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回顾｜谢觉哉之子、著名导演谢飞谈抖音: 应允许喜厌观点同在

从2016年至2021年，红船编辑部已在红色文化领域走过五年即将跨入第六个年头。五年中，红船编辑部采访近300位革命后代，听他们讲述父辈的峥嵘岁月及父母那一辈用血肉刻画的历史里那些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儿。

五年来，革命父辈的故事成为红船编辑部讲得最久、也将持续讲下去的故事。

恰五年之际，红船编辑部开专访回顾，将系统推出“红船专访”里的旧作，虽为旧作，却是历史。

注：该文首发于2018年5月23日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横跨三个时代的人，21岁中举成为末代秀才，41岁加入共产党。比毛泽东大9岁的他，1933至1934年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主持起草了中国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例。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首任内务部部长、第三任最高法院院长。

谢飞

近日，谢觉哉之子、著名导演谢飞接受了红船编辑部专访。谢飞在采访中回忆道，他与父亲相差五十八岁，可谓是“忘年父子”，但令他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教导他要把语文学到“顶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据悉，谢飞在北京电影学院先后任导演系主任、副院长等职。对于当下流行的社交软件抖音及自媒体内容，他认为，要允许批判与喜欢的观点同时存在，但如果涉嫌违法就要按法律予以制裁。

谢觉哉自我辨别选择共产道路

近日，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内，谢飞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采访。据他讲述，1884年，谢觉哉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参加革命前，他就读于私塾，参加过科举考试，1905年中了末代秀才。谢飞回忆道，20世纪20年代初，谢觉哉在其私塾同学何叔衡的邀请下，来到长沙担任《湖南通俗报》主编。在那里，谢觉哉结识了比自己小9岁的毛泽东。随后，他在朋友与同事的影响下，于1921年参加了毛泽东与何叔衡组织建立的“新民学会”，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同了解世界形势。

谢飞认为，父亲那代人的思想非常解放，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并且通过自我辨别，认为共产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1925年，41岁的谢觉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谢觉哉的自传中，他写道自己虽接受的是传统思想文化教育，但对穷人受苦和一些官僚及地主资本家的不仁、不公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厌恶。

父亲曾告诉他们，他是由于对当时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和辩解，根据自身的体验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谢觉哉

据悉，谢觉哉于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谢觉哉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不到两个月，即被派往兰州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任中共中央代表，出色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9月，他回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他在发动员工开荒种地的同时，还自己动手参加修建大礼堂。1943年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幅匾额。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1959年，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教育儿女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化

“在网上查询，对父亲的解释一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延安五老’、‘中国法制奠基人’等，所以我从小就被称为‘高干子弟’。”谢飞称，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而且他是个高级干部。当时父亲有很多公务活动，但他正在上学，所以感觉距离比较遥远。他对父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父亲留下的日记与文章等。

“母亲王定国二十九岁时生的我，所以父亲与我的年龄差别是五十八岁，可谓‘忘年父子’。”谢飞称，如果以二十或二十五年算一代人的话，他和父亲生活的人生岁月，有着两代多的巨大时代差距。

谢飞 （摄影/王学民）

1942年8月，谢飞出生在陕西延安，身处于抗战时期。6岁的他来到北京，1949年开始上小学。“我的父亲虽然是红军，但他是政府干部，所以并没有按照军队的标准要求过我们。”谢飞讲述称，父亲健在的时候，他们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他是老三，父亲对不同年龄的孩子，教育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要掌握真本事。

在父亲眼中，真本事就是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化，要把中国字学好、写好。谢觉哉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当过多年教师。据谢飞回忆，他们兄妹与父亲主要通过信件进行交流，父亲会指出他们在信中存在的文理不通或语句不生动等问题。

谢飞说，父亲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让他们把语文学到“顶好”，就是非常好的意思。从父亲对待中文的学习态度，体现了老人家对他们的教育就是学有真本事，将来做有意义的工作。

在谢飞眼中，谢觉哉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在他们年幼时，谢觉哉会在信中写到谁聪明一些，谁不聪明一些。但是，谢觉哉认为，聪不聪明是天生的，但有没有作为是后天的。谢飞说：“他不希望我们有很深的心机，而是希望我们做有用的人，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很大。”

右手瘫痪的“顽强文人”用左手写诗

据谢飞讲述，1954年，父亲过70大寿时，他还在上小学。1964年，父亲80岁时，他已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1963年4月5日，父亲突然中风，直至去世，一直在跟中风引起的瘫痪等病状做抗争。

