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钟南山、杨利伟同台领奖，她到底有何与众不同？

2003年，抗击“非典”的功臣钟南山和“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一起站在了“感动中国”的舞台上。

与他们同台领奖的，还有一位76岁的医生，名叫高耀洁。

高耀洁有何本事，能与钟南山和杨利伟并肩？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一、

1927年，高耀洁出生于山东曹县一个名门望族。3岁识字，4岁背诗，5岁正式上学。

虽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可她却没能逃脱旧社会对女性束缚。

5岁那年，她的小脚被缠上厚厚的裹脚布，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裹脚布才被打开。

1950年，23岁的高耀洁考进河南大学医学院。

她虽然青春年少，却“步履蹒跚”，因为她34码的鞋里，不得不塞满棉花。

经过三年的学习，她成为一名产科医生。在产房里，她迎接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生命。

可她没想到，一场无妄之灾却向她走来。

1966年，39岁的高耀洁因为出身问题，被调离临床一线。

因为性子倔，不肯说软话，她被关进太平间长达8个月的时间。

被关的240多天里，她每天与满屋的尸体朝夕相处，心情十分沮丧。

好在当时有一位善良的厨房女工，一直在偷偷给她送食物，不至于让高耀洁成为太平间的一员。

结束了“太平间关押”之后，她的苦难仍没结束。她被人拉到街上游行，被打成重伤，导致胃被切除了3/4。

绝望中的高耀洁曾喝药自杀，结果不仅没死成，还因为药物中毒导致肝硬化。

可这些，仍不是高耀洁苦难的全部。

二、

1968年11月6日，郑州市中医院的电工房和男厕所，发现“发动漫画”和“反动标语”。

由于高耀洁曾经的“不配合”，一些坏人把矛头对准了高耀洁的儿子郭锄非。

那年郭锄非才13岁，既没有作案时间，又没有作案动机，可半个月后，他还是被人在课堂上带走了。

第二年，郭锄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三年。

为了让郭锄非承担刑事责任，还有人改了他的年龄。就这样，郭锄非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政治犯”。

高耀洁一次次为儿子上北京伸冤，成为当时最出名的“上访户”。但她的执着没能救出儿子，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

1972年，45岁的高耀洁被判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非法堕胎。

儿子和妻子接连入狱，让高耀洁的丈夫备受打击。

他接过妻子伸冤的大旗，开始四处奔走，到处伸冤。

13个月后，高耀洁终于走出劳教所。

这一年，她收到了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可这一年多时间带给她的创伤，却是永久的。

1974年，高耀洁的儿子也得到平反。

可监狱里的经历，让他变得胆小怕事，也让他和母亲之间有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后来，高耀洁被调到河南中医院附属医院，度过了她还算平稳的十几年。

在这十几年时间里，高耀洁成为一个当地远近闻名的妇科肿瘤专家。很多病人从外地赶来，专门来找她看病。

这也导致，高耀洁的退休时间一拖再拖，直到63岁，才正式退休。

高耀洁退休后，经常有人高价请她去小诊所挂牌坐诊。

但高耀洁想把自己40年的临床经验整理出来，就拒绝了。

可她没想到，有一些小诊所居然敢不打招呼，就挂着自己的招牌招摇撞骗。

高耀洁得知后，带着记者去抓，结果因为走漏风声，扑了个空。

从1990年开始，高耀洁就开始与游医斗智斗勇。

后来，她接到河南省一名领导的委托，要写一篇关于女性健康的论文。

她在河南省范围内，对几千名女性健康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了大问题。

三、

她发现大部分的河南女子健康堪忧，很多人都深受性病的困扰。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以及女子监狱，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她调查了7个女子监狱，发现女子性病感染率高达92%。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高耀洁发现，真正的罪魁祸首有两个，一个是性知识的匮乏，另一个就是“性病游医”。

因为缺少对性的了解，很多女子生病之后，羞于去大医院的妇科检查，而是找一些小诊所的江湖郎中，看病吃药。

结果把小病看成了大病，有些人还差点儿把自己看没了命。

发现这个问题后，高耀洁决定两手一起抓。

她一边继续与“性病游医”斗智斗勇，一边开始四处演讲，宣传科学的性知识。

那时的她还不知道，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

1998年，71岁的高耀洁在河南省文史馆举办迎新茶话会，得知河南省省长也会来参加时，她精心准备了一份调查报告，痛斥当时的游医黑幕。

这封信，得到了河南省省长的重视，同时也得罪了“性病游医”大军。

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直接打电话到高耀洁家里，威胁她说：

“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

还有一些被买通的媒体人也跟风报道说：

“老太太乱告状，让我们损失了数百万元广告费。”

