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界面与情动的联结：媒介化旅行的后现象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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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后现象学视角下，关注媒介化旅行中的个体在行程中的感性经验，聚焦他们对媒介技术和物理空间形成的多重界面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为了深入地解读这一现象，本研究对25位有媒介朝觐经历的人进行半结构性访谈，辅以照片引谈，并对其相关社交媒体内容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媒介朝觐者与文本相遇时的经历可能成为其私人记忆一部分，而且会经由媒介叙事的引导而对相关的物理空间产生故事欲。旅程中，媒介朝觐者会选择性接受现实空间的信息或情动能量，从而维系对媒介界面的边界，而且会选择能产生更多情动联结的社交平台分享自身的旅行书写。不过，界面是多重和不确定的。部分受访者可能调动多重肉身感官，与媒介故事之外的人与物相遇，在变化的行程中生成更多丰富的情感，用游戏的态度去感受现实的空间界面。也有部分受访者则受制于移动界面，难以在具身参与中建立深入的情动联结。在此基础上，本文亦尝试对比媒介化旅行的结构主义与后现象学解读，借助“界面”概念探索自我、媒介与空间关系的理论可能。

作者简介

黄佩映，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汕头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媒介朝圣与迷文化》（项目编号：STF19018） 研究成果。

一

引言：

重思媒介化旅行的仪式结构解读

随着移动互联网络技术的成熟以及短视频拍摄的流行，媒介研究领域不乏有学者考察亲临某一在媒体上出现过的地方而后在自媒体上进行标记的城市“打卡”实践（孙玮，2020；曾丽红，李家慧，2019）。而在“打卡”流行之前，由诸如电影一类的媒体催生的媒介化旅行亦早有相关探讨（Beeton，2004）。其中常见的概念包括旅游社会学中的“媒介化凝视”，即人们离开日常空间、走近因媒体的传播而有了名声的地点的现象（厄里，拉森，2012/2016：24），以及媒介社会学中的“媒介朝觐”（media pilgrimage），即亲自前往确认媒体世界中的“地点”的行为（库尔德利，2003/2016：86-87）。“朝觐”的隐喻表明了媒介化旅行关乎较为强烈的情感投入，如受众与媒介作品之间建立的“私人化记忆”（Kim，2012）可能影响他/她与现实的物理环境建立一种或强或弱的情感联结。不过，将媒介化旅行类比宗教传统的朝觐之旅，库尔德利（2003/2016）的媒介仪式理论实际上突出了媒介发挥认知框架的结构功能，强化了受众研究一脉常有的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观念。简而言之，库尔德利（2003/2016：91）认为媒介可以通过符号资源的集中，让受众认为媒介叙事“里”出现的地点比没有出现的地点具有更“高”的象征地位。如此一来，目的地自身便成了旅行这一脱离日常的仪式中可追求乃至收集的“圣物”般的符号（厄里，拉森，2012/2016：14）。

由此可见，受约翰·厄里（John Urry）和尼克·库尔德里影响的媒介化旅行研究往往将物质空间文本化。即，具体的空间承担了划分特定社会秩序边界的结构化功能，如纽约城是朋克音乐的迷群用以建构和强化文化身份的重要符号（Johinke，2018），乃至在媒介地点拍下的照片或者寄出的明信片之类亦会成为仪式结束、回归日常后用以怀旧的符号（库尔德里，2003/2016：101）。而现代旅行作为一种以“自我”探寻、界定和改进为落脚点的行动（威利，2007/2021：178），其中的“自我”与空间的关系在这一脉研究也变成了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关系。即，空间符号对应了某种自我的身份意义，而媒介乃是符号的权力中介，成为个体行动的引导者，成为规划其表演的“拟定的脚本”（厄里，拉森，2012/2016：217）。在此意义上，媒介仪式视角假设了一种缺少时间积淀的、乃至情绪亦可编排的理性意识身体（Meštrović，1997：xi）。媒介朝觐者的身体行动亦如布Bourdieu（1972/2017：274-275）所说，对事物感知由仪式调控，不确定性的行动被操纵与排除。即，当下日益流行的“打卡”或“媒介朝觐”揭露了一种惯习，其具身行动的细节与媒介建构的认知秩序契合（刘海龙，束开荣，2019）。

换言之，库尔德利等人主要沿着结构主义的路径考察媒介朝觐者的行动模式，缺乏对旅行行程中空间与个体的动态关系的探讨，淡化了空间与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对空间的符号化处理和结构主义解读，也让物质性的地点在“观看的权力”（Mirzoeff，2011）问题中成了消极的对象，而旅行中的身体行动则被理性的主体观仓促肯定。譬如有学者认为媒介化旅行中的个体可以通过手机拍摄记录的手段、漫不经心的扫摄目光，抵抗来自媒介框架的规训以及凝视的吸收（梁君健，陈凯宁，2020）。然而，这种拒绝对媒介文本进行阐释和投入情感的观看行为，某种意义上把媒介文本视为底片，以亲身的行动参与了复制，所生产的图像往往亦无需阐释，而是对媒介文本的一种确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看没有建立自我与环境中的他者所需的“深度”联系，观看者遵循自身的惯习或者从媒介所获得的图景行动——媒介发挥导航的功能，人们在自身周遭建构了“电子茧房”（telecocoon）（Habuchi，2005）。这种打卡式的、与凝视抗衡的扫视（glance）方式，演变成杰伊（1988/2020：82）所言的“能从一个焦点到另一个焦点之间跳跃移动的观看方式”，最终导致一种缺少注意力、反审美的消遣的普遍化（本雅明，1936/2012：261；Crary，1992：23）。

