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遗、移民后裔的精神家园——大槐树祭祖习俗（四）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槐树祭祖习俗

大槐树迁民遗址创始人景大启

洪洞大槐树迁民遗址

在民国版《洪洞县志》卷七“舆地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合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1913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资，竖碑以志遗迹（新增）。”这是民国三年（1914）修订的《洪洞县志》中的记载。很显然，“大槐树”进入“县志”的古迹条是“新增”的内容。这说明在此之前的明清《洪洞县志》中，并没有“大槐树”古迹条目。也证明旧时人们并不十分重视这一迁民遗址。

民国三年修订的《洪洞县志》中

记载的“大槐树”为新增

最早发现洪洞大槐树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这个景大启与大槐树有着比别人更加亲近的感情，原因是他的出生地洪洞贾村，就是大槐树广济寺所在的村庄。清末时，景氏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吏，他善交游，在济南、东昌（今聊城、冠县、高唐、茌平、莘县等县）一带均相稔熟。在他的宦途中，上至官吏下至平头百姓，凡知其为山西洪洞人者时，大多斯抬斯敬，相争推梨让枣，备觉亲近。都说洪洞是老家，急拿家谱让他看。是时，洪洞另一名叫刘子林的人在长山县（今邹平县）任官，也深感移民后代对洪洞大槐树的一往情深。景、刘二人相商，决定筹建古大槐树遗址，很快在曹州、长山募得白银三百九十两寄至洪洞家中，托人修造了刻有“古大槐树处”的巨碑一通，并在石碑上建碑亭一座，同时建造了三间供人们饮水思源的茶室，这才有了可供寻根游子凭吊的向往之处。因景大启孩提时代常在古槐遗址处玩耍，常听老人们讲这棵大槐的具体位置，所以碑亭的方位准确无误。又因为广济寺的这棵大槐树，虽早已被汾河水冲毁消失，但寺内的经幢塔仍顽强地竖立在那里。它是大槐树的坐标，它是广济寺的象征，它是明代迁民的唯一见证。碑亭建在了古大槐树曾生长的位置，碑文由贺柏寿撰书。贺柏寿是当年从河南杞县告老还乡的宦官，洪洞孰堡村人，他是光绪已酉科朝考一等知县，曾任河南登封、确山、息县、杞县知县。每到一处，亦如景大启一般，深受迁民后裔的敬重。

上任山西巡抚未满月即被刺杀的陆钟琦

恰在建碑亭之时，竟出现了古槐荫庇洪洞老百姓的事件，顿使洪洞黎庶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赵城县张煌率兵杀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接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逼山西革命军。卢率军沿古驿道南下进攻临汾，兵到之处，烧杀掳掠，张煌故乡赵城县受害最甚。赵城绅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和张锡銮，诉说了卢军的残暴：“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比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洗劫后的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籍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籍图书无整幅，墙壁倾圮、地深三尺……”满目惨状。卢军南行三十里进入洪洞，下令“半天不点名”，暗示仍可抢掠。然卢军士卒来到洪洞城北古槐碑亭前，却个个下马罗拜，长跪不起，并将所掳之物，供于二代槐树根部忏悔。原来卢永祥部士兵多为冀鲁豫籍人，这些大槐树移民后代，今日见到了老家碑亭，犹如见到宗族祠堂一样敬拜。于是，士兵们彼此叮嘱，大槐树下如胡作非为做伤天害理之蠢事，会愧对祖宗先人。士兵中的其他籍者，见队伍中槐裔如此虔诚且又势众，也不敢造次……