父亲中风后，手不能写字，并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渐渐恢复后才能慢慢开始走路。对于写字的问题，他很顽强，右手不能写便开始用左手写字，下雪花开时还会写诗，这是老年知识分子的最爱。

谢觉哉书法

谢飞是艺术创作者，他认为写诗也是有趣的，因为这需要对生活和对自然有所感触，同时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所以父亲病后，写诗也成为可以静心疗养身体的重要方式之一。

直到1971年6月，当谢飞兴冲冲地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的时候，却碰到了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谢飞同家人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里进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正在医院养病的“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副主席，在他儿子的搀扶下也赶来见老友最后一面。他儿子手里拿着董老手书的挽联，让谢飞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106岁的母亲是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2017年，谢飞的母亲王定国在春晚现场度过了自己105岁的生日。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她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是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国是迄今仍健在的走过长征的女红军之一。

谢飞的母亲王定国

谈起母亲的生活状态，谢飞称，母亲自去年11月住院至今，她已是106岁的高寿老人，所以近半年的身体不如以前硬朗。

关于长寿，主要原因是母亲从不吃药。谢飞总结道，人要靠自身的生命力来克服由于身体问题带来的困难，不要完全靠指标与药物来干扰自己的生命状态。目前，母亲的心脏、血压等身体状态一直很健康，但由于年纪确实太大，所以近5年已经不能再写字画画了。但是母亲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同时也不愿在医院久待，在伺候病重的父亲时，她就经常讲不要对医院产生依赖。

谢飞的母亲与父亲有着不一样的经历，母亲是在四川山区的穷苦家庭长大的。1937年，时年53岁的谢觉哉已离乡十多年，被派到甘肃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做毛泽东代表。时年24岁的王定国也在兰州办事处工作。

1937年10月，经彭加伦介绍、毛泽东批准，王定国与谢觉哉结婚。此后，王定国与谢觉哉一起生活了34年。

谢飞称，母亲在与父亲见面时，实际是个文盲，而父亲是位末代秀才。由于革命战争形式与选择的道路相同，同时二人相互理解，他们才走到了一起。谢觉哉曾让她去办公室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就奇怪地问：“怎么回事？”王定国才难堪地说：“我不识字。”谢觉哉听后说：“不用怕，我教你。”

在父亲去世后，母亲获得领导支持将父亲的事迹与诗集整理出版，同时她自己也参与并发起与建立如保护长城、教育下一代、文物协会等社会活动及组织。谢飞认为，她的母亲是一位很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提高影视销售标准，“抗日神剧”自会减少

据了解，谢飞于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导演系主任、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电影协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5月2日，人民日报发文批判了近几年“抗日神剧”雷人的桥段称，发射出去的子弹能拐弯并轻易击中敌人；背景明明是1937年，却已经开始用红外线激光检查入侵者，用蓝光认证活体……类似这样的雷人桥段，不仅不合常理、不合史实，同时解构了严肃的抗战记忆。

谢飞

对此，谢飞认为，电视连续剧在中国的商业机制及销售方式属于播放集数越多越卖钱，由此造成了内容不精练。“手撕鬼子”等剧情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博取眼球，将剧情拉长，从而获得更多收益。

此外，除了创作者、编导的审美外，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点在于经济方式。像美国、韩国等一些国外的电视剧总集数普遍会短一些，内容也更精练，原因在于其销售方式不一样，美剧如果收视率不高很可能还没播完就停播了。所以中国的编导并非不知道将无聊、罗嗦的内容剪掉，其中也包含投资方要求的因素存在。

谢飞建议，应当将销售标准进行提高，如只让内容更加严谨、有质量、有深度的电视剧赚到钱，那么无聊、浮夸的剧情自然就会减少。

评抖音：应允许喜厌观点同在

而对于近日一些自媒体发布侮辱英烈一事，谢飞认为，如果触犯到法律就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进行制裁。他看过少许现今流行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不过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然而新的技术必然会带来新事物、新思想，但不能全部称之为低俗，因为有人认为低俗的内容，在有些人眼中并不是这样。

谢飞还称，他上学时，对武侠小说很感兴趣，当时老师会批评他不要看这些小说，后来才知道邓小平也爱看武侠小说。但我们不能称之为不高雅，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今天亦是如此，既要允许大众对某些内容进行批判，也要允许大众喜欢该内容。但当法律经过反复科学研究后，在一个时间段内，某些内容如果涉嫌违法，那就应该按照法律进行制裁。

撰文：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