与此同时，随着位置媒介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日益习惯现实空间的亲身体验也与“实时的‘中介化’实践结合”（麦夸尔，2016/2019：142）。“中介”与“直接”的混杂也意味着移动界面（mobile interfaces）中的数字空间、行动中的物质空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形成了所谓的“混合空间”（hybrid spaces）（de Souza e Silva，2006）。面对这一变化，当下媒介研究学者亦试图借助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唐·伊德（Don Ihde）的技术现象学以及后人类思想中的技术概念阐释数字技术如何重构“在场”的时空感知（孙玮，2018）。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强调肉身感知的现象学和以德勒兹（Gilles Deleuze）学说为代表的强调关系联结的生机论（vitalism）视角亦重构了“物质空间”的理解方式（威利，2007/2021）。如今，场域（site）可以被理解为与个体在物理空间中的行程有关的动态过程（全美媛，2002/2021），即公共空间意味着自我与他者的偶遇（Mcquire，2010）。瓦尔（2014/2018）更是从情境关系视角出发定义空间，将城市理解为“界面”，即回到这一术语的原初功能——联结不同通路或系统并使其得以互动和协调。在他看来，“城市一直都是交流系统，这个系统基于个人和公共身份以及共享的社会再现之间的界面。它们有能力以形式、节奏、集体经验和可感知的方式来组织这个界面，使城市成为社交能力的生产者，以及具有破坏性创造力的整合者”（瓦尔，2014/2018：XVII）。如此一来，媒介化旅行中的自我、媒介与目的地之间的关系便可以理解为自我与媒介、城市的多重界面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媒介朝觐为例，跳出以媒介仪式理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框架，以媒介朝觐者在行程中遭遇的事件与具身经验为线索，考察这些个体如何与空间、媒介建立动态的界面关系，是否有分化和不确定性的情感和自我认同状态产生。在理论意义上，本文将尝试从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挖掘“界面”概念的理论潜能，及其与“情动”“自我”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深化现有关于媒介化旅行的讨论，探索媒介-空间实践的新解读方式，为城市传播领域增添具体的经验与理论考量。需要说明的是，“打卡”与“媒介朝觐”都属于媒介化旅行，虽然本文更多以媒介朝觐者的行动为研究切入点，但亦会对话概念内涵更广的“旅行”问题。

二

界面与情动：

自我、媒介与城市间的后现象学视角

国内的媒介研究已有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视角考察具身经验，如周逵（2018）在微观层面讨论虚拟现实游戏的玩家的沉浸式具身经验。跟强调纯粹意识的德国现象学不同（杨大春，2014：66），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乃是一种身体与世界纠缠而且持续变化的视角。他表明“成为一个体验，就是内在地与世界、身体和他人建立联系，和它们在一起，而不是在它们的旁边”（梅洛-庞蒂，1945/2001：134），乃至情绪（emotion）也是“可以从我的身体态度上解读出来的，是我们与他人及世界之关系的一种变化”（梅洛-庞蒂，1948/2018：69）。而随着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学说重思人与物的关系，以及德勒兹的学说强调非主体的“情动”（affect)，学界近年来以“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Verbeek，2006；Kiran，2015；Smith，2015）指代这些对现象学进行修正和对话的哲学思想，其特征是关注感知的同时突出“物”的可供性以及生成性的不稳定自我认同。与此同时，“界面”这一概念亦因其术语的原初内涵关注实体之间能量的流动和转变，成为描述主体与技术物边界与“关系”的理论概念，延续了现象学取向中的问题意识——感知的增强（Hookway，2014）。在此意义上，“界面”的概念恰好展示了不同于结构主义表征理论的、后现象学的探讨视角。

（一）界面的概念化：关系、自我与效果

在德勒兹学说中，“情动”或“感觉”（sense）通过“表层”（surface）运作和流动（Deleuze，1990：128；Grossberg，1992：81），如个体的肉身乃是外在意象穿越其间形成“感觉”的平面表层（姜宇辉，2007）。物与身体的表层隐喻固然开启了一种不同于结构主义的视角，然而，“表层”自身依然是“物”，在分析中容易回到关于物或者实体的形式与特征讨论（Hookway，2014：14），难以真正洞察各种实体之间联结的“生成”和“变化”过程。而近年来，随着人-机界面的说法日益流行，也有学者试图以“界面”的词汇替代“表层”，并超越数字屏幕之类的实体内涵，指向介乎实体之间的“关系”或者相互作用产生的“效果”。其中Branden Hookway在2010年的博士论文中较早爬梳了这一概念的理论谱系（Galloway，2012）。在他看来，“界面”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流体力学的术语，起初就带有力量传送的意涵，后来为热力学、信息理论等所借用（Hookway，2014：x）。“界面是指两种或以上的实体（entities）、条件（conditions）、状态（states）之间的关系形式，而且只有这些实体与另一方进入积极的关系时才能形成，在积极维持、监控和利用实体之间区别同时选择性地让信息或力量在实体之间流通，并在实体的关系之上建构合一的状态或系统”（Hookway，2014：4）。而且Hookway（2014：26）通过突出界面主体即界面的参与者或使用者的能动性，表明“界面”不同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理论中的生产主体的“装置”（apparatus）概念。在他看来，“界面”虽然“界定”了特定的文化空间，主体的能动性也受其牵制和定义（Hookway，2014：1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参与界面中的自我，就如福柯理论那般驯服于“界面”的权力关系。Hookway（2014：16）赋予“界面”概念文化生产的内涵，即自我参与到界面中意味着文化的适应（acculturation）并在时刻（moment）和偶遇（enounter）中生产文化。而不停息的相遇和文化的产生，亦表明界面的参与促进流动的主体化（Hookway，2014：5）。而这种流动的关系视角，离不开德勒兹与瓜塔里（Pierre Guattari）理论的影响（Hookway，2014：93）。