高耀洁不仅频频收到死亡威胁，就连她的小女儿都被牵连其中，被医院辞退。

直到这时，高耀洁终于明白，为何河南省内性病游医如此猖獗，原来他们背后有保护伞。

但当初她在监狱里不曾低头，如今更不可能向这些伤天害理的人屈服。

1999年，高耀洁再次上书河南省长，痛诉游医的危害，要求取缔性病游医，治疗非法医疗广告。

随后，河南省多部门联合执法，对性病游医重拳出击。

性病游医是被整治了，但高耀洁并没有感到轻松。

因为她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四、

早在三年前，高耀洁就接触过一次艾滋病病人。

那一年，一个巴姓女子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显示HIV抗体呈阳性。

当时这个结果震惊了整个医院，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患者。

随后，医院让巴某家人也来做检查，结果发现只有巴某一人患有艾滋病。

巴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没有特殊嗜好，周围人也没有感染艾滋病。

那么，巴某为何染上艾滋病呢？

这个疑团一直困扰着高耀洁。

十几天后，巴某不幸去世。高耀洁决定，要破开这个谜团。

后来，巴某丈夫坦言，当初妻子患病，由于担心她的健康，他要求医生在手术后，给她输血。

正是这个血，让巴某染上了艾滋病。

高耀洁在得知此事后，顺着这条线索，经过半年的调查走访，终于搞清楚巴某染病是因为地下的“血液黑产链”。

当时河南偏远山村，经常有人收购血浆来制药。城里的血站采血环节也存在致命漏洞，只认钱不管血的质量。

这就给了不法分子一个可乘之机。

无数未经检测的“黑血”，在河南省内蔓延开来，无数患者莫名感染各类传染病，有苦说不出。

河南血站鼎盛时期，一共有230多家，其中违法不合规的居多。

后来，高耀洁一封接一封的写举报信，就像当初她举报性病游医那样。最终，河南泛滥的血站引起重视，被大规模取缔。

虽然堵住了“黑血”的源头，但已经流传到市场上的“黑血”，仍然给无数人带来无妄之灾。

有专家统计，当时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共有七十四万人，传播途径主要是吸毒和性传播。

但高耀洁却并不相信。她认为中国艾滋病患者绝对不止几十万人，而且大多数人是因为血液传播。

经过深思熟虑，高耀洁踏上了“防艾之路”。

五、

高耀洁自费印刷“防艾小报”，免费分发给市民，呼吁他们提高防艾意识，并且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

几年下来，高耀洁印了100多万份的资料，也印空了自己的钱包。

高耀洁虽然能不忘初心，但已过古稀之年的身体却慢慢地吃不消。

于是她改变策略，决定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更精准的人群当中。

从2000年开始，高耀洁开始关注艾滋病孤儿。

与其他艾滋病患者相比，艾滋病孤儿更可怜。

他们不仅要面对疾病本身，还要承受这种“脏病”带来的歧视和冷落。

有一次，高耀洁曾亲眼看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当众叫嚣着要杀了抽他爸爸血的人。在他瘦弱的胳膊上，刺着“仇！杀！”

这两个字，让高耀洁感到触目惊心。

她深知，如果不对这些孩子进行疏导，他们内心的扭曲极其容易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2001年，高耀洁被全球理事会授予“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她将2万美元的奖金和1万美元的赠款，全部投入自己的“防艾之路”。

可她没想到，自己因为防艾，竟然被告上了法庭。

六、

2003年3月12日，自称“民间药物研究者”的李德敏，以“侵犯名誉权”为由，把高耀洁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高耀洁的防艾宣传资料里，有一篇叫《你诈骗艾滋病人的钱财不感到羞愧吗》的文章。

李德敏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影射自己。

高耀洁得知后，丝毫不慌，正面硬钢。

她承认自己文章中，提及了“某省有个非医务人员夫妇二人自制药酒治疗艾滋病”。她更是直接承认，这段说的就是李德敏。

当时没直接写他的名，正是考虑他的名誉权，这才有了“某非医务人员”来代替。

可没想到，他不仅不领情，还把自己告上了法庭。

10月30日，法庭做出一审判决，认为高耀洁没有侵权，是李德敏自己对号入座。

败诉后的李德敏悻悻而归，可高耀洁的事业却走上高峰。

这一年，她因为抗艾的突出表现，获得了有着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以及2万美元的奖金和1万美元的捐献。

