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听完卫生部长汇报后大怒：你们改成老爷卫生部好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基础设施薄弱，一切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人才匮乏，医疗人才更是紧缺，新中国培养的医生大多留在城市里工作，这直接造成了城乡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毛泽东对农村群众的医疗问题非常关注，他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要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各级医院也都积极响应，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为农民治病，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下农村巡诊。

但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性的，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无法长期有效地为农民看病，而且在医疗队下乡期间，农村也为要安排他们的食宿而费脑筋。时间长了以后，许多地方的医疗队根本做不到长期坚持下乡，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令毛泽东十分不满。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一直积压的怒气终于爆发了。这天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给毛泽东汇报了一组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数据：

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毛泽东听后大怒，他对钱信忠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于是毛泽东果断作出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由于这天是6月26日，所以这个指示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召见了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以后，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就这样，经过短暂医疗培训的“半农半医”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他们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来自上海的王桂珍。

“六二六”指示下达以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在1965年夏天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用来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招收学员也有一定的标准：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政治上表现好，还必须有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来自沙县江镇大沟村的纺织女工王桂珍完全符合这一条件，因此村里一致同意推选她去学习。

1965年12月，21岁的王桂珍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培训班的学习时间只有4个月，为了让学员们掌握几年才能学完的医学知识和一般治病方法，速成班的课程安排得特别紧，这对于连中学都没上过的王桂珍来说，挑战特别大，她完全搞不懂那些“大于”、“小于”的符号和化学元素。

但王桂珍学习非常刻苦，她在晚上10点熄灯后，仍然经常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她还从别人那里借来医学书籍，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滴地学习，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或求教那些文化程度高于自己的人，有时为了背诵一个医学名词，她经常半夜三更还爬起来翻书。

4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王桂珍成了速成班中学得最好的学员，她回到了村里，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但一开始村民们都不敢让王桂珍看病，大家觉得当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但她才学了4个月，医术真的能行吗？

有一次一个村民牙痛，王桂珍主动提出要给他针灸，但他却不敢让王桂珍扎，王桂珍就先给自己扎，病人这才不害怕了。王桂珍给病人把针扎下去后，病人说果然不痛了。以后这个病人就成了王桂珍的义务宣传员，渐渐地找她看病的人也多了起来。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王桂珍的两样法宝，她在村边的一块坡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并想出了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虽然是乡村医生，但并不是脱产的，平时她也要赤脚下田劳作。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桂珍正在水田里劳动时，被叫去给病人治病，她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于是赤着脚就过去了，看完病后继续回来下田干活。

久而久之，大家送给了王桂珍一个“赤脚医生”的称号，就是说王桂珍既要劳动也要行医，这充分说明了大家对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肯定。

但有些干部对此不太理解，他们认为这个称呼是对王桂珍的一种讽刺，有一次市里的一个干部来到村里，听说了“赤脚医生”这个叫法后，很生气地对村里的干部说：“怎么能这样称呼一个学雷锋的模范人物呢？今后不许这样叫！”

但村民们却不管这些，他们继续这么叫，就这样，“赤脚医生”这个称号知道的人越来越多，王桂珍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专门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也纷纷进行了转载，王桂珍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赤脚医生”这一名称也得到了广泛认同，此后公社卫生员一律被称为“赤脚医生”。

这年9月，毛泽东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非常高兴，并在《红旗》杂志该篇文章的眉头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各级卫生部门都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组织培训大批“赤脚医生”，而且当时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些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青年自然成了“赤脚医生”的主力军，他们学成以后，使农村的医疗状况迅速得到了改观。

和城里的医生相比，“赤脚医生”确实有很多好处，他们显著的特点就是“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养得起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一边劳作一边治病救人，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赤脚医生”手中只有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红汞、碘酒和阿司匹林等药物，为了给农民们看病，他们的手里还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一是草药。

“赤脚医生”普遍都会一些中医的针灸技术，因此农民的一些头疼脑热的症状，他们都能够通过针灸直接进行治疗。由于药品有限，“赤脚医生”也会经常上山采草药，这样他们为农民所开的药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价格十分低廉，因此农民也用得起。

用得动

因为农村人民的病不可能悉数到大城市诊治，所以“赤脚医生”的存在就极大地方便了他们。因为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

留得住

对于多数高校的医学毕业生来说，他们毕业以后都希望能进入城市的大医院工作，农村很难留得住他们。但“赤脚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他们的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因此不会离开农村。

上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进入了鼎盛时期，连西藏阿里地区的牧民都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1970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单位还集体编著发行了《“赤脚医生”手册》，这本书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了“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毫无疑问，“赤脚医生”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农村医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在1980年至1981年的年报中称：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赤脚医生制度这个涵盖数亿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但遗憾的是，到了80年代初，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开，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很多“赤脚医生”通过考试，成为了乡村医生，继续在农村里为农民服务。

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在1965年的那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至今仍然是亿万农民对于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29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伟人吧！

作者简介：帝哥，一位90后上班族，专职写作2年，已在各大自媒体平台发表多篇10万+的爆文。如果你对自媒体、写作、赚钱感兴趣，想每个月都能靠下班时间做副业、兼职，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帝哥说史”，一起探讨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