虽然这一概念看似抽象，但是回到关系论的“界面”却有助于理解自我、媒介和空间的关系。传统现象学视技术为中介，形成“我—技术—世界”的意向性关系（伊德，1990/2012：91）。而对于吸收了现象学理论养分的受众接受分析来说，自我“沉浸”于文本所指的世界，即Hookway意义上“自我”的状态与文本所指的世界的状态之间实现了信息与能量的传达与转化，两者之间的界面反而消失，并构成了合一状态。譬如日本学者前田愛（1992：21，24）提出文学作品形构了“现实的都市空间与虚构的语言空间相互渗透的界面”，读者沉浸其中时，文字符号构成的界面消逝，虚实相织的文本的“内在空间”成了我们幻想与欲望的对象。而如今，移动媒介凭借其“可携性、可获性、可定位性和多媒体性”（Schrock，2015）早已嵌入日常生活，移动媒介与使用者形成共生关系，即用伊德（1990/2012：91）的话来说，变成了“（我—技术）→世界”的具身关系。这一关系亦可以理解为当个体学会了积极使用技术后，自我的身体（实体）与移动媒介之间构成了调试、适应的界面关系。换言之，技术成了日常习惯的一部分。

而以界面的视角看待城市空间，瓦尔（2014/2018：XVII）认为城市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系统的物质形式，“通过使用这些城市空间，城市居民学会如何‘亲自’掌握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逻辑。他们可以将个人的生活方式与集体的习惯和实践相适应，或者尝试着调整集体的节奏来适应个人的愿望。他们可以用城市社会的节奏来辨别自己，或者抵制这种节奏”。这一观点亦呼应了Hookway的思路，即实体之间（自我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界面意味着积极的转化关系。然而，这样一来是否就意味着界面乃是一方适应另一方的传播关系？如自我被媒介文本的世界吸纳，或者适应技术的变化与城市背后的社会系统？实际上，Hookway（2014：93，127-128）借鉴了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学说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认为界面处于不停消失与生成的流动的动态关系，而界面关系的发展则朝着“感知与认知的增加过程”。在此意义上，瓦尔的观点也表明了界面关系是促使物质状态变化的“效果”（Galloway，2012）。基于此，他更多强调如何发挥界面的功能，即通过建构具体的情境推动界面的生成与关系的转化。他直言：“界面不是中立的环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可能的交换或协调是如何产生的”（瓦尔，2014/2018：XVII-XVIII）。为此，瓦尔（2014/2018）尤为关注数字科技作为城市公众相互沟通的协调方式，如城市“快闪”这类活动如何通过社交媒体促进的素不相识的人的短暂合作。类似地，麦夸尔（2016/2019：103）亦关注公共空间的数字艺术的公共情境的建构，即如何通过“利用实验性的数字界面，激发对他人的好奇心已经与他人交往的意愿”。

（二）媒介化旅行中的界面与情动

本文探讨的媒介朝觐者在启程之前便与媒介作品建立了积极使用的界面关系，即形成了对媒介文本的认同，以及想象与欲望投射其中的内在空间。他们旅行的重要动机是追求重现文本的“真实性”，尽管在物理空间中寻找媒介呈现中的场景元素，无疑是在媒介空间与物质空间重叠和混杂的“超真实”中左右摇摆（厄里，拉森，2012/2016：133）。不过，媒介叙事虽预先引导媒介朝觐者的注意力，他们“此时此地”的身体依旧直接与物理空间界面中的物与人相遇，而变动的感官反馈和由此而来的情感波动实际上会让旅行者与周遭世界建立不同的关系感性。人文地理学者早于上世纪90年代反思昔日主导的结构主义式解读，批判以“观看”的方式解读空间，即将空间置于自我之外，以讨论空间再现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威利，2007/2021：18）。相对地，现象学取向的“非表征理论”（Thrift，2007）则强调打开感官，让身体浸入物质空间之中（威利，2007/2021）。然而，只是谈论身体感知容易演变成讨论自我如何“栖居”于具体的地方，难以阐释流动的体验，即早为本雅明思想触及的“短暂的（强烈的感觉）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往往难以被连续且稳定的认同框架所整合（瓦尔，2014/2018：68）。威利（2007/2021：286-287）就曾吸收继承了斯宾诺莎生机论的德勒兹理论，探讨个体在物质性的地景（landscape）中行走时如何与各种偶遇的情境产生具体的感性经验。尽管德勒兹本人明显区别于现象学以自我意识为参照原点（福柯，1970/2008），然而其学说在感性经验层面强调“一种想象力与知性之间自由的和未受规定的协调”（德勒兹，2002/2018：80），有助于理解个体与空间界面之间短暂的关系感性，即充盈了“由偶然相遇与环境所形成的非理性融合”（全美媛，2002/2021：135）。