这笔钱，一部分被她投入到自己即将出版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中，一部分继续被她拿来搞“抗艾事业”。

因为这个奖，高耀洁走进了一个大人物的视线。

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承担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当她听说高耀洁的事迹后，主动约见了她。

两人在河南郑州的黄河迎宾馆见面后，一见如故。高耀洁也没想到，堂堂的“政坛铁娘子”竟然如此平易近人，远比她接触过的乡镇基层干部更容易接近。

两人详谈了三个多小时，相谈甚欢。

高耀洁向吴仪详细介绍了“黑诊所”的危害，以及“艾滋病孤儿”的事迹情况。

两天后，吴仪跟着高耀洁来到最早暴发艾滋病的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让吴仪真实看到艾滋病在底层社会有多么猖獗。

两人的会面，让高耀洁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许多媒体跟进报道，让更多人知道了高耀洁的“防艾之路”。

正是这一年，高耀洁成为2003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与钟南山和杨利伟，站在了同一个舞台。

但在高耀洁心中，这些虚名都比不上另一件事重要。

七、

2004年，高耀洁寄钱寄物救助的孩子，已经多达164人。

她深知自己精力有限，没法照顾这么多孩子。她就从中帮忙牵线搭桥，让一些无子女家庭领养这些孩子，让他们能拥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一些没被领养的孩子，她把他们全部转交给香港一家慈善机构，让他们帮忙救助。

因为她觉得自己多病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在自己出现意外之前，她要安置好这些孩子。

2005年，78岁的高耀洁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后来，还有编号为38980号小行星被命名为“高耀洁”。

但这些荣誉并没有抵过一件伤心的事儿。

2006年4月，高耀洁老伴儿郭明久因癌症去世。

这位陪伴她度过52个春秋的伴侣，一直是高耀洁抗艾之路上最忠诚的“战友”，最坚强的后盾。

当初，高耀洁决定走上“抗艾之路”时，家里各种杂事就都落在了郭明久身上。

哪怕高耀洁花光家里的钱，去给那些素昧平生的病人，他也从来都不抱怨，只是安心做好高耀洁的后盾。

但郭明久却从来都不抱怨，只是安心做好高耀洁的后盾。

郭明久的死，对高耀洁触动极大。

一次恰到好处的机会，让她做出一个备受争议的决定。

八、

2007年，80岁的高耀洁接到来自大洋彼岸的邀请。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将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颁发给了她。

消息传出后，暗潮涌动。

对于高耀洁是否该去领这个奖，各方人员因为各种原因，产生了巨大分歧。

很多人担心她不会回来，不想她出去领奖。甚至她的儿子，下跪磕头，求她不要去领奖。

但别人越是这样，高耀洁越坚定地想要领奖。

颁奖典礼那一天，高耀洁在众多衣服中，挑中一件艾滋病人赠送的中式外套。

她说，我是代表中国艾滋病患者去的，我要为那千千万万死者服丧！

临走前，她写下两行话：

儿子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3月15日，高耀洁在美国华盛顿领了奖，也见到了大洋彼岸邀请她的人。

大洋彼岸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也有很多朋友劝她留在美国。但她在领完奖后，还是低调回国。

因为她始终放不下国内的“防艾之路”。

但她没想到，这次回来之后，她事业上面临的阻力空前巨大。

2009年，82岁的高耀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终于决定放下国内的事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美国。

虽然，她人在美国，但心里却依然惦记着国内的“防艾事业”。她把毕生防艾的经验，写成书籍，并打算揭露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曾立下一份遗嘱，说自己去世后，不举行仪式，也不留骨灰。只需要把她和老伴的骨灰，一起撒在黄河里就好。

如今，她依旧在美国完成她未完的事业，写书。国内也有人接过了她的大旗，继续“抗艾之路”。

艾滋病虽然可怕，但人心更加强大。

在高耀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我国艾滋病流行情况始终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病毒无情人有情。人类在征服每一个病毒的过程，都有无数人为之付出一生，甚至生命的代价。

病毒终究会过去，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每一个“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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