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陕西挖出一块尉迟恭的石碑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

李世民在征战过程中曾经收复了一位勇将尉迟恭，这句话便是李世民对尉迟恭所说的。

尉迟恭，字敬德，是初唐时代不可多得的大将，在李唐建国统一战争及玄武门政变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官至右武候大将军，深受唐太宗的赏识及器重。

1.尉迟恭家境贫寒的形象深入人心

尉迟恭在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中排名第七，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故事越来越传奇，形象也逐渐被放大。

如今甚至和秦叔宝一起成为了民间传说中的门神。

在《太平广记》《说唐全传》等大多数古籍及评书中，尉迟恭家境贫寒，父亲在其九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年轻时候的尉迟恭只是一名打铁匠。

史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尉迟恭的身世，但也曾经侧面提到过。

一处是齐王李元吉试图招揽尉迟恭，赠其金银器物一车，尉迟恭在拒绝他的金银贿赂时说道：“敬德起自幽贱……”；

另一处则是李世民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尉迟恭，尉迟恭在拒绝的时候说道：“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

无论是“起自幽贱”，还是“共贫贱久矣”，都侧面反映了尉迟恭家世并不显赫。

因而，久而久之，尉迟恭家境贫寒的形象深入人心。

不过，随着1971年尉迟恭墓的发掘，人们开始发现，尉迟恭的真面目原来并非我们原本知道的那样，学者表示，甚至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

那么尉迟恭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

1971年，有关部门欲对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进行重建。

考虑到昭陵的陪葬墓群就在重建范围内，昭陵文物管理所当即组织了考古队对其进行抢救性挖掘，也正是这次发掘，揭开了尉迟恭的真面目。

此次抢救性发掘工作中，尉迟恭墓是首批发掘的昭陵陪葬墓之一。

史料中记载的尉迟恭墓是一个大型封土墓，其中有一个大型石碑，墓周围是许多马和羊的石刻。

不过，随着岁月的变迁，尉迟恭墓已经完全失去了墓地原有的庄严肃穆，被烟霞新村的民房包围，隐藏在高低不一的树木当中。

村民们有的称它为“东尖塚”，有的则叫它“敬德塚”。

尉迟恭墓是一个封土堆为圆锥形的墓葬，圆径26米多，高接近9米。

考古学者们发现墓葬下面有一条接近50米的墓道。

而穿过墓道便是两个穹窿形顶状的墓室，水平全长56.3米，顶高3.7米。

在这之前此墓曾被盗过，盗洞是一个直径0.7米的圆形，盗墓贼从盗洞进入墓室后砸坏，紧接着盗洞的石门进入墓室。

正是因为这个盗洞，整个墓穴渗水严重，到处都是淤泥，淤泥中还夹有许多零碎的棺木朽片。

考古学者们经过一番功夫才清理干净。

由于墓葬早年遭受到盗墓贼严重地挖掘破坏，墓穴中的随葬器物基本被挖掘一空，只剩下破残的陶器、铜铁器和破碎的玉饰玉环……

棺床上原本应该放着尉迟恭及其夫人苏氏的棺椁，如今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不过，墓室内石门、棺床等的石刻都十分精美，依稀可见墓穴当年的豪华。

随着进一步地挖掘，有学者发现了尉迟恭及其夫人苏氏的墓志，令人惊喜的是，墓志完好无损。

2.在昭陵陪葬墓中，尉迟恭的墓志体量最大

其墓志由盖、顶两大部分组成，墓志盖长1.2米，厚度约23厘米，体量丰硕，在昭陵陪葬墓中是出土墓志里面体量最大的。

在唐朝，一般的王侯将相，墓志的顶盖长度最多也不会超过一米，而尉迟恭的墓志明显超越了一品至三品官通常的礼制规定。

那么，为什么尉迟恭的官阶从一品，却能有这样的丧葬级别呢？

有学者推测，这可能与尉迟恭“三救李世民”有关系，而且尉迟恭死后还陪葬昭陵，被追赠司徒，谥号忠武，可见尉迟恭死后也算是享尽殊荣。

墓志志石石色晶莹，雕刻细腻，饰有缠牡丹纹，志石四侧有浮雕十二生肖，每侧刻有三只动物，造型逼真，栩栩如生，在生肖间还饰有流云纹，刻工十分精湛。

学者们发现，尉迟恭墓志盖上用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殊笔法，镌刻共二十五字：“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字点画间若断若连。

这种特殊的笔法便是汉朝蔡邕所创立的“飞白书”。

“飞白书”是书法艺术珍品，看上去古朴雅致，但是书写难度很大。

全国范围内，就连飞白体碑石都极为罕见，飞白体墓志更是仅有尉迟恭墓志这一块。

墓志志石正文共四十七行，满行五十字，共两千二百一十八字，虽然没有撰书者姓名，但是十分详细地叙述了尉迟恭的籍贯、家世及生平活动事迹，揭开了尉迟恭的真面目。

那么，尉迟恭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3.与传统认知不同，尉迟恭的家世并不贫寒

墓志对史籍有极高的补校作用，墓志铭文既可以补史之缺，又可以订史之讹，为历史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尉迟恭本人及其所处年代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因而自尉迟恭的墓志发掘出土以来，有关他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尉迟恭的人物形象开始变得丰满和立体，而尉迟恭本人的身世也逐渐清晰明朗。