在威利看来，德勒兹哲学中常见的“情动”概念不能被简化为本体意义上的情绪，而是“不断变换的气氛、调性、色彩，或是地方与情境的强度”（威利，2007/2021：286），能让自我与地景之间的不同感受得以“浮现”（emergent）。如此一来，威利（2007/2021：290）既突出了个体与遭遇的地景“同感（perceiving-with）”的现象学视角，又强调了个体在行动中流变的感受性。他也因而称此视角为“后现象学的角度”（Wylie，2005：245）。而这些与空间的物质界面互动形成的感受则促使个体生成了全美媛（2002/2021：10）所说的“瞬息归属”（belonging-in-transience）。不过，全美媛（2002/2021：136-137）指出，她对德勒兹视角的援引并非意味着倡导一种绝对自由流动的主体性，而是指出当下社会若要创造更多的艺术实践，便需要确保接连不断的地方性偶遇成为可能，并推动人们形成一种“瞬息归属”的“关系感性”。对偶遇的期待也是比斯塔（2006/2020）所言的“寻访”的旅行，即旅行者能够从不同于自己身份、惯习和立场的角度去接纳差异。这种寻访的姿态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后现象学层面的对流动经验的接纳和实践，亦呼应了德勒兹学说中对差异性和偶然性的肯定（罗贵祥，1997：108）。类似地，施密茨（1990/2020：168）提出的不等于具身模仿的“游戏式认同”则从具体的身体姿态角色展示了全美媛所言的“瞬息归属”。在施密茨看来，模仿追求相似性和完满，而游戏式认同更多只是以某个身份自居，即参与者以一种总体性的感知方式参与其中。

简而言之，后现象学视角中的自我与空间关系指向了变动、差异的感受性关系。然而，媒介朝觐者在旅行前“沉浸”其中的媒介空间会与旅行当下感知到的空间并置乃至重叠，既有可能在两者的综合中形成新的感受，也有可能因为重叠而遮蔽细节并弱化感受的丰富性，而且这一遮蔽可能与当下具身的移动媒介形成的界面关系有关。如今媒介化旅行往往有移动互联技术襄助。这不仅意味着媒介朝觐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查询旅行地的信息，精心策划一场视觉体验，可以在旅行中可以通过手机的移动界面进行导航、并调取所需的图片、视频、文字等，唤醒对媒介叙事的记忆、确认当下所见所闻与媒介叙事中呈现的时空的相似度，也可以通过拍照和视频记录当下，用以即时通过社交网络与他人分享，以及通过数字存储的方式供日后回忆。而这也是Frank（1991）所说的，我们对待自身的身体行动有两种态度或姿态，一种是尽可能控制在可预测的范畴，另一种是让其对一切可能开放。前者的态度往往带来了“镜像态的身体”，例如，媒介朝觐者往往追求一种准确性的模仿，在某个位置用身体模仿某些作品中的姿态，从而在替代性体验中获得一种身体共振的审美感受（阿里洛蒂，巴夫拉里，坎迪迪，2014/2020：253）。而对偶遇开放的便是施密茨的“游戏式认同”的身体姿态。

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今成为具身存在的移动技术使得媒介空间与移动界面合二为一。移动界面在这一过程便是所谓的用以承载和唤醒人们记忆的数字化的“第三持存”。斯蒂格勒（2016：129）认为第三持存实际上是“时间的空间化，它容许时间的重复和外置化，它将持存和预存的时间转型成为一种持存和预存的空间”。即，有了移动技术之后，媒介朝觐者可以把原本媒介作品中流逝的时间变成可以携带的、重复观看的自动记忆装置，把原本绵延的时间意识变成在移动的行程里的“共时”存在，而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技术对外在世界彷如制图般了如指掌，再次彰显了海德格尔（1977/2018：97）的世界图像说法。不过，人们也容易被作为第三持存的移动界面中的“时间”支配当下的感知。譬如以照片这种可以移动的第三持存为例，巴特（1980：142）在《明室》中便指出照片并不是真正的记忆，即照片中的时态与现实记忆中的时态是不同的，甚至会妨碍人们的记忆。一般来说，我们当下体验的时间是会产生变化、向偶然性事件敞开的时间。一旦媒介叙事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期待和想象，形成了某种特殊体验，加之数字技术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回顾，那么我们很可能胶着于与故事中的时间重叠的特定感受时间，即理应过去的时间被固定下来，支配当下的感受（张尧均，2006：80-81）。换言之，移动媒介与自我的界面关系可能阻碍了自我与城市空间的界面关系生成，截断了情动的联结。

