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英国《旁观者》杂志上发表重磅文章,题目是《如何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他再次强烈呼吁俄乌与欧美应该紧急寻找和平谈判之路,并警告说随着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越来越接近灾难性的直接对抗,整个世界都处于危险之中。
在文章中,基辛格以一战时双方错失1916年宝贵的和谈时机为例,强调伤亡惨重的世界战争并不一定会带来稳定的和平结构,而外交和妥协倒有可能部分恢复力量均势。
基辛格认为,目前乌克兰战争的局势已经处于“1916年”的和谈窗口,在战争继续升级甚至引发世界大战之前,各方应该见好就收。乌克兰已经成为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国家之一,并且成为抵挡俄罗斯威胁欧洲的坚强屏障,也事实上成为了北约的一员,它应该知足了;而俄罗斯如果愿意放弃2月24日以来新占的所有领土,那么2014年拿下的克里米亚,西方可以承认。数个世纪以来反复争夺换手的顿巴斯地区,基辛格建议在国际监督之下,可以用公投自决的方式确定归属(上述建议与鸿学院数月前直播课的观点非常类似)。另外,美国和欧洲应该意识到,俄罗斯是欧洲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力量平衡机制,未来同样如此。如果西方拼尽全力追求彻底打败甚至肢解俄罗斯,基辛格断言,那不仅将是西方文明的灾难,也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不幸。
据说普京在被记者问到对基辛格这篇文章的看法时表示,“有时间愿意好好拜读一下。”
在冬季俄乌大规模交战的间歇期之内,全世界希望和平的力量与西方内部鼓动战争的力量正在激烈交锋,甚至基辛格本人也会遭到美国军工复合体好战派的激烈围攻。
如何看待基辛格对俄乌冲突大势的判断?我们能够期待和平重新降临吗?还是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蓄势待发?
本周六(12月24日)晚9点,鸿学院直播课将与大家共同探讨基辛格的雄文《如何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如何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
基辛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文化自杀,它摧毁了欧洲的卓越地位。用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话来说,欧洲领导人在梦游中陷入了一场冲突,如果他们能预见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的世界,他们当初就绝不会卷入这场冲突。在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他们通过建立两个激烈对抗的同盟来展开竞争,两大同盟的战略都通过各自的战争动员时间表死锁在一起。结果,1914年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谋杀了奥匈帝国的王储,此事随后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德国开始在欧洲的另一端打击中立的比利时,来启动一场全面击败法国的战争。
欧洲国家对技术已经如何增强了各自军事机器的破坏性力量不够了解,开始互相造成前所未有的毁灭。1916年8月,经过两年的战争和数百万人的伤亡,西方的主要参战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开始尝试结束大屠杀的前景。在东方,竞争对手奥地利和俄罗斯也伸出了类似的触角。因为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妥协能证明已经发生的惨重牺牲是合理的,也因为没有任何一方想给对方留下软弱的印象,所以各国领导人对启动正式的和平进程犹豫不决。因此,他们寻求美国的调解。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私人特使爱德华·豪斯上校的欧洲访问表明,基于修改后的双方现状的和平指日可待。然而,威尔逊虽然愿意并最终渴望进行调解,但由于总统大选,调解工作被推迟到11月之后。而到那时,英国的索姆河攻势和德国的凡尔登战役又增加了200万人的伤亡。
菲利普·泽利科在关于一战的书中说道,外交成为很少有人选择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持续了两年,继续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无可挽回地破坏了欧洲既定的平衡。德国和俄国被革命撕裂了,奥匈帝国从地图上消失了,法国血流成河。为了胜利,英国牺牲了很大一部分年轻一代和经济潜力。事实证明,结束战争的惩罚性的《凡尔赛条约》比它所取代的结构还要脆弱得多。
当今世界是否发现乌克兰战争再次处于类似的转折点,因为冬天迫使那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暂停。我一再表示支持盟军为挫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所做的军事努力。但是,现在将军事成果所实现的战略态势整合为一个新结构,并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时机已经来到。
乌克兰在近代史上首次成为中欧大国。在盟友的帮助和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的鼓舞下,乌克兰阻挡住了自二战以来一直悬在欧洲上空的巨大威胁--俄罗斯常规部队。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体系反对俄罗斯威胁或使用其核武器。
这个过程提出了有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原始问题。在美国和北约的装备之下,乌克兰已经成为了欧洲最大、最有效的陆军之一。和平进程应该将乌克兰与北约联系起来,无论表达方式如何。中立的选择不再有意义,尤其是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这就是为什么今年5月,我建议沿着2月24日战争开始的现有边界建立停火线。俄罗斯应该从那里交出其征服的成果,但不会交出它近十年前占领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该领土可能成为停火后谈判的主题。
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前分界线无法通过战争或谈判达成,那么可以探讨诉诸自决原则。受国际监督的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可以适用于几个世纪以来反复易手的特别分裂的领土。
和平进程的目标将是双重的:确认乌克兰的自由并确定一个新的国际结构,尤其是对中欧和东欧而言。最终俄罗斯应该在这样的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
一些人希望的结果是俄罗斯因战争而变得软弱无力。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过去的500年里,尽管俄罗斯有暴力倾向,但它对全球均势和力量平衡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其历史作用不应被贬低。俄罗斯的军事挫折并没有消除其全球核威慑力,这使其能够威胁在乌克兰升级战争。即使这种核能力被削弱,俄罗斯的解体或摧毁其战略政策的能力,也可能将其涵盖11个时区的广大领土变成充满争斗的权力真空,其社会的内部竞争可能会决定通过暴力解决这些争端。其他国家可能会寻求通过武力扩大他们的领土主张。所有这些危险都会因数以千计的核武器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复杂,正是这些核武器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强的核大国之一。
在世界领导人努力结束两个核大国争夺一个常规武装国家的战争时,他们还应该反思对这场冲突的影响以及新兴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长期战略。自主武器已经存在,这些武器能够定义、评估和瞄准它们自己感知到的威胁,从而能够启动它们自己的战争。
一旦跨越这个界限,高科技就成为标准武器——计算机成为战略的主要执行者——世界将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至今还没有既定概念的危险状态。当计算机接受战略性的先导指令,而这些指令在规模上和执行方式上不仅有内在的缺陷,而且还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领导者们如何实施控制?如何在信息、感知和摧毁能力相互冲突的漩涡中保存人类文明?
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军事技术)不断侵蚀(人类决策力)的理论,关于这个主题的磋商工作也尚未形成——也许因为有意义的谈判可能会披露新的发现,而这种披露本身就构成了未来的风险。克服先进技术与控制它的战略概念之间的脱节,甚至了解其全部含义,与气候变化一样重要,需要领导者同时掌握技术和历史。
追求和平与秩序有两个有时被视为相互矛盾的组成部分:追求安全要素和要求采取和解行动。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那么我们也将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外交之路可能显得复杂而坎坷,而要取得进展,既需要远见,也需要踏上征途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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