题写着“隐蔽群生”的大槐树牌坊

说实话，景大启等人修建了大槐树碑亭，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洪洞人重视此举，1939年，阎锡山修南同蒲铁路，铁路从贾树和大槐树遗址中间穿过，原来经大槐树广济寺的官道也改道到贾村村东。铁路的隔离，公路的改道，把大槐树长时间给孤立起来。记得1970年，笔者与妻去洪洞河西辛村路过几次大槐树，那时，碑亭下只住着一位老头，大槐树处一片凄凉。看碑的老先生是洪洞大槐树蒲剧团的打板（司鼓）师傅，与我妻同在一剧团，因年事已高，县上给其安排了照看古迹的差事。老人叫王三星，非要我们去他住室一坐，谈话间，老人不无感叹，说：“其实这里根本没看（管）头，不过县上叫咱在这看，就得看。”当时这里很荒僻，一株二代槐树，死了，枯树干在那里戳着，不远处有一株碗口粗的三代槐，被狂风吹得摇头晃脑。不时有一趟火车穿过，这里又是一片寂静。我们从王三星老人口中得知，这里每天很少有人光顾，他住在碑亭后的砖窑里，吃饭睡觉都在那儿，有时一天连一个人也没有，很寂寞。

新中国成立后，洪洞县领导真正重视大槐树是从七十年代末期才开始的。

大约是1979年春天，江苏无锡市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乡镇企业会议，洪洞县委书记王德贵参加了此次会议。当他自报家门从山西临汾来时，无锡人表情如常；可当他说出是洪洞县委书记时，接待者眼睛里顿时透出了热情神色，甚至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多为古槐后裔，王德贵遂受到清末洪洞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为官时的礼遇。与会者不乏也有槐裔子孙，纷纷叩门拜见，共话数百年迁民情，话题首先谈到“大槐树”，“老鹳窝”。

“什么时候一定去洪洞看看大槐树”！凡光顾者都会这样说。王德贵不无震动。他在临汾，几处任职，对于“大槐树”倒有所知，但当天的感触，应是他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一瞬。虽说王并非洪洞本县（祖籍襄汾）人，但此时的他，犹觉由衷的自豪与骄傲。他真正领悟到：洪洞县名重神州，不仅只是苏三之唱，主要的原因是明初的“大槐树”大迁民。在返程的列车上王德贵书记反复思索着无锡的一幕幕场景，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洪洞的大槐树能成为这么多人的遗爱品！

古大槐树旧影

回到洪洞之后，王德贵这位颇有心计的父母官，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刘郁瑞等领导进行了交流。谁知，一拍即合，在一次普通的会议之上，县委决定：建一大槐树公园，以慰天下槐裔人拳拳之心。但在八十年代初期，大槐树公园怎样建，并无章可寻，再加上当时政府部门财力不足，只能先将大槐树遗址用围墙圈了起来，成立一个管理机构先管了起来。接着县上多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如何建设大槐树的问题。1981年县志办主任林中元亲手拟定了三百字的征集古槐资料广告，得到了王德贵、刘郁瑞等领导的支持。该广告刊于《参考消息》中缝，谁知广告效应不小，仅两个多月，便收到海内外槐裔寄来的族谱、牒文，碑拓、佚事珍闻凡四百余件，建大槐树公园的资金也很快筹措到一大笔。于是“大槐树公园”很快得到了补充，很快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人，成为晋南的一大人文景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每年接待中外游人都在10万人次以上。

早在1950年建国之初，洪洞县成立了“大槐树蒲剧团”，作为全县的主要文艺团体，第一个打起了“大槐树”这个文化品牌。苦演了数十年，确实为洪洞，为大槐树赢得了声誉。但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人际关系曾长期冷冰冰、硬邦邦，“大槐树”情愫就更难谈及。最能体现大槐树厚重的文化含量的时期应当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起。大槐树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繁荣。1986年县志办主任林中元与副县长张玉吉，张青三名同志编写出版了《洪洞古大槐树志》，接着在河南、山东等省的报纸、电视台等媒体相继屡屡出现“洪洞大槐树”迁徙寻根的各种报道。1997年山东郓城潘永修、郑玉琢夫妇撰写了《根在洪洞》一书，在山东和华东各省销售特好，读者颇广，至今共再版五次。书中潘郑用他们自己徒步山西洪洞《寻找祖先的足迹》的事实，用对豫鲁等省数十个姓氏迁徙史实的调查，用各地家族对迁徙传承的论证文章等编汇了这本25万字的资料和可读性很强的著作——《根在洪洞》。1999年，山东籍军旅作家解放军文学院副院长李存葆写了长达3.5万字的长篇散文《祖槐》，又使“洪洞”的“大槐树”在全国乃至海外引起极大轰动。作者凭着他广博的知识和学养，凭着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把笔锋深扎在洪洞大槐树迁民文化的源头，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明代迁民的来龙去脉，对山西洪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洪洞，华夏的大半部古文化史在你这里浓缩；临汾，你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汁液的地方。