三

研究方法

本文试图通过半结构性的深度访谈并辅以照片引谈（Richard & Lahman，2015），结合对社交媒体内容的文本分析（卢鸿毅，2019），探讨媒介朝觐者在旅行中的身体感受与具体行动。即本文尝试辨识受访者对媒介作品的感知是否形成沉浸的界面关系，在旅行过程中多大程度上适应物理空间的节奏，以及对人和物的偶遇是否持开放的态度，从而形成不同的情动联结。与此同时，本文将媒介化旅行的影视、文学作品视为“初次文本”，而将实践者在朋友圈、豆瓣日记、马蜂窝、微信公众号乃至脸书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的与朝圣之旅有关的图片与文字视为“二次文本”，并试图探索初次文本如何激发媒介朝觐者的想象与欲望，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新媒体技术分享和重构这些情感并形成二次文本，由此更好地展示自我与媒介以及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

由于本研究的受访者必须曾经前往自身喜爱的媒介作品中有显著意义的地方旅行，而且其旅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网红打卡，因而在受访者的招募上限制较多。为了招募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研究者除了通过熟人、朋友介绍获取相关受访者外，还向豆瓣网上书写媒介朝圣旅行的若干用户发出访谈邀请，最终本研究在2019年10月起至2020年1月访谈了25名媒介朝觐者。由于受访者散居各地乃至正居住在海外，根据受访者本人意愿，除了6人面对面访谈和1人邮件书面答复外，其余通过微信通话、语音或文字信息进行交流。除了书面答复者，访谈时间最长123分钟，最短23分钟。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尽可能有策略地覆盖不同职业背景、年龄（按照受访时年龄计算）、性别的实践者，从而获得足够丰富的访谈资料。本次研究受访者均被告知研究目的，清楚访谈内容被记录、使用和处理的方式。访谈中，研究者会征求受访者将其在社交媒体上的旅行书写进行截图并且转发给研究者，或者让受访者挑选其旅行中的照片作为访谈线索，从而更好地让受访者回忆旅行时的感受，并且了解受访者与他人如何在社交媒体平台交流媒介朝觐的体验和感受。基于对受访者隐私的保护，受访者名字均以编号表示。

访谈除了了解受访者自身的基本信息、社交倾向以及日常旅行偏好，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询问：1.列举媒介化旅行的时间、地点、旅行目的、旅行方式包括是否有人同行；2.获取媒介化旅行信息的方式；3.启程前的期待和想象以及相应的准备工作；4.旅程中印象深刻的具体所见所闻和感受，包括是否借助手机查询以及是否遇到同好者；5.拍照的情况、分享到社交媒体的情况以及与他人谈起旅行经历的情况；6.媒介化旅行与普通休闲旅游的区分；7.对旅行目的地的了解发生的变化；8.自身对喜欢的媒介作品的接受与再阐释或二次文本生产的情况。

研究者通读了访谈资料后，根据受访者的感知对象和行动方式，将其所述内容区分为“对媒介文本的感知经验”“媒介技术使用的经验”“在旅行行程中的感知与具身行动”。而后，研究者根据旅行目的（出于对媒介文本的喜爱抑或只是出于自身旅行计划而将听闻过的地方纳入目的地）、符号化收集的周详程度（包括通过网络了解具体情况做好详细的地点访问计划以及对成功执行的认知）、产生的地方亲近感以及对旅行中遇到的人与物的互动程度、旅行书写的有无以及自我反思的有无来对受访者的“具身性程度”进行强弱区分。最后进一步根据受访者倾向于确认媒介叙事、收集符号抑或跟随自己的感受相对肆意地游走，在强感受性经验的受访者中区分出“镜像态”和“游戏式”两种认同情况。

25位受访者中，除了5位被识别为“弱”的具身性参与者，其他20位中，有11位旅行者展现更强的“游戏式”认同，6位倾向于镜像态的身体参与，3位则有较为明显的混合的认同倾向。由于篇幅受限，在研究发现中只截取部分更能直指问题的回答。本文较少讨论弱感性经验的案例，这种情况一般表现为媒介叙事仅提供消遣的功能选项，旅行者依据自身惯习和旅行目的出发，并且在游览中较少与旅行目的地建立感性联系。事实上，本次访谈遇到的编号O受访者便是其中一例。相对地，本文更多讨论有较强关系感性生成的两种类型——一种是被媒介叙事吸引进去，跟库尔德里所讨论的媒介朝觐类似，更多产生占有媒介符号的欲望，其行动方式也停留在具身模仿中；另一种则是通过媒介叙事释放了媒介文本与自身经历交织的故事欲，旅行者更多抱着开放的态度寻访旅行地。

四

研究发现

（一）自我与媒介的界面：情动的联结与强化

诚如Hookway（2014）所言，界面的形成需要实体之间的相遇以及信息和力量的积极传递。媒介朝觐的起点，即媒介文本“里”的地点或者说故事发生的舞台要成为媒介朝觐者欲望的对象，往往离不开个体对媒体文本所指的空间转移情感能量。如编号B受访者曾前往日本最北端旅行，而其动力是与一部曾经看过的纪录片中的某个人物经历相似产生的“共感”。前往该地旅行时，他刚开启留学生活，跟故事中人一样遇到挫折。类似地，编号U自中学以来看了电影《教父》约20遍，他在主角身上看到了跟自我一样的处事风格以及对家庭的重视，他对取景地西西里岛的认知，就包括他从自身的价值出发，跟随着电影叙事视角看到的在贫瘠土地上“坚韧地生长起来”的当地家庭生活。

