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书籍交流探析

宋丽，是指中国大宋王朝和朝鲜半岛的高丽国，朝鲜半岛与古代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中间经历秦汉的宗藩关系阶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没有中断联系，但是在唐朝发生了一段刀兵相见的日子，最后是新罗国统一朝鲜半岛，并且与唐朝建立重要的外交关系，至此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进入新的友好发展阶段。

即便是经历唐朝末年与五代十国时期的中断，在宋朝建立之后，已经是高丽国统治的朝鲜半岛主动向宋太祖表示继续进行朝贡，因此宋朝与高丽国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

一、宋丽之间进行书籍交流的原因和基础

（一）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

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朝鲜半岛相近的诸侯国之二燕齐两国选择与朝鲜半岛进行商贸往来，这是可查找的最早历史信息；根据史料显示，齐国把“文皮”（虎皮）等特产与朝鲜半岛进行交易，而燕国的明刀钱和各种金属工具也通过商贸往来流入朝鲜半岛。

秦汉时期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秦王朝时期朝鲜半岛的政权愿意臣服，但是交流不深；根据《史记》记载，直到汉初，因为汉高祖刘邦攻伐卢绾，燕人卫满带着一部分人逃亡至朝鲜半岛，并且推翻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

后来经历两汉的宗藩关系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经济等交流也没有中断，其中佛教思想就是这个时候通过中国传入至朝鲜半岛；后来因为隋朝对朝鲜半岛的用兵，导致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陷入一个僵局，直到唐朝帮助新罗稳定大局，从而继续延承历史渊源，友好的发展朝贡关系。

史书记载，新罗留学生的代表性人物崔致远曾言：“臣窃以东人西学，惟礼与乐”，说明新罗国派遣留学生进入唐朝学习，主要是学习唐朝的礼乐，并且还希望“至使攻文以余力，变语以正音”，所以宋朝与高丽的书籍交往有着深远的历史基础。

（二）宋朝与高丽密切的交往

第一，政治层面的交往；根据《宋史》和《高丽史》的记载，在公元962年（宋朝是公元960年成立），高丽国王昭遣使广评侍郎李兴祐等来贡方物，因而在公元963年，宋朝给予了回馈；

即宋太祖赐高丽国王制，大概内容是：“古先哲后，奄宅中区，曷尝不同文轨于万方………永保东裔，聿承天休。可加食邑七千户仍赐诚顺化保义功臣”，这次赵匡胤的诏书正式确立宋朝与高丽国的宗藩关系；

此后在公元972年，高丽国君主实现新的更替，立马派出使者来到宋朝，请求宋朝作为宗主国地对他进行册封；然后在公元976年至公元992年之间，连续十几次与北宋进行政治上的往来；

例如《高丽史》的记载，公元985年，北宋对高丽国进行册封：“特授检校太傅………高丽国王，加食邑一千户，散官，動如故”。

第二，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突破让宋朝与高丽的往来奠定重要的商贸基础；首先是织造技术的突破，例如中国古代丝织技术当中的缂丝技术，在宋朝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宋朝人庄绰所记载的信息：“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

另外还有纱、绫类织物的技术也是突飞猛进，让当时的人们称之为“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其次就是瓷器技术的突破，宋朝时期开创了窑变、开片等具有特殊工艺水平的瓷器，而且让宋朝南北多地出现诸多民窑的发展，因此让瓷器逐渐平民化。

更重要的是宋朝民窑所生产的瓷器是物美价廉，原本瓷器就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如今这样的发展，让瓷器更是大量地流入高丽等海外各国。

例如根据《高丽史》的记载，公元1055年：“戊申寒食，宋朝商人叶德宠等87人在开京的旅馆被盛情款待”，因为宋朝与高丽的频繁商贸往来，高丽官方特意在开京设立客馆“以待中国之商旅”。

第三，印刷技术的突破让宋朝与高丽之间的文学书籍交流奠定重要基础。根据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里面记载着北宋宋仁宗统治晚期，宋朝人毕昇针对印刷术做出了新的技术突破，即活字印刷术诞生；