李存葆同志还写道：“古槐是洪洞县的一张四海通行的‘大名片’”。的确，当社会顺乎历史走向，步入正常轨道时，囚禁多年的大槐树情愫，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洪流，不断升温。洪洞人也从大槐树公园的复兴中，窥见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因子。八十年代初，当洪洞县《古槐》杂志诞生以后，接着又出现了“槐乡”这个名词。紧接着“古槐路”、“大槐树奶粉”、“古槐旅馆”、“古槐饭店”、“槐荫客栈”、“槐荫市场”、“槐根发屋”……一类名词也频频而出，以至到2000年洪洞县城关镇更名为“大槐树镇”的举措，都说明了“大槐树”文化的品牌效应。大槐树公园也随之加强了设施建设的速度，成为今天拥有山门，影壁、过厅、仪门、碑亭、茶室、祭祖堂、望亲台以及满园苍翠的幼槐、花木等设施，供人们游览凭吊。

1991年起，洪洞县又开创了每年清明节为“祭祖节”活动，如同陕西省祭黄帝陵一样，庄严肃穆，规模宏大。它不仅使洪洞经济有望腾飞，而且对民族向心力的凝聚也是一大贡献。十多年来，我几乎年年参加祭祖节活动，每参加一次，都有一次新的感受。

祭祖节期间的大槐树披红挂彩欢迎槐乡后裔

（摄影/崔济才）

祭祖节期间，洪洞城里，披红挂彩，阖城祝颂，童稚折柳，翁妪献芹，锣鼓威风，笙乐喧天，搭台唱戏，名家助兴。数万游子，来自祖国各地，来自港澳台，来自大洋彼岸。八方土语与五洲洋音交汇撞合，西服革履与红装绿裳摩肩接踵。最动人心弦的是主祭日（四月五日清明节这天），在肃穆庄严的气氛里，槐裔们次第拜祭“古大槐树”（碑），由政府官员宣布祭拜者来地、单位、人员情况，洪洞县的县长、书记还要诵读祭文，每年的祭文都写得很漂亮，与时俱进，紧扣时代脉搏，体现了大槐树文化巨大的民族向心力，和亲情文化的真谛。祭祖仪式还有朝拜祭祖堂的内容。祭祖堂是八十年代新建的，内设做工精细的姓氏牌位三百余；厅堂东西墙挂着巨幅《中国地图》挂图，明代迁民的图标连线像长短不齐的车辐，连接着各省县区的迁民点，洪洞如同一个巨大的毂，各条车辐都交汇在车毂之上。明代先民迁徙的步履，似乎也时现在祭拜者的耳边。大凡来者无一不虔诚地步入厅堂，从普通的员工到各业大亨，从巨贾豪翁到翰苑名流，在各自的姓氏牌位前，无不屈身必恭，叩首展拜。人们的故土情愫，并不以地理位置的远近，有的离故土愈远情思愈长。笔者曾看到，白发盈顶的海外槐裔，携子领孙，长跪在“二代槐树”的树干前，恩绪万千，老泪纵横。故乡对于国人和海外游子来说，虽然只是一种符号概念，但却又是一部用怀恋氛围酿造的常忆常新的朦胧诗卷。洪洞大槐树公园（现已改名大槐树祭祖园）的建造，为遍及海内外槐裔游子打造了一所倾诉衷肠，祭拜先祖的圣洁殿堂。本人还多次听到祭拜者在大槐树碑前发出感叹：

“总算是回到老家了！”

“总算是圆了老先人的思乡梦！（本文摘自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天下洪洞》一书，作者柴瑞祥系文博副研究员，山西省书协会员、省作协会员，曾任洪洞县文联副主席、县广胜寺文管所副所长）

来源：洪洞民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