个体自身的观看体验，尤其是相遇时机亦会创造这种界面关系，如媒介文本所指的世界的信息与情动则会转化成为“私人化记忆”（personalised memories）和对空间的归属感（Kim，2012）。编号E从小开始看“哈利波特”系列故事，自我的成长时间与电影中的演员及其角色成长时间恰好产生了重叠，当她终于去到“哈利波特”系列故事出现的火车站后，“我马上就是热泪盈眶，就有一种，就是弹指之间，时间飞快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那么快就是这本书就陪着你长大的这些角色，一下子就长大了，就成了和你一样的成年人这样的感觉”。曾经前往《灌篮高手》舞台旅行的编号A受访者的经历则更好地展示了媒介自身如何成了私人化记忆一部分。他在访谈中不时谈起年少时去音响店买收录了这部动画主题曲的CD的记忆，而这段关于“青春”的私人化记忆还混杂着他尝试去演奏主题曲的经历。这种强烈的情感联结，让他听到这段音乐都带着泪光，以至于当他亲临现场时，他说自己脑子里都在回放那首歌。

然而，媒介文本所指的世界未必与真实的空间同构，即出现伊德（1990/2012）所说的不透明。如此一来，较强的界面关系卷入，尤其是对边界的确认意识，会让自我选择性地接受真实空间的信息，从而维系自我对媒介文本的感知。编号X受访者的中国台湾之旅便是一例，“我还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在地的东西，我还是在隔着一个玫瑰色的眼镜在看它……我真的觉得台湾是青春的那种感受”。可以说，有关目的地城市的媒介叙事构建了一个巨大的环境气泡，其区隔作用之强烈乃至于使得她理性上知道现实所见的街道和楼房的建设让她觉得乏味，也能在感情上纠正或淡化不符合想象的内容，“没有办法把这个不好的感受真实化”。受众对“真实性”的期待也有可能让其在确认媒介文本与物理空间边界时出现因不确定性情绪带来的“不敢观看”的情况。如编号H自小喜爱小说《巴黎圣母院》。她生怕破坏自己的想象，甚至不敢去查阅这座建筑的资料，还写过一篇关于它的小文章。正是抱着诸多遐想，到了有机会去当地旅行，她甚至选择住在巴黎圣母院的附近。然而她失望地发现，“实际上那个广场也很小”。她因此没有将此次朝觐之旅分享到任何社交媒体。更有甚者如编号W去到媒介朝觐目的地的跟前，因害怕破坏印象而选择放弃。

更为常见的对媒介认同的维系行为则是以镜像态身体参与到现实的空间体验，即出现库尔德利所言的“媒介仪式”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空间中寻找相关场景的“标记”。实际上，“标记收集”行为是否“到位”（库尔德利，2003/2016：15）常常是媒介朝觐者对于旅行是否完满的评价准绳。憧憬奥黛丽·赫本的编号N想吃上《罗马假日》中的冰淇淋，因为第一次下大雨而且冰淇淋店关门，哪怕行程紧张亦执着地去了取景地的广场第二遍，“大早上去先跑到那去吃了一个冰淇淋，我就满足了，就好像自己一夜之间变成那个公主一样”。编号C受访者在东京寻找《敬启父亲大人》的场景，到了主人公曾经就餐的餐厅，“我觉得那顿饭其实不是很好吃，然后也没有拍到满意的照片，也就觉得那个巡礼稍微有点失败”。而这种对于媒介朝觐“得失”的评价在很大程度呼应了上述所说的一种尚未对可能性敞开的主体性。实际上亦有受访者（编号X）明确排斥这类行为，认为场景无法重建，而这种反思实际上亦挑明了梅洛-庞蒂（1948/2018：64）所言的感知乃是一种综合的能力和整体的体验。

媒介朝觐者也学会利用社交媒体技术展示自身的行动与体验，强化对初始的媒介文本的世界的认同。换言之，媒介朝觐者借助数字平台可编辑性、可搜索等技术可供性（常江，田浩，2021），以混合着想象、私人化记忆与现实空间体验为脚本去生成二次文本、强化自身的感性体验，并且通过社交媒体的叙事基础设施（storytelling infrastructures），其感性认知也日益经由讲述和分享故事与他人相连（Papacharissi，2014：7）。譬如，这次的受访者大多会意识到这场旅行的特殊性尤其是其情感强度比起一般的旅行更为深刻，并使得他们更为细致地思考发布的平台和形式，以更好地得到情感反馈。如编号C受访者在更多强联系存在的朋友圈通常只是发布有自己和朋友出镜的一般旅游照片，但是会在弱联系多的豆瓣网，糅合自己现实拍到的风景照片与影视的情境截图，写成长文发布，为其关注者塑造了有新增符号的旅行脚本。如有网友在去同一个地方前后跟编号C留言自身疑问和感受，而且这些文本也有可能被陌生人解读，笔者自身就是通过搜索媒介朝圣的文章了解到她的事迹。在她看来，媒介朝觐的地方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算不上风景名胜，便没有在朋友圈多谈论，但是对她自身而言，这些地方承载了她的情感，有被书写和分享的价值。编号B受访者则比起平台，更侧重于与特定类别的朋友分享，他在朋友圈发了《东京爱情故事》朝觐之旅的图片，虽然只有六张图而没有配上文字，但是当与其有共同媒介记忆的朋友留言时，编号B受访者亦以故事主人公口吻回复。编号F受访者虽然因为更换手机丢失了照片，也提到朋友圈是“功能性联系的人”居多而且认为微信分组过于麻烦而不会在上面发布其旅行经历，仅在有亲密朋友和共同爱好的网友所在的豆瓣网分享旅行中的心情而没有特定的旅行书写，“还有当时男朋友也常用豆瓣，希望他看到我发的心情”。

