丁小帽买了枪后，为什么能开火，是那只洗衣粉袋子里的子弹都没动过，一颗也没擦，而且上面沾了泥垢，加大了一丝丝口径，撞针的力度刚好又达标了。
渔区响起枪声，水警就过来了，逮着丁小帽一审，枪的主人就明确了。
秦小军的警惕性很高，不等水面的几艘巡逻艇靠近，他便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把64，直接开火。水警喊来武警支援，我家的那艘住家船立刻被打成了筛子，秦小军受了伤，跳进湖里逃命，游到了岸边，躲进了树林。但命里的劫数早都给他定好了时辰，就在那个乌漆漆的傍晚，他的人生立即坠入永夜。
他死前，我哭了一阵，那是被吓哭的。他死后，我没掉过一滴泪。可当亲爹亲娘赶到水警支队，来认领我时，我忽然哭了，哭得不可开交，拼命往渔区跑。那两张陌生的面孔一直在后头追，他们喊着同一个陌生的名字：抱玉！抱玉！
他们追不上我了，就开着车，在湖堤上追。那是一辆桑塔纳，跟县城刮奖现场的那辆一模一样。
我想，他们都是中了特等奖的人，而自己却在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就连那个九等奖的脸盆，就连那个龌蹉的老爹，也一起没了。
我还是要往渔区跑，那儿还有宋丽。她在水警支队交代完卖枪的事，便提早一天，回了家。
我没有了木划子，直接跳进湖里，游到了渔区。我爬上了宋丽家的船，湿漉漉地满船乱跑，到处寻她，她却躲着不见我。她尚不够完全了解我的身世，但大概清楚，我要去岸上生活了。她不见我，是想让我了断念想，了断不舍。
我撑着她的木划子，回到了自家的船上，那是真正的一条破船了。
船屋里都是子弹打烂的碎酒瓶子，四周弥漫着一股酒精的气味；那只龌蹉的粪桶照旧摆在原地，子弹没有打烂它，里头漂满了烟头，周边长出了新的菌菇；还有床头的那张布帘，沾满了血，应当是我那位假老爹中弹时溅上去的血……
我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干在了这艘破船上。
不久，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湖面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木划子。
我看见了那个船妓，她在不远处磕着瓜子，眼神很是异怪，不清楚她在想些什么，湖面漂满了她吐出的瓜子皮。
我突然想要逃离这儿了，撑着木划子，朝着岸边的那台桑塔纳，划了过去。
第五场
99年9月9号，我住进了新家，那是一栋六层洋楼，院子大到可以踢球。唯一的缺点，是它建在了火车道的旁边。运煤的火车从窗边开过去，一趟紧一趟，昼夜不息。
新家看着气派、舒坦，住下来才晓得，噪声太大。
火车噪声尚且可以忍受，人的噪声有时绞心绞肺，实在忍受不来。
我被接回老家的头一桩事，要在认亲现场朝爹娘磕头。那边支起来一道充气拱门，铺着红毯，一颗红色大气球升得高高的，下面拉起了一条横幅，上头写着“李国强夫妇之女李抱玉认亲现场”。
李国强从前是矿长，经历了89年的那桩灾祸，便把矿长的职务辞了，1990年跟人合伙，办了一家水泥厂。
水泥厂只是打了个幌子，贩煤才是他的主业。
89年，秦大军对他开了一记哑枪，事后他找人算过，大难不死，财运必定亨通。他果断辞职经商，而且胆子也比旁人的大，贩煤的手段，都是高买低卖。
旁人来看，高买低卖必定赔得底裤朝天。但他却比旁人的财商高，“高买”时只付定金，余款分期支付，合同上还约定了下一批次的煤量。
一吨煤按高价100元购入，只预付了30块，卖出去时走低价，收对方60元的全款。“高买低卖”看似一桩亏本的自杀式买卖，实际上却有旁人想不到的三个妙处：