与众人传统认知里的尉迟恭不同，实际上尉迟恭是一名“官四代”。

据墓志中记载，尉迟恭的曾祖尉迟本是北魏时期后魏的一名大官，官阶应为右第三品，太和二十三年之后改为右从第三品，死后追赠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

祖父尉迟孟都先后在齐、周两朝做官，在齐曾任金紫光禄大夫，为从二品，周为济州刺史；

父亲尉迟伽曾任仪同，是三司王府记室中地位比较高的文职官员，不过官阶不高。

可见，尉迟恭的家世并不贫寒，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显赫的官宦世家。

不过，尉迟恭出生时，尉迟家族没有祖辈时期那么显赫，开始走向没落。

再者，尉迟恭的父亲中年早死，或许也对尉迟恭一家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尉迟恭墓中还有一合墓志是他的妻子苏氏的。

苏氏的墓志志文上记载了苏氏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的信息，与民间传说的不同，苏氏并非农村妇女，而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是檀州刺史苏谦。

苏氏的家世也进一步佐证了尉迟恭家世并不贫寒。

要知道，在那个非常讲究门第的时代，尉迟恭能与檀州刺史之女结为连理，应当是门当户对的。

4.出土的墓志上记载着“公讳融，字敬德”

除了尉迟恭的家世以外，令考古学者们极为不解和震惊的还有铭文上尉迟恭的名字。

《新唐书》中用“尉迟敬德 ，名恭 ”记载尉迟恭，在《尉迟敬德碑》中也同样以“名恭，字敬德”称呼尉迟恭。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出土的墓志上却记载着“公讳融，字敬德”。难道千百年来，我们都将尉迟恭的名字叫错了？

著名史学家毛汉光博士认为，“融”应为尉迟恭本名，而后才改为“恭”。

由于墓志铭文中必须用墓主本名，因而用的是“尉迟融”。

不过，这个说法并不能令众人信服，毕竟在墓志中“融字敬德”几个字是被人挖掉重刻的，墓志碑又是由至亲严格审核把关，尉迟恭的亲人不可能会搞错他的姓名后重改。

而挖掉重刻这一行为，也令人怀疑“融”是否为尉迟恭的本名。

苏相禹先生认为，从尉迟恭的墓地规格来看，当属厚葬。

在这种情况下，墓志铭的刻写不应当会出现挖掉重刻这样的低级错误。

另外，根据墓志刻写的程序来看，首先要有专门的人负责在打磨光滑的志面上墨，书写提前撰好的志文，再由石匠凿刻。

因此，如若有书写错误，完全可以在凿刻之前擦掉书墨重新书写，而不是在凿刻的过程中更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凿刻后重改的情况呢？

考古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尉迟恭墓志中此处关于姓名的更改，很大成分是僭越等其他政治性原因。

不过，从尉迟恭死后朝廷所追加的殊荣来看，其实可以排除僭越这一原因。

那么，是否为“恭”字在墓志中触犯了忌讳，而需要避讳才改为“融”？

尽览尉迟恭之前的诸帝，皆无名字中含有“恭”者，并且，墓志铭文中其实有好几处出现“恭”，可见并非为了避讳而改刻。

5.“尉迟融”是尉迟恭晚年才使用的名字

有专家认为，“尉迟恭”和“尉迟融”都是尉迟恭的姓名。

不过，“尉迟融”是他到了晚年才使用的名字。

尉迟恭晚年“笃信仙方”，信奉道教渴求长生，而迷信宗教者会出于各种不同原因而更名，例如唐朝的第十五位皇帝唐武宗。

唐武宗最初的名字叫作“李瀍”，晚年时唐武宗十分宠信一名叫做赵归真的道士，常常吃他练的所谓的仙丹，导致身体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最后生了一场大病。

重病中的李瀍竟然相信赵归真说的“瀍”属水，与本朝尊崇的土德不合，要改成“火”病才会好，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炎”。

可见，晚年的尉迟恭也极有可能因为信奉道教而改“恭”为“融”。

其一，“融”有长久之意。

无论是《诗经》中的“照明有融，高朗令终”，还是蔡邕笔下的“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融”都表示长久。

可见“融”符合尉迟恭晚年信奉道教以求长生的心理。

其二，在道教经典中，“融”也能蕴含“恭”。

《道德经》中有：“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的说法。

在《广韵》中，“容”和“融”均为上平声，两者音虽不同但极为相近；

“公”和“恭”同属上平声，读音也十分相近，因此也可以说“容乃公”便是“融乃恭”。

此外，许多道士更名时会化用经典，如王玄晖后更法名为玄览，便是化用《道德经》中“涤出玄览”之意。

再者，道教本尚虚融，“融”字符合道教的精神。

由此可见，尉迟恭晚年更名为“融”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之所以不是一开始便在墓志上采用“尉迟融”一名，而是后面重新改刻，或许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张亮有关。

张亮也信奉道教，曾经与两位道士有密切往来，道士说他“有弓长之君当别都”，所谓名应图谶，张亮听了大为窃喜，甚至还因此去问术公程工颖，说自己手臂上有龙鳞生起，是否意味着举事造反可以成功。

不过，张亮很快便被常德玄举报，因而被人推上了“谋反”的风口浪尖，最后还因此被斩杀。

或许有了前车之鉴，防止有心人比附张亮从而大作文章，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尉迟恭一家人都没有将尉迟恭改名一事告知朝廷，一直到墓志即将下葬才将“恭”字改刻为“融”。

如今，尉迟恭及夫人苏氏两人的墓志都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陕西昭陵博物馆内，是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