（二）（我—技术）→空间：具身参与与界面的不确定性

后现象学的视角更为关注的是旅行中的个体在现实的行程中偶遇的事件和感受，是否与环境产生“共感”（威利，2007/2021），从而产生短暂的“瞬息归属”（全美媛，2002/2021）。这种短暂的认同折射了作为关系的界面的不确定性，也呼应了上文说的游戏式认同的行动方式。即，个体既意识到自我的位置，同时将自身想象为故事中的人，更少强调情景的相似性。如编号U受访者就以“化身”进入这场混杂着想象的地理旅行中。他在朋友圈中发布的旅行书写以“Godfather’coming back to Sicily”为标题，配以六张后期拼贴的图，每张都是实地拍摄（其中有受访者自身）和影片截图的对比图。当笔者就其中一张照片问他是否有意尝试角色扮演时，“也没有吧，我不知道那一刻……但那刻不是模仿的，我只是觉得那一刻教父应该坐在这个地方会伸一个手”。有时，受访者乃至出现波德里亚（1986/2011：17）所说的，城市作为旅行的“电影脚本”的情况，而自我则是这场寻访游戏的角色。如编号X受访者谈到因为《欲望都市》这部电视剧前往故事发生的地方，出现了“觉得‘天哪！我是电影的主角的感觉’那种代入感”。编号F受访者就曾在一次感情受挫的时候去了经常在港剧中出现的海港散心，虽然没有受哪部作品的具体场景影响，“那时候也突然觉得自己像港剧里的人物，因为角色想不开的时候也常常对着港口谈心”。她回想起的很多细节却甚少与明确的影视画面结合，而更多与影视中呈现的特定空间中的行为相关。编号E受访者曾前往英国寻访简·奥斯汀小说的舞台，她至今还能回忆起住宿地的香薰味道，“感觉自己就像是英国那种古典电影里面的女主角一样”。她在《诺桑觉寺》的舞台巴斯旅行时甚至泡了温泉，“我觉得巴斯的整个气质跟《诺桑觉寺》整个小说的氛围是非常吻合的。有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巴斯，所以才是那么轻松的一个爱情故事”。走在巴斯街道上，她甚至会开始想象故事中的角色会不会像她一样会闻到巴斯独有的让人感觉舒缓的植物香气。这种具身实践的突出意义更在于旅行者建立起一种“瞬息归属”，而这种流动的认同也使得她的二次文本的分享充满细节的感性。

而且这些游戏式认同的旅行者就如威利所言，能与行程中遭遇的具体情境中的氛围、调性等物质性同感。编号C受访者在电影取景地旅行时，偶遇夏天的黄昏时分，除了在访谈中说起其时的温度记忆，她亦在其旅行书中提到透过余晖看到的海岸呈暖黄色调，恰好呼应了电影刻意使用暖色调代表主人公的少年时代，让她感觉似乎正与少年时期的主人公坐在那里共赏日落。编号A受访者就在旅行中特别留意动画中经常出现的电车报站声音，以及“买票的那个按钮，会很想按一下，会很珍惜那种感受”。这种通过身体感受偶然建立起的联系亦会在更后来的日子里催生新的、微妙的眷恋情绪。编号A受访者就提起他后来在微信群看到有人发来他曾旅行过的地方遭遇台风的消息，“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额外的伤感，没有去过的话体验不到的”。

虽然媒介朝觐者有时对媒介文本的期待会遮蔽某些旅行中的视域，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可能，即他们通过媒介反复阅读或者观看这些现实的空间，亦会比一般的观光体验更有可能注意到额外的细节。编号E受访者在巴斯逛书店时发现了奥斯汀小说周边产品中有肥皂，“如果我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简·奥斯汀的书的话，我看到这个肥皂可能会觉得这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它里面化用的一句话，我就会觉得很俏皮”。访谈中，她流利地用英语念出了这句改编自《傲慢与偏见》开篇名言的话，“A man with good hygiene must be in want of a soap”。在她看来，正是因为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线索，让她更喜欢这个城市，“觉得我跟这个城市之间是有一些别人没有发现到的东西，有些秘密是只有我知道的，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会建立到自己跟这个城市的connection，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而，本文也发现了，作为“第三持存”的具身的移动界面确实因其可存储和移动的可供性而让原本绵延的媒介故事中的时间被固化为与行动者共存的空间。移动界面不仅帮助人们规划、实施自身的旅行，更因为其多媒体性的技术可供性而在旅行行程让个体可以携带其媒介故事的界面，在自身周遭结成电子茧房，让媒介朝觐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观看、再现故事中的符号，而难以与空间界面进行互动。比如有受访者通过截图保存进行实景对照，或者随时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查询媒介故事中的细节。编号V受访者曾经因为出于一部动漫作品的喜爱，前往日本北海道进行实地考察。她认为自己不同于受情节或者角色吸引的受众，自身“看完一部作品后非常想挖掘影响作品形成的一切因素，想了解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登场人物实际对应的历史人物等等”。出发前，她查好旅行路线，仔细重看作品，“疯狂截图，记录下想去的位置，时刻准备在巡礼时对比原作来拍照”。旅行中，她会密切留意取景的角度和细节，“去网走监狱那次，震惊于漫画原作者和动画制作组对细节的还原度。一些建筑取景的角度都和动画截图完全一样，连镜头中出现窗户的个数和地面倾斜度都完美还原。印象很深的是在展览馆看到了原作者野田老师的速写和签名，旁边注释是‘2017年曾来此处取材’”。