一，高买低卖，利用分期支付尾款的时间差，可以迅速掌握大量的现金流；
二，高买低卖，可以囤煤，搅乱市场，打压一片土煤小老板；
三，高买低卖，产生大批订单后，可以从银行贷款，收购那些支撑不住的土煤老板。
90年代的土煤老板都是文盲，对于金融、资本之类的概念很陌生。大家根本不懂李国强的玩法，只看见他的楼房越起越高，出行工具从摩托车换成了桑塔纳，吃穿的档次都够了顶格。大家才恍然大悟，李国强是这个土煤小镇上的生意天才。
认亲现场，李国强梳着大背头，头顶的发量并不多，在那颗红气球的下方，站得板板正正。他的老婆穿着红色小西装，烫了泡面卷发，带着金灿灿的饰品，双手端着一碗汤圆。
现场有几千人，我分不清哪些是看热闹的，哪些是亲戚。我被一个大妈引着，她丑陋而能干，一路交代我认亲时的各种规矩，该怎么跪，该说什么话，该吃几颗汤圆……我们从红毯一路走过去，她的嘴角起了两颗米粒大小的白沫。
鞭炮没完没了地响着，这座煤炭小镇的空气质量太差，路边的树木好像蒙了一层灰纱幔，怎么也找不出一点儿正常的绿色。
让我向两张陌生的面孔下跪，实在很不情愿，但在众人的目光和噪声之下，膝盖也不由控制，一截截地软了。
认亲仪式结束，还要除坟。
那是一座没有墓碑的矮坟，不在祖坟里，在乱葬岗。坟里不是别人，就是两岁时的“我”，埋了一个稻草人，穿着我的旧童装。
我被秦小军劫走后，爹娘就认定我没了活的可能，办了一个简单的“童丧”。
现在我回来了，坟肯定不能留。
现场请来了法师，一套“请鬼”的仪式走完，法师将一些稻草灰涂在我的手上。我用一把画了咒符的铁锹，将坟挖开，然后用米将坟填满，再铺上几层观音土，使劲拍平。
当晚，我的床头坐来一个女童，穿着漂亮粉裙，哭哭啼啼，搅得我睡不好。我一拍她肩膀，她回过身来，是个流泪的稻草人。我吓醒了，只是个噩梦。
我还有最不能忍的，家里住着一个同龄又同名的妹妹。
我出生在87年，李国强是矿长，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在矿上做了带头人，直接去计划生育办公室，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89年我被劫走之后，李国强和老婆商定，再生一个，但那时的结扎手术太不认真，把他的生育能力给破坏了。再生，便没了办法。
事事不顺，夫妻二人便托高人相命，高人指点他们，领养一个跟我八字相同的女孩，取名还是“抱玉”。所以，当李国强要叫回我“抱玉”时，我极不情愿，坚持自己是“武小美”。他很生气，这是劫匪取的名字。后面，两方都做了让步，我可以改姓李，但名字还是小美。
不过，镇上的人仍旧叫我“大抱玉”，叫她“小抱玉”。
小抱玉只比我小十几分钟，按照天干地支的记时方法，我们的出生时间是一样的。
现在来看，她挺值得可怜。我回家后，几乎占用了她原先拥有的一切。
那时小镇的有钱人刚时兴订鲜奶，门头都会钉上一个铁皮奶箱。小抱玉原本天天喝高钙奶，身形发育得相当好，整个人白白嫩嫩，十分洋气，大城市的女孩也超不过她。
我回来后，牛奶先紧着我喝。她的那份，得重新预定，有两三天的空当，没奶喝了，当然要冲爹娘发脾气，结果挨了老娘的巴掌；
她的块头比我大，以前的旧衣服我都能穿。但我怎么肯穿。爹娘给我买了满柜子的新衣服，她吵着也要新衣服，乱发脾气，又挨了骂；
她的小霸王学习机、压岁钱储蓄罐、书柜上的漫画、珠江钢琴、各类娃娃……99年一个女孩子所能拥有的全部稀罕物件，都被我迅速占用了。
在爹娘眼里，小抱玉只是“我”的替代品，现在正品回来了，小抱玉便多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