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提高了印刷书籍的效率，并且推动宋朝书籍生产、传播的方式和数量，对宋朝的知识传播有着巨大影响，还促使开封、两浙、福建、四川等地诞生印刷中心，让宋朝时期的很多书籍可以流传的更多更广。

二、宋朝与高丽的书籍交流

（一）宋朝传至高丽的佛教典籍

前面有提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中国把佛教思想传至朝鲜半岛，因此佛教在朝鲜半岛扎下根基，当地人都信奉佛教，特别是高丽王朝时期对佛教非常的尊崇，所以史书记载，说高丽“国人好佛法”。

例如在《宋史·外国传三·高丽》中记载：“王城有佛寺七十区而无道观”，可见佛教在高丽王朝时期的盛行。

与此同时，宋朝在建立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当即下令停止毁灭寺庙的行为，并且度童行8000人（是指官方发放身份文碟，证明是朝廷认可的出家人），从而稳定宋朝的佛门；

且史书记载：“乾德四年（即公元967 年），赵匡胤专门安排僧人等157 人远赴天竺求取佛经，还给每人赐予三万钱作为盘缠”。基于这个重要的因素，高丽专门派使者来到宋朝，请求宋朝赐予佛门经典。

例如在公元989年，宋太宗赵光义赏赐一部《大藏经》给到高丽使臣；接着在公元991年，高丽国王再一次派遣使者韩彦恭来到宋朝，表示高丽王希望“求印本佛”，于是宋太宗赐《藏经》和御制的《秘藏诠》、《逍遥游》、《莲花心轮》；

公元1019，高丽派遣使者崔元信等人前来宋朝，宋真宗下诏“赐经还布”，后在公元1085年，宋神宗特许高丽使臣购买《大藏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通过以上信息可以发现，宋朝与高丽之间最先交流的典籍是佛门经典。

（二）儒学和史学等典籍的交流

既然两国之间进行佛门经典的交流，高丽国肯定不会放弃中国传承上千年的儒家文化典籍和其他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典籍，这些对周边国家来说都是文学瑰宝，他们奉若珍宝；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学习中华文化的经典来增强自己的文化底蕴，甚至可以说他们通过学习中国文化，从而寻找到对中国封建王朝进行政治追求的办法。

因此在公元993年，高丽使者表示高丽王希望得到天朝上国的儒学经典，宋太宗没有吝啬，同意赐予有关儒家文化的九本经典，合称《九经》；公元1016年，高丽使臣携带宋朝皇帝的赐书回到国内，其中赐书包括《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历史典籍；

公元1022年，宋真宗在高丽使臣回国之际，专门赐予《圣惠方》和《乾兴历》以及阴阳二宅书等典籍。例如公元1074年，宋神宗对高丽使臣“赐介甫《新经》三十本，盛以墨函，黄帕其外”；

公元1086年，宋哲宗答应高丽使臣的请求，把《文苑英华》等典籍赐予高丽国；公元1101年，宋徽宗赐高丽国《太平御览》1000卷。与此同时，因为宋朝与高丽一直在进行商贸往来，所以高丽国通过在宋朝境内的商贸交易，对宋朝的典籍进行购买，其中《册府元龟》、《北史》等书籍都是高丽使臣自行购买的。

此外，宋朝时期是中国医书著作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因此宋朝与高丽的典籍交流，包括医学方面的典籍；例如前面提到的《圣惠方》，就是一部由宋太宗号召专人进行组织编纂的大型方书，这本典籍是一部结合理论与实际，在医学理论、具体如何医治、如何开配药方以及如何辨认药材等各方面都形成一套体系的医学著作。

临床实用价值很高，在当时影响极大，对高丽国的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宋朝与高丽之间的典籍交流，对高丽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性作用。

总而言之，宋朝站在前人与高丽国历史渊源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来往，和高丽国实现文学、医学等各方面典籍的交流，加上高丽国自身对佛教等典籍的需求，从而促成宋丽之间的典籍交流，让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动着高丽国的发展，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宋史·高丽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高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