此外，本文发现移动界面虽然实现了信息分享，但是媒介朝觐者所形成的以审美和趣味相遇的共同体（库尔德利，2003/2016）短暂且层次较浅。访谈对象中不乏有人通过网络搜索旅行攻略、相关的影视巡礼网站，加入相关的社交媒体小组获取信息。如编号B受访者在去《东京爱情故事》的舞台前就浏览了其他人的旅行书写，发现很多人都模仿电视剧中的情节在当地的一个车站系上手帕，于是他亦来到同一个地方系上手帕，而且遇到另一个同好者，但是他表示只是跟对方交流拍照心得，并没有“共在”的情感体验。编号R受访者提及她喜欢的媒介故事如同聚拢爱好者的“暗号”，她的旅行书写亦被他们表示“很感谢代替我们去了布袋”，然而她亦坦言，互动就止于此。换言之，这种互动方式更像东浩纪（2001/2012）所言的数据库动物的交流方式，即缺乏情感互动、以获取信息为主。

五

结语

跟以往强调空间作为符号的媒介化旅行研究不同，本文从后现象学视角出发，聚焦媒介朝觐者在具体行程中如何与媒介文本、移动媒介以及目的地的空间形成界面关系，建立情动的联结。在具体的考察中，本文吸收了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探讨了媒介朝觐者在旅程中的身体参与细节，提供了有别于当下以视觉为主导的经验分析。尽管目前的经验分析表明了，身体也是矛盾的媒介。一是人的注意力确实容易如库尔德利的媒介仪式学说那样被媒介设置了认知框架，形成一种镜像态的身体行动模式，而且具身模仿、收集标记的行为带来的满足感与移情共感，某种意义也表明人的欲望生成过程受限于媒介叙事，而数字技术在此过程被用以精准规划旅程，也再次展示了现代性条件中的自我规划意识的深化；二是感官的参与以及个体自身的敏感与反思亦让人的注意力有了一定自由浮动的余地，并且与外在的空间建立起不同程度的情感联结，从而生成“新”的体验，生成一种德勒兹式的不断变化的、短暂的游戏式认同。本文亦通过借助受访者提供的照片和旅行书写进行的深入访谈，定位具体时刻对环境的细微感受和看似微不足道的薄欲。尽管这些薄欲未必有足够的强度抗衡媒介与移动界面对意识和行动的引导和界定。不过本文亦发现，个体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出现不同的倾向，个别受访者如编号C就展现出既计较旅程偶然事件带来的得失，也可能会凭借自身的敏感与反思能力而产生不一样的感性经验。换言之，媒介叙事对个体认知的锚定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已有研究中有关自主观看权力的乐观取向。

就城市传播的现实意义而言，本文发现受访者对媒介朝觐与普通旅游有较为清晰的区分意识，而且游戏式认同的身体姿态更有利于自我与城市空间建立情动联结。这表明了在现代社会中，旅行未必是偏离日常的行动，而是资本主导、制造“美好生活”的空间实践惯例（Kordel，2016），若要实现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参与实践，减少惯例的平庸（麦夸尔，2016/2019），需要鼓励建构公共情境、以城市界面促进公众参与空间实践。不过，情动的联结自身也是一种能力的建构。（后）现象学的视角其实暗藏着一种“资格”门槛——所谓的感受力的深度，即，现象学要求培养受众的感受力，就如先锋艺术更多要求受众有的“新的眼光”来看世界（葛罗伊斯，2008/2015）。而这事实上就与布尔迪尔所说的身体维度的阶层、群体区隔不谋而合。需要承认的是，本文由于材料和篇幅的局限，并没有进一步探讨感受经验的获得是如何与这种社会区隔背后的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

最后，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本文除了厘清结构主义解读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后现象学视角和界面概念。虽然无论是后现象学还是界面概念，都尚未如结构主义的理论圆熟，前者更多是结合了技术现象学和德勒兹的学说，泛指当下与现象学进行对话与修正的哲学思想，后者亦是用法不一的新兴术语，常常与“屏幕”等“表层”混淆。本文沿袭了Hookway（2014）和Galloway（2012）等人“界面”概念的定义，指出“界面”并非实体，而是实体之间进行信息或情感能量等传送和互动的“关系”。Hookway（2014）的“界面”概念虽然意味着参与者在具体文化空间的边界内以一定的方式行动，但是这一概念不同于福柯理论的“装置”概念，即更为消极的主体生产，而更强调自我在界面关系中的积极能动性，以及在偶遇中走向流动的主体化。如此一来，“界面”理论既避免了库尔德里等人的媒介朝觐理论中的媒介中心论，亦不会如德勒兹学说过于强调情动的自由流动，对日后的媒介技术